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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用完中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地点在天娱公司楼下的中西餐厅。确切地说，是海南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在天娱传媒的其他人眼里，那是王伟的小王国。
　　王伟对秘书小李说：“用我自己的钱埋单，包括订我明天去北京的机票。”
　　小李把刚要转身离去的服务生叫住了，因为王伟有某家银行的VIP卡，在这家位于长沙侯家塘立交桥东北侧、名叫金牛角王的中西餐厅消费可以打折。
　　据说，在中国人眼里打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这一天是2008年6月12日，离5月12日整整一个月。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或硬凑出来的废话。
　　那场毫无征兆、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正常生活进程的汶川地震，恰好是从一个月前的这一时刻开始的。
　　王伟对秘书小李的吩咐仅仅表明，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着手准备从精神上和经济上，跟有着“中国第一传媒公司”之誉的天娱传媒公司，划清界限。
　　在此之前，王伟与天娱传媒公司（以下称天娱传媒）的关系，有三种界定方式：第一，天娱传媒两名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天娱传媒资深副总经理；第三，天娱传媒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娱传媒公司总经理。
　　也就是埋单前的十几分钟，有人给王伟发来了手机信息，告诉他，这些年来总是与湖南广电、天娱传媒以及超女快男如影相随的神秘博主“舞美师”，又在网上有了新的“流言”：天娱副总王伟……很可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年底出逃……欧局长要小心啊，不要反倒被人家给炒了。
　　这些天，王伟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中。
　　关于他和他的团队将从天娱传媒成建制地撤离或“叛逃”的传言，纷纷扬扬。
　　实际情况是，虽然这并非完完全全是空穴来风，对王伟本人来说，却仍然处在犹豫和矛盾的左右摇摆之中。
　　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
　　这也是这一天我俩能够坐在一起吃饭的原因——我是他多年的朋友，而且完全是圈外人，他有很多积郁在心里的话想找人说说。
　　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合适的倾听者。
　　这不是吹的，我的两本书——《青瓷》和《红袖》被誉为官商两界的写实之作，很多人知道我曾身处官商两界的江湖，并在那里剑走偏锋、左右逢源，他们相信了那些江湖传说。
　　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
　　我一边与王伟倾心交谈，一边陷入沉思。我推测，对王伟来说，事情可能已经有些失控，他无法预知这件事情最终会闹多大。他不知道当他被无数种无形的力量，挟裹着冲到对方球门区的时候，他是否能强忍着抬脚怒射。他不知道他的头儿或头儿的头儿，是否会用中国人惯有的伎俩（比如说所谓的政治智慧）把这场“兵变”消解于无形，还是像“舞美师”说的，王伟“整个团队的出走，必将引发中国传媒业的地震”？
　　这个体貌偏瘦，比我小了差不多一轮的少壮男人，可能因为这几天睡眠不足的原因而略显疲惫与沧桑，但给人的整体感觉仍然精致、精神。我们随后转移到了他办公室，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和他的肢体语言都是放松的，放松到随时可以非常性情地把一条腿不讲礼仪地斜跨在真皮沙发的扶手上。他对我毫不设防，语速稍快但思路清晰，笑容出现在脸上的频次仍然很高，镜片后面的眼神，因为夹杂着临阵前的亢奋、思想者的深邃和梦想者的热情，时而闪烁，时而坚定。
　　王伟滔滔不绝的讲述把我带到故事之中，关于天娱传媒，关于“超级女声”，关于他的团队一年几千万的活动运营业务……
　　那曾经是他的江湖。
　　我得承认，我很快就被感染进而被感动了。
　　我灵光一闪：何不把它写成书？我跟王伟说了我的想法，他先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微一笑，说：“再看看吧。”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王伟的电话——书的写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我知道，王伟已被逼上梁山，看来他是真的不能不走了。
　　要走就要走得明明白白。
　　王伟需要给大家一个关于“自绝”于天娱传媒的解释。
　　他其实太爱天娱传媒了。
　　这使我给这本即将写作的书一个立意上的高度：通过王伟和他团队的励志故事，通过对天娱传媒初步的企业诊断，甚至通过王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为文化（传媒）体制改革提供一个范例或一些参考意见。
　　但是，王伟是一个“叛逃”者，他在提供一些资讯的时候，恐怕很难避免视角的单一与局限，甚至一不留神就会挟带上一些个人的情绪，怎么样才能使我的写作客观公正而不偏颇？
　　王伟说：“古人云，君子交恶，不出恶言。如果我对天娱传媒语出不恭，也是因为对它爱之切、失望至极。何况，从我内心里来讲，我不想伤及无辜。”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凭着我四十多年的阅人经历，我认为王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的心胸就像一间四面都是门窗的房间，通风透亮。
　　但是，出于爱心的絮絮叨叨是不是也会让人讨厌？
　　比如说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
　　还有一点，讲天娱传媒和王伟的故事，离不开湖南广电。
　　而在全国已具有了很大的美誉度、以长沙马兰山为地域坐标的那个传媒王国，人员鱼龙混杂，关系盘根错节，相关人员的功过是非更是云遮雾障，为了“不出恶言”，可能会让我的书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遇着问题绕着走，因为畏首畏脚的内部自审，其立意的“矮度”和运用批判的武器时的“心太软”，将注定其穿透力将虚弱得如强弩之末。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当然，我也是个俗人，我会认为，为了写作一部不完整的企业史及其中一些人四年多的奋斗经历而身陷是非的泥潭，有点得不偿失。
　　因为我根本无法预测被我指名道姓的一些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需要讨骂，我不需要树敌，我需要保持自己的品牌形象与含金量。
　　我想王伟也是。
　　我问王伟，我们是否宁愿为此牺牲这本书的高度或深度？
　　王伟说：“那就没意思了。”他旋即一笑，补充道：“你看我像个怨妇吗？”
　　我知道，王伟要的不是一堆或宣泄不满或阿谀逢迎的文字，而是对事实真相的还原、对他个人激情的解读和对天娱传媒低级配置、低水平运作的“历史素描”。
　　可是，不入虎穴而得虎子，不浑水而知其深浅，这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
　　我问他也问自己。
　　王伟沉吟片刻，放慢语速说：“我们要问责的是作为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完全市场化、把我们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的旧机制、旧体制，而不是基于蝇头小利之得失的个人恩怨。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意义。”
　　这我同意。
　　为此，我将在写作中尽量让这本书客观厚实，让它充满了希望、光明、启迪与探索精神。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天娱传媒身上倾注了太多的青春、情感、精力与心血，因为在他和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与天娱传媒的存亡兴衰融为一体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那些同样怀揣着财富的梦想与激情的企业或个人来说，至少能成为一种参照与借鉴。至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与旧机制、旧体制合而为一的人，如果不幸被我们的“流弹”击中，我将只能深表歉意。
　　为了使读者的阅读生动有趣，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我会更多地使用小说笔法，以使书中的人和事活色生香，与此同时，在一些节点，我会放慢思辨的脚步，做稍多一点的停顿与盘缠。从写作特点来说，这将是一本夹叙夹议的书，也将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将记录从2008年6月份开始到书稿完成这一段时间，与天娱传媒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据我所知，以天娱传媒的企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书，《非常媒·戒》是第一本，它是抛出去的石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它引来很多玉，也希望听到少数不小心被砸中脑袋的人发出一两声叫唤。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过连续多日和王伟及他的团队核心成员的对话与接触，撰写本书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奇怪的是，当呼之欲出的文字有了非常明确的指向的时候，我反而陷于了对素材取舍的矛盾之中。
　　这是一个投鼠忌器和分寸感的把握问题。
　　因此，是选择内敛的（或曰不痛不痒的）、皆大欢喜的（或曰完美）的表达，还是选择粗劣的、偏激的、偶尔露峥嵘的表达，将贯穿这本书的形成过程。
　　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必须尽量避开对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这样一来，必将使我犹如进入了地雷阵似的小心翼翼。这里就有一个悖论，既然是纪实性作品，当然要言之凿凿，难免要花大力气“挖”出一些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事实作为证据，但是太真实的东西往往令人恐怖，至少会令那些被指名道姓的人坐立不安，我要因此而放弃吗？
　　当然不。
　　不惹事不怕事，一直是我的生活信念。当然，像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样，另外一句更着名的话，也是我的信念：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我需要事先声明的是，这本书提到的天娱传媒是被湖南卫视接管之前的天娱传媒，我称之为旧天娱，新的董事长、总经理到位之后，新天娱将出现怎样的新气象，不在本书的考量之中。
　　这本书上架时，将遭遇归类的尴尬，好在作为一半是纪实、一半是论证辩驳，一半是案例、一半是励志的作品的写作者的痛苦与快乐，也就在其中了。
史玉柱成功其实很简单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和时代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于从零起步甚至从负数起步的人也能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并让他最终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许许多多具有发财致富梦想的人实实在在的天堂。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要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基本上可能性比较小，但在中国，只要你足够执着、诚信、勇于承担责任，你就完全有可能成功，一言以蔽之，你可以“赢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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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人埋怨机会不均等的时候，王伟在努力奋斗，这是他的励志故事很容易在“草根”阶层中找到共鸣的原因，他离我们大家如此之近，使他的成功经历变得每个普通的人都可以学习与模仿。同时，王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勇于突破体制的桎梏与传统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也算是一种冒险。因为人一旦脱离过去的常态与常规，并有可能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你不曾认为是困难的困难，很多人会承受不了压力，就放弃了，这样的人缺乏坚韧与隐忍，一定是不能成功的。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坚持的人更有可能比一般人走得更快和更远。
　　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现了三代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以大邱庄禹作敏、邱二村陈银儿，以及步鑫生、马胜利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时至今日，他们有的因违法进了监狱，其他的也大多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联想、海尔、方正、华为等企业管理者为代表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以低成本制造优势参与了全球产业分工，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上世纪末，随着新的商业模式不断产生，催生了以沈南鹏、陈天桥、江南春、马云、李彦宏等第三代民营企业家，他们赢在商业模式的创意性与前瞻性，主要取决于他的商业模式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纵观这三代企业家，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外界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内因则是他们内心强大的驱动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大理想大抱负的人。
　　从所拥有的财富与知名度上来讲，王伟暂时还不能跟上面提到的那些企业家相比。但我愿意给他祝福，因为他的想做大事、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激情，没有停留在脑袋腾云驾雾的理想主义状态，不是没有底气的瞎折腾，而是在一边做梦一边做事，在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为了心中的理想，王伟可以不要命地吃苦，“不要脸”地坚韧，他的勤奋与对事业的热爱成正比，在我看来，这是他总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成功的关键因素。
　　书里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跨行业资源整合”，这是有近十年媒体从业经验与企业运作实践的王伟的“新媒体”与“新活动”。我是专注于做保健品和网络游戏两个行业，并发誓不再涉足第三行业，这是我从自己的惨痛教训中获得的做事原则。王伟则是从他的行业出发，不断地向外拓展疆土，用他熟悉的行业去与他不熟悉的领域对接，做节会经济直到将要做的篮球B1，给人的感觉总是在另辟蹊径，并且总能获得“1+1＞2”的效益。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是很有意思的。我推销的是我的产品，王伟推销的是他个人。尽管如此，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是相通的：我们从来不贸然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此其一；其二，一个企业可以颠覆常理，但这种颠覆必须建立在证据和逻辑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与其盲目地藐视规则，不如反转大众的经济学常识、创造新的规则。这可能来源于我们相似的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读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做过三年的农村调查，而王伟也是学理工科的，在电视台做过多年的收视率分析。数学的抽象思维往往能够训练一个人的逻辑性，统计工作则能锻炼人吃苦耐劳、不怕烦琐的调查精神，这使我们相信运气，但决不依赖与迷信运气。这是企望成功者必须丢掉的第一个幻想，商业成功没有偶然因素，很多人看到了别人的高分成绩单，却没有看到别人底下做功课时的刻苦努力。
　　我愿意再说一遍，成功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只要选定的目标具有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性（即使暂时还不被别人完全理解），并为此不懈努力，就一定有收获，成功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你得避免总是一个人战斗。做销售和做活动，都必须注重团队的协作精神与执行力，在管理上，也都必须非常实在，注重细节，讲究非常严格的流程。我很欣慰王伟和他的团队具有这种素质，在此基础上，他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与了解市场，对目标消费者予以充分的尊重，并对其潜在的需求予以开发与引导，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这种尊重与互动是实现双赢的核心与根本。
　　《非常媒·戒》是一本结合天娱传媒的不完全企业史解读王伟的书，在王伟还没有把他手头的篮球B1完全做成功之前，他还只是一只价值有待充分挖掘的潜力股，因此，这本书或王伟的经历，还称不上一个高高在上的财富传奇，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创业神话，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和平凡的团队、不断自我超越的不平凡的奋斗故事。
　　当然，这本书说的远不止这些。
　　王伟在很多方面和我有相似度，但这不是我为《非常媒·戒》写点什么的理由。对我来说，替别人的书写推荐文章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但是，因为《非常媒·戒》是一本很好看而且内涵丰富的书，所以，我特别希望所有渴望成功的朋友能够和我一起分享。
　　史玉柱
引子  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像我从来没见过王鹏一样，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张华立。在王伟和其他湖南广电朋友的心目中，张华立是一个极有才气、极有诗人气质的人，为了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他可以不遵守甚至藐视一些官场的潜规则。 
第一节  “湖南广电高层变动，内部员工集体叛逃”
　　名头很响的“舞美师”其实是个神秘人物，即使在湖南广电，也没有几个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这个有时自称“舞美妹妹”又坚称自己不是女儿身的主，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披露一些关于湖南广电高层的劲爆新闻。这些新闻有时惊人地准确，有时则纯属八卦式的瞎扯淡。
　　我猜想，这个始终隐身的博客写作者，在孜孜不倦地满足着世人对传媒、娱乐圈的窥探欲的同时，也一定获得了某种自娱自乐的意淫快感，所以才会如此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这是“小说”。从大里说，为中国制造快乐，必须从你快乐我也快乐做起。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舞美师的辛勤劳动，倒是不仅符合湖南广电的“快乐”精髓，而且顺应“娱乐至死”的世界风潮。
　　由于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我成了他的看客，与其说是为了从他的文章中求证某一事件或某一说法的真伪，不如说是为了通过阅读他的文章，捕捉湖南广电的某种气场。我承认，他的博客成了我关于湖南广电印象的众多资讯来源之一，他的另外一些八卦文章，则偶尔也会让我偷着乐一下子，使我有幸中招成为享受窥探快感中的一员。
　　这一节的标题就是舞美师博文的标题，由于够劲爆，我准备一字不落地借用。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5月11日凌晨两点多钟（多么敬业的夜游神呀），全文如下：
　　“睡不着，对于最近广电高层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忽然想写点什么……
　　“一个人应该怀有梦想，一个人工作，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拿我自己来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传媒事业的电视人是我的梦想。我原在××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但是，生存的需要也影响着我对梦想的实践。很多人做电视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做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栏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是考虑为中国的传媒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在梦想与生存压力面前，我肯定是会选择梦想的，意思就是如果让我做一档能够影响到文化层面的节目，我宁愿不要一分钱。
　　“但是落到实际上，我却还是因为娱乐频道没钱、女性频道工资不高而离开了他们。这并不是我放弃梦想，而是因为那里暂时还不能实现我的梦想，既然不能实现梦想，钱又少，所以我离开了，但我离开了，并不代表我放弃了梦想。“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原因是因为近期娱乐频道的变动给我的影响很大。很久以前，廖爹的离开、演艺事业部的解散等等娱乐频道的变动，当时我就觉得娱乐走了这么多人，很可惜。而最近，以前演艺事业部的同事们集体辞职了，则对我的震动最大。引子山雨欲来风满楼
　　“辞职为首的是杰哥。他本来是演艺事业部的主任，演艺事业部解散以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人。虽说还是主任，但没有什么事做，这种状态对他来说肯定不爽。于是他率领原来演艺事业部的一帮人集体辞职了，令我吃惊的是，陈导也辞职了，跟他们一起搞了一个公司。陈导和杰哥，包括以前的廖爹，都是当年娱乐频道最辉煌的时候的中流砥柱，现在他们纷纷走了，我很难想象现在的娱乐频道的节目制作实力。有人说他们的出走，是因为魏文彬下来了欧阳常林上去了，但我知道，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钱。
　　“以前娱乐频道，他们就常常抱怨工资少，他们的能力自然是有目共睹，随便去家私人的演艺公司或传媒公司，工资绝对比在娱乐频道的高得多。在电视台，累得死，钱又少，他们现在自己开公司，凭借他们的实力和关系，赚的钱绝对比在娱乐频道做事多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在我看来，如果走一个人，自然很正确，因为外面做事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好。可是他们是一帮人集体出走，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对娱乐频道是什么影响呢？娱乐频道现在本来就是江河日下，又走了一批资深的老员工，我真不知道张总对于这个事会怎么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急死去，但细细想来，急又有什么办法呢？娱乐频道又不能给他们更好的待遇，何必又要阻止他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呢？
　　“外人看起来电视行业的人都很风光，其实不是，真正做事的人，拿的钱少工作又累。我记得张一蓓（“越策越开心”的黄小鸭的配音）曾经跟我说过，“做电视，退可养家糊口，进可扬名立万”。言外之意就是，做电视做得好，也只是扬名立万，而不能发大财。说到张一蓓，又不得不说她率领越策团队出走的事了，“越策”的出走，更绝，集体电话关机。张一蓓出走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所以也不太清楚她出走的具体原因，不过我想，肯定还是待遇问题。“越策”是湖南一个相当成功的节目，张一蓓曾经跟我说过他们团队的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可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节目，主创人员的工资也就几千，跟他们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不成正比。张一蓓他们去的是海南，我相信海南开给他们的条件肯定相当优越，比经视优越得多。
　　“说到这里，又扯到了更深层次的话题，张一蓓为什么去海南，是因为丁晖在那里做广电总局的局长。丁晖我接触不深，但挺佩服他，以前是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后来去了海南。至于为什么去海南，坊间流传是其在湖南广电不能上位而去的，而他是魏系。湖南广电很多人都是魏系，魏文彬的退休欧阳常林上台正是湖南广电很多人出走的原因。关于这些，我不想多说，因为这不是我所能讨论的，我只能说广电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一样，也是很深很复杂，甚至更复杂。
　　“丁晖的出走，本来就带走了一批人，我这篇文章想讨论的就是这些人出走对湖南广电的影响。上面说到陈导、杰哥他们带人出走对于娱乐频道的影响很大，而张一蓓她们的出走肯定对经视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丁晖带了一帮人去，自然是对湖南广电的影响相当大，人才流失一直是湖南广电一块心病，我觉得根源很简单，就是湖南广电培养出了一大批能人，却不能给予他们价值所匹配的酬劳。而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地方的高收入自然吸引他们过去。湖南广电第一次的人才流失应该是梁瑞平、周石星（华娱卫视台长）他们，让他们离开的关键因素就是外地优厚的待遇。
　　“第二次恐怕就是龙丹妮的离开，而龙丹妮的离开并不是因为钱，我觉得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梦想的实现。当时龙丹妮在经视怎么努力所影响到的也只是湖南观众，而她的实力并不比超女的制作团队差。廖爹、夏青他们因为传播平台的优势而获得了比龙丹妮更有影响力的成功，所以龙丹妮才决定去东方卫视，我觉得她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电视梦想。
　　“第三次的人才流失应该就是这次欧阳常林上台所带来的人事变动，这次人才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待遇，肯定存在着派系斗争的问题。
　　“我觉得，解决湖南广电人才流失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市场化，让那些劳动者们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价值。像凤凰卫视，老员工都可以获得股份，他们的努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所以他们很少有人跳槽，如果湖南广电不是这样，很难束缚住那些有才能的人。
　　“刚才说不知道张总会不会对娱乐频道的人才流失着急。张总很可能成为湖南电视台的台长，呵呵，可能张华立现在想的不是如何留住那些人才，而是怎么当上台长吧！玩笑玩笑。”
　　对于不熟悉湖南广电圈子（它们有另外一个很响的名头，叫“电视湘军”）的人来说，上面提到的一些人物也许会让读者如坠雾里云中，不过，不用太着急，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在我们的书里间歇出现。比如说前湖南广电局局长、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魏文彬，现湖南广电局局长欧阳常林，着名电视节目策划人龙丹妮，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以及与“超级女声”如影随形的夏青等等。
　　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娱乐频道就是旧天娱传媒公司的大东家，他们一直坚称是他们打造了“超级男声”和“超级女声”，当然，这本书的“男一号”王伟就来自于那里。
　　舞美师发表这篇博客的时候，魏文彬与欧阳常林的权力交接确实刚刚完成不久，这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诱导，即“湖南广电高层变动”成了“内部员工集体叛逃”的直接原因。
　　如果不是为了博取上位的虚张声势，窃以为这种“归因”的动机便大大地值得怀疑，因为它对魏文彬已毫无意义，对欧阳常林却很有压力，对广电的员工则等于播撒了一大片人心浮动的种子。
　　不过，我同时也得承认，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思维，领导易主引发下面各管理层的重新排列组合，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庆幸的是，王伟并没有在上述文字中出现。他这时候的确切身份有如下两个，旧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和海南天娱传媒总经理。
　　明眼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两点：第一，副总经理之前值得玩味的“资深”二字；第二，他与湖南广电的最高权力之间的级差。
　　王伟幸免于成为“叛逃”大军中的一员的日子似乎仅仅保持了一天。
　　2008年5月12日下午，王伟返回长沙，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他受匈牙利国家旅游局邀请，考察其旅游项目并拟在中国推广。
　　就在这一天，湖南省会最有名的纸媒之一《长沙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任职天娱总经理，龙丹妮打造‘后选秀时代’”的报道。我决定拣紧要处摘录如下：
　　湖南卫视金牌制作人、“快乐男声”总导演龙丹妮即将离开湖南卫视。昨日记者从天娱公司获悉，龙丹妮即将加盟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一职，全盘接管天娱的工作业务。这将意味着龙丹妮走马上任后将全力打造旗下超女、快男的演艺道路，欲开创出一片“后选秀时代”。
　　此前，由于天娱公司的总经理一职长期悬空，王鹏担任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一职。对于跳槽到天娱任总经理一事，龙丹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是有这么一说，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消息没有对外公布，所以不方便透露更多。”
　　这两年，天娱方面在成功造星之外，艺人的频频解约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龙丹妮担任天娱总经理后，将全盘接管天娱在全国的所有工作业务，原本大小事务一手抓的王鹏将继续担任天娱传媒董事长一职，而龙丹妮除了规划旗下艺人的发展计划，还将发挥其长项，在全国各地做一些大型活动。
　　不过对于外界所说的“天娱将发生‘地震’”，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龙丹妮来也只是普通的人事调动，不会影响到公司所有的正常运转。
　　往年此时的“超女”、“快男”一般都已经热闹开锣，但是今年的选秀节目，湖南卫视方面有些“后起跑”，就在全国其他几大选秀陆续启动后，湖南电视台方面突然透露本月闪电启动“快男”。为何如此匆忙？湖南电视台内部人士分析，在“快男”“超女”巡回演唱会票房惨败、其他几大选秀陆续启动、天娱内部财务出现危机（没有项目和活动）的三大压力下，闪电启动2008“快男”，意义非凡。并且，第七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在奥运以后在长沙启动，这几届的金鹰节因为有了炙手可热的“超女”资源才有了盈利，因此只有在金鹰节前完成“快男”选秀活动，第一时间拿到金鹰节明星资源，才能创造更大的活动票房，节省更多的金鹰节艺员费用。
　　考虑到报纸必须提前一天编排的因素，“舞美师”博客的权威性实在应该大打折扣，因为在他的博客中对龙丹妮加盟天娱的事，居然只字未提。在这篇后来被数十家媒体广泛转载的报道中，我再一次没有看到王伟的名字。
　　实际上，他是最后一个从非官方、非组织、非公司、非正式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的人。
　　作为天娱传媒最初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作为把活动经济、节会经济做成公司的另一个重要支柱的有功之臣，我不知道王伟是否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坐上天娱传媒总经理的宝座，但龙丹妮即将空降该公司，王伟作为天娱传媒排名第二的高层领导，事先居然没有一个人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却无论如何不能被看成是一件正常的事。
　　后来我们知道，正是这一天，在四川汶川发生了强烈地震。
　　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巧合。
第二节  新一届“快乐男声”启动之际的“逼宫”？
　　对于湖南广电来说，2008年的夏季是一个微妙的时期，尽管欧阳常林是接替魏文彬的不二人选，但新官上任，工作千头万绪，怎么样先稳定、再发展，然后一出手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摆脱掉他的前任投下的巨人般的阴影，应该是这头“湖南骡子”（琼瑶对欧阳常林的称呼）间或思考的事情之一。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却是办好金鹰节。
　　金鹰节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简称，以中国电视金鹰奖的评选颁奖为主要活动内容，是唯一以观众投票为主选方式产生的全国性电视艺术综合大奖，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国产电视艺术作品作为评奖和交流对象的电视艺术节庆活动。首届电视金鹰奖评选活动于1983年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自2000年第18届开始，改称为“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每年的第四季度固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
　　金鹰电视艺术节的举办，不仅将吸引大量国内单位、企业、群众踊跃参加，而且愈来愈受到国外传媒的重视，其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
　　这是“官方”的说法。
　　坊间说法是这样，金鹰节的引进是魏文彬“好莱坞”、“奥斯卡”情结的产物。
　　首先，能够跻身全国性电视艺术综合大奖的主办方队伍，等于占据了电视艺术的一个制高点，有了话语权，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风向标和领航员的作用。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国度，东道主的地位总会让自己的电视产品占一点人情分。
　　但从它的构架看，金鹰节对于湖南广电来说是行政资源而不是市场资源，恰恰湖南广电对它的行政掌控能力又明鲜不足，比如说他们没有权力制定金鹰奖评选的规则，甚至都不由他们主持，而且每届超过3000万元的成本，使它一开始就是一个赔钱的项目。他们以为自己抢到了一大块金子，但几届办下来，给人的感觉很有可能是捂之发烫，弃之不甘。
　　魏文彬是那种做事大手笔的人，他更像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为了心中的梦想，不会过于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
　　欧阳常林以抓项目、搞管理、执行能力极强着称，可能更加信奉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面对一副前任替他抓的旧牌，除了超水平发挥，短时间内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据我个人分析，举办本届金鹰节对他来说不利之处有三：其一，年前的冰雪灾害和五月份的地震灾害，对全国的演艺业务构成了致命的打击，中国军民众志成城抗冰（震）救灾的大氛围，使得民众无心“放肆娱乐”；加之因编剧罢工而草草举办的奥斯卡颁奖和同样黯淡无光的香港电影艺术节的外围背景，金鹰节的社会效益将大打折扣；再加之那时奥运盛事刚过，人们的情绪处在高潮之后的平台期，没有一种极富创意的活动形式，调动电视观众的积极参与，恐怕真的前景堪忧。
　　其二，湖南广电参与金鹰节从功能设置上来看显然先天不足，金鹰节不能直面市场，而是通过行政协调手段配备湖南广电内部各种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各个部门、公司，它们利益、责任均不明晰，没有明确的利益驱动，更像是屈从于行政权力的被动应付，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必定被其中的繁文缛节所损耗不小，欧阳常林要改变这种格局以便直拳出击，除了需要政治家的胆识、谋略家的技巧、执行者的扎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假以时日。否则，在物价指数高于上届的情况之一，金鹰节的经济前景，也实在不敢乐观。
　　其三，全国各种电影电视文化艺术节已经不少，同质或相似质的竞争使金鹰节本身的含金量面临着缩水，而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价值，上下波动是一种常态，不增则减。欧阳常林上台伊始，金鹰节如果办得差强人意，虽然不至于成为他仕途生涯的滑铁卢，但魏文彬抢到手的金子传到他手里被他糟蹋了，这个“罪名”可能就由不得他不背。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汶川地震带来的伤痛与悲悯，已使中国人的快乐情结被压抑得太久，逝者已永逝，生者当自强，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绝大多数公民幸福指数逐渐上升的社会，因此，借助奥运会的余热，金鹰节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通道，让全国性的娱乐节会实现一次井喷，实现荧屏内外电视与观众的共舞狂欢。
　　这个假设如果能成立，打上欧氏标识的金鹰节，便足以宣告湖南广电魏时代的结束、欧时代的开始。所以，对于欧阳常林来说，金鹰节能否成功举办，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开创新的艺人资源的“快乐男声”，能否正常而迅速地启动，便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长沙晚报》的分析不无道理，欧阳常林只有迅速启动“快乐男声”的选秀活动，才能吸引广告用户的眼球，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省艺员成本，除此之外，他手上的牌似乎并不太多。
　　天娱传媒就更不用说了，要摆脱公司的财务危机，最短平快的项目就是“超女”“快男”的选秀活动，尽管该活动早已被全国兄弟媒体一次一次地克隆，含金量也一次又一次地被稀释，但其首创的盟主地位应该还在那儿。况且，按照与湖南卫视签订的约定，湖南卫视的频道资源是不需要天娱传媒投入成本的，一场选秀活动下来，等于白得了数以千万元计的艺人资源，所以，没有理由不当一回事儿，而且，就像欧阳常林一样，除此之外，天娱传媒的牌似乎也不太多。
　　这副牌需要几个人一起打。
　　据传，龙丹妮最初进入当时的湖南经视并没有参加正规的应聘考核，而是由欧台发话，直接上班。她本来是想当节目主持人，经视台给她的岗位却是综艺节目导演，这种知遇之恩，应该足以让“小女子”感动很长一阵子。龙丹妮后来的良好表现，也证明欧阳常林确实有识珠慧眼。
　　派别之分似乎是中国单位一个永久性的特色。湖南广电也未免俗，总有人公开或私下里让员工站队，并以魏系欧系冠之。龙丹妮无疑是欧系，她的才华、执行力和影响力又有目共睹，所以，在这节骨眼上，把她安排到天娱传媒总经理的位置上，似乎顺理成章。
　　紧接着，2008年7月2日，发行量逾50万份的本土大报《潇湘晨报》爆出了天娱传媒集体放假30天的消息，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开源节流”，给人一种撑不下去了的感觉。这个消息来得真不是时候。外人有理由猜想，一直毁誉参半的天娱传媒是不是真的陷入了某种不能自拔的生死危局之中？
　　龙丹妮临危救主似乎责无旁贷。
　　问题是王伟往哪儿摆？都知道权力的最高准则是平衡。
　　龙丹妮的到来，不会打破这种平衡吗？
　　后来我曾多次直接问王伟，他的“叛逃”是否与这次风传中的行政任命有关，王伟说应该多少有一点点关系，但绝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不是全部的原因。仅有的那点关系在于，这个公司究竟向何处去？它是否还有救？是仍然以艺人经纪为主业，还是像王伟现在做的，在活动经济方面攻城略地？问题在于，这不是王伟能够左右得了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一些事情只要打上行政的色彩便很难准确预测，难度在于你不知道它的不确定性在哪儿，比如说很有可能因为某一个有话语权、决策权的人心血来潮的一句话、或者需要替某个人安排某个位置而改变事情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无为而之，听之任之。另外一部分人会选择“公关”，通过找关系往自己希望的方向运作。还有极少数人会选择跳出那个圈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玩儿吧。王伟是极少数人中间的一个。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以下几件事，让我们以备注的方式记载如下：
　　备注一，第七届金鹰电视艺术节，于8月29日至8月30日在湖南长沙举行。开幕式的主题是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国电视艺术诞生50周年，所以相关节目内容都是根据这一发展线索编排的。开幕式演出表演嘉宾前所未有汇集到了两代内地流行乐坛最坚强的力量前来助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电视人的超级盛会，更成为了内地优秀音乐人的鼎盛聚首。演出盛况当然无法跟刚刚过去的奥运会开幕式相提并担，但也中规中矩，气势恢弘，可以跟以往的任何一届交相辉映。然而在我看来，本届金鹰节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亮点，却是将节会的时间从三天压缩为两天，以及取消了前几届既定的明星演唱会等节目。由此我看到了进入欧阳常林时代的湖南广电的务实精神。
　　备注二，湖南卫视宣布停办“快乐男声”。今年以来，关于“快男”或者“超女”是否会如期举办的消息一直广受关注，广电总局的限令、年初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再加上北京奥运会占据了选秀节目的黄金档期，让许多人觉得举办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既使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舞美师的博客，还是湖南卫视，均是一副随时可能敲响开场锣鼓的架势，坊间甚至传言导演组已经做出了比赛于9月15日启动的预案，直到9月11日才尘埃落定，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总监、新上任的湖南卫视常务副台长张华立在自己的博客中说：“湖南卫视今年不做‘快男’了，主要原因是今年中国上演了大悲剧和大喜剧，没时间也没空间做了。”后来有媒体述评说，湖南卫视停办“快男”是以退为进的妙招。因为选秀节目参赛和收视的主力军都是学生，因此错过暑假这个最佳时机，不办总比勉强支撑强；其次，已经开始的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和东方卫视“我型我秀”收视都非常惨淡，这样让湖南卫视对于今年的选秀市场不抱信心；加上今年广电总局限制选秀节目，暂时停办，明年再发力实为明智之举。但有好事者估计，湖南卫视因放弃“快男”广告损失在两亿元以上。我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因此不想枉自揣猜停办“快男”到底是湖南卫视的主动选择，还是仅仅因为没有拿到广电总局的批文。但我注意到了原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早在2007年11月参加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那是王伟操办的活动之一）开幕式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态，他说，他个人觉得明年“超女”、“快男”已无再办下去的必要，“这两年国内选秀太多了，去年一年就有200多个。选秀到了需要冷静的时候了”。也许身为旧天娱传媒董事长的王鹏，才真正知道“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无法办下去的原因？也许早在半年以前，他便感受到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之类的选秀节目即将被市场所抛弃的宿命？我进而想知道的是，在当时，他是否感受到了自己属下那个庞大的传媒帝国已经在往下坡路上走？
　　备注三，关于天娱传媒的近况。最有权威性的说法当然是张华立2008年9月23日的博客，全文下载如下：有很多朋友询问天娱传媒近况，不胜其烦，一并解答如下。天娱的确是在我手上创办的公司，由湖南娱乐频道全资持有。本来我就是理所当然的董事长，但考虑到既然想从这个体制中走出去，就干脆利落一点，让别人去做，省得把电视台的决策和公司行为混到一起，因此委派了我的副手王鹏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几年下来，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突破传统媒体单一盈利模式，搭建娱乐产业链的努力有示范探索作用。在内部体制不顺、市场风云变幻的背景下，王鹏功莫大焉，亦苦莫大焉。002005～2007年，各路投资者踏破门槛，我也极力推动，希望以此寻求战略资本，实现体制突破。万事俱备时，出于集团整体战略考虑，取消了天娱改制个案，公司当然得服从大局。最近，天娱改由湖南卫视全资控股，有关法律手续正在办理中。由于我们选择了公司加强内容制作的发展方向，不仅仅局限于艺员经济，因此对公司领导层进行了改组。请集团营销中心主任、卫视台长助理、生产调度中心主任张勇出任董事长，董事会请着名娱乐节目制作人龙丹妮出任总经理。王鹏仍然是董事之一，也将在卫视担任重要部门职务。张勇大开大合又思维缜密，有勇有谋；丹妮是市场承认的一个业务符号，善于玩弄各色项目，也能团结各色人等，相信这一搭档能翻江倒海，折腾出新花样。我敢肯定，天娱传媒在中国娱乐产业中会扮演一个狠角色。看到这篇博客的第二天，我问王伟对于天娱传媒人员配置的看法，王伟想了想，给了我两个回答，并允许我从中随便挑一个写在书里。我也想了想，决定还是把两个回答都写进来。回答一：关我鸟事。你看，我现在忙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回答二：天娱传媒调整发展方向肯定是必须的，但实际效果也还有待市场的检验。做公司是一个先适应市场再驾驭市场最后引领市场的过程，能适应这种需要的配置就是合理的、科学的配置。“还有”，王伟补充说，“就是看游戏规则建立得怎么样，一个是内部管理的规则，一个是和股东的关系，既能沟通顺畅，又能各司其职。这样，当他们面对市场的时候，起码内部的管理与沟通是正常的，没有大的内耗。”我把后面的补充看成是王伟对新天娱的祝福。我知道的最新的消息是：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上任以后，原海南天娱传媒办公场地由长沙市侯家塘佳天大厦的外租点迁回湖南广电；原海南天娱传媒员工需重新面试以确定是否上岗。
　　备注四，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计划中止。公司董事会2008年10月17日发表公告称：公司曾于2008年9月22日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宜，公司证券已于2008年9月22日开始停牌。一、曾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介绍：公司拟采取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下属媒体的经营性资产，以此做大和完善公司的传媒主业。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公司与集团及中介机构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并对置入的相关媒体资产进行了初步的审计和评估。三、中止筹划的原因：由于本次电视媒体资产的注资行为在国内媒体行业尚属首次，改制重组比较复杂，导致相关方案还不成熟。为此，公司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四、承诺：本公司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按照媒体的说法，此次资产重组“流产”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湖南广电内部对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尚有分歧——具体操作方式及注资内容，“方向是肯定的，但谁先谁后目前内部有争议”。媒体进而披露，湖南广电高层对具体将哪些资产注入电广传媒，至今没有统一意见。支持者认为此举将有利于电广传媒的资产优化和湖南广电的内部资源整合；反对的声音则称，电广传媒首要的是“回归主业”——不久前收购湖南有线网络等动作，对公司有非常正面的促进，而简单的资产注入未必就是好事。至于这件事可能对新天娱传媒产生的连带影响，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备注五，湖南卫视自制青春励志电视连续剧《丑女无敌》获全国收视冠军。
　　备注六，王伟于2008年7月在长沙注册成立长沙新活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8年11月华熙国际注资5000万人民币，与长沙新活动共同成立新活动传媒。王伟于2008年9月15日以39万的价格买下了一块户外巨幅广告位一年发布权，其位置位于湖南广电前的高速公路上，所有去湖南广电的人或从湖南广电回城的人，只要一抬头就能毫不费劲地看到。这一动作被部分人士解读为王伟与湖南广电公开叫板的嚣张之举，王伟窃笑。当他跟我解释其真正的动机之时，我在心目中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了10分。详细情况我们以后再说。
第三节  谁去谁留谁PK谁？
　　“我不是一个揽权的人，是由王鹏继续兼任天娱传媒的总经理，还是由龙丹妮或者别的什么人来担任，我无所谓。实际上，从天娱传媒创立到现在，我曾经很多次让出了我的地盘。”
　　王伟还没有辞职的那会儿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王伟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在公司管过很多方面的事儿，包括最初的行政和财务，曾有过大小五六个头衔，公司每进来一个骨干，他就会让出去一块地盘。他不仅没有心理障碍，还挺高兴的，因为公司在发展壮大。
　　但是，揽不揽权，有没有权力的欲望是一回事，是否被充分的肯定与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基辛格曾经说过，权力是强烈的催情剂。在这本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书里，我们不讨论权力是否可以起到“伟哥”的作用以及是否可以让年轻貌美的姑娘爱上老头儿之类的问题，但我知道，权力至少是一个神秘的魔方，它的每一次转动，必将产生多种颜色的重新组合，人际关系也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是什么社会？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硬性指标的社会。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对权力抱有一副超然与藐视的态度，也实在是太难了。在一个逐渐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与世无争的隐士是不存在的，即使能在某一时段远离尘嚣，也必须以有一定存量的物资条件为基础。而且从本质上来说，人是一种更适合于群居的动物，谁也逃脱不了影响人或被人影响的命运。
　　权力为什么让人趋之若鹜？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它能给我们带来最实际的利益；而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它能让人跃上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强化他对拟从事的事业的掌控能力和对他人的影响能力。
　　简单一句话，在一个单位或组织里，你不领导人，就要被别人领导，而领导你的人多了，你的自由度就小了，一些你想干的事可能就干不了。就像伯特兰·罗素说的，“除了自身快乐，我们的第二大愉悦是阻止别人快乐，或更宽泛地讲，是获得权力”。这样看来，权力还真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不仅跟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有关，还跟一个人的事业成败密切相关。
　　王伟完全不在权力运行者的计较之中，他和他的团队因此成为了权力运行者的一个盲点，这事搁在谁身上谁不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进行自我调节，并把它消融到无形；否则，它可能会马上上升到精神层面，变成一个对他这几年所做工作的基本评价的问题，变成一个是否被尊重、被理解的问题。
　　我理解王伟的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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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暗自猜想，对他来说，在那一瞬间，以前从来不觉得是问题的归宿感以及集体荣誉感，突然变得极其不现实起来，摧残着他的自信，让他心里空落落的难受。他必须找人问个明白。
　　他决定先找王鹏。
　　且慢，我对权力的描述和对王伟上述情绪的猜想，很有可能会把读者带入一个误区，以为这件事真是促使他痛下决心离开天娱传媒的一个重要契机，他因为受了被人忽略不计的委曲而意气用事。
　　不是的。
　　以后的文字将揭示，与其说王伟是那种激情中夹杂了冲动、因为过于自信而显得不够老成持重的人，还不如说他是那种简单的、纯粹的、非此即彼的、为了正当的利益诉求不惜与顶头上司拍桌打椅的、充满阳刚血性而鄙视政治手腕的人。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和他的团队融为一体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团队精神。在他的理解中，对他个人的忽略必然导致对他的团队的伤害。个人的权力不是加强而是减少，也许还能忍受，但如果因此导致他的团队受到藐视，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是的，王伟的团队是个小集体。
　　也许有人会坐着说话不腰痛，说王伟应该有大局观念，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是呀，如果真这样，那将是一种高尚的选择。
　　但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级组织，都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肆意地允许自己随意性、粗放性地行政；另一方面，苛刻地要求被管理者道德高尚、大公无私、俯首听命。
　　更何况，王伟和他的团队准备“自绝”于天娱传媒，真的不是因为王伟本人气量太小、太沉不住气。他认为，现代行政运作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程序的透明化、过程的公开性和信息的对称性。旧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打造不了现代意义上的传媒航母。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与信号。系统越庞大，干部选拔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一旦被质疑，系统瞬间失灵的可能性也越大。总之，王伟觉得是天娱传媒和它上面的人，似乎在无意或有意地逼他做出选择。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对公司的业务做颠覆性的调整，还是沿引过去的老路，公司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如果不作为，只会让大家一起死。
　　王伟不理解，决策层是看不到这一点，还是不想改变或无力改变？
　　总之，上述考虑让王伟准备去找王鹏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点犹豫。
　　王伟是这样想的，我不能兴师问罪。如果王鹏不来找我，也许一切不过都是谣传，我去找他，反而只会给他增加压力。那就等一等吧，等他主动来找我。我是公司的资深副总经理，我那么早出来和他一起打拼，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于公于私，他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王伟等来的是另一个副总的电话。那个电话没有任何过渡，直接通知王伟跟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一起去湘雅医院，说龙丹妮要过来了，她妈妈生病了住在湘雅医院，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电话让王伟觉得莫名其妙。
　　这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想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完成对他的正式通知？
　　王伟找个理由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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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公司通知王伟去王鹏办公室开会。王伟看到王鹏旁边多了一个办公室，就问刘海旭这是谁的办公室啊？刘海旭说这是为龙丹妮准备的，但她来不来还没有最后定，如果定了，一定会告诉你的。王伟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王鹏来了，也不再提这件事。那个会开得莫名其妙，既没有议题，该来的人也不齐，两三个人稀稀拉拉地坐着，中间还有闲杂人等进进出出的。王伟大概坐个二十几分钟就走了，也没有人留他。
　　王伟越来越不爽：原来他在王鹏心里的位置，不过是个等着被通知的人，这叫什么事儿吗？
　　他把这几年发生的事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实在不明白王鹏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结论却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他和他的团队早就成了被晾在一边儿的排挤对象。
　　这个结论早就该有了，至少应该往前推半年。
　　每年年终各频道都要开年度总结评优会，魏文彬和欧阳常林一般都会参加。各部门先报名单，然后引进“超级女声”选拔形式，进行现场PK。在2007年娱乐频道的年度总结评优会上，王伟、王平波、王谅是海南天娱传媒推荐的代表，却一个一个被艺人部的代表PK掉了，一个不剩。艺人部当年度凭借优势的艺人资源进账有6000多万，但却有亏损；王伟他们在没有任何优势资源情况下却打了那么多漂亮仗，现金进账5000多万，居然连一个优秀员工都没有评上。而且，所谓的评优既没有硬指标也没有评选规则，全部由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所谓的现场PK，不过是走走过场。人家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事先跟王伟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
　　这还不算最寒心的。2007年春节以前发劳费，王伟签了字，总经理办公会通过了，王鹏自己也在立项报告上签了字，可事到临头，公司相关部门居然说这个事情不算，还得重新报。公司怎么可以随便不把这事当回事呢？王伟可不想让他的下属白忙乎一年什么都捞不着，跑到王鹏办公室拍桌打椅这才要到钱。
　　这种事应该发生在号称中国顶级传媒公司的天娱传媒吗？
　　上下级之间如此不能沟通，连最基本的信任关系都没有，事情还玩得下去吗？
　　王伟觉得到了该想一想自己和自己的团队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了。实际上，
　　王伟六月中旬跟我见面之前，他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同学就在怂恿他，让他另立门户，出来单干，他们承诺给他投入3000万资本金。
　　王伟试探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团队的几个骨干成员一说，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也早就过腻了这种不被正视、不被肯定的憋屈的日子。真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自去找门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关于天娱传媒陈旧的体制、老套的管理水平以及他们脱离天娱传媒之后可能面临的困境与前景。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董事长那里，这次反应倒快，发信息给王伟，称王伟为王总，说王总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王伟立即给他回了信息：老老实实地说，一切还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最后怎么弄还不知道，我在确定何去何从之前一定会坦诚地跟你说。那天两个人不停地信息往来，董事长说了很多关于公司鸡毛蒜皮的一些事，王伟觉得原来老领导和哥们儿对他早有了看法和成见，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其实，关于公司和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
　　王伟不发信息了，跟董事长打电话，希望两个人见个面，把一些话摆在桌面上说清楚，该是上下级的还是上下级，该是兄弟的还是兄弟。
　　但王鹏没有接电话，王伟给他发信息，他也再没有回。王伟又被晾了。
　　一晃到了6月11日，见风就是雨的舞美师以“‘魏晨事件’加速天娱副总王伟出逃”的博客文章，把王伟即将率领他的团队出走的消息捅了出来，同时贴了一张王伟与IMG创意总监迈特的合影，推论说王伟筹备的新公司将与国际资本合作，同时公布了所谓新公司的三张策划书。
　　不到一个小时，欧阳常林给王伟打电话，说他正在上海，第二天回来。问王伟有没有时间，如果方便，大家尽快见个面。
　　细心的读者将会记得，那天中午我和王伟在一起。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王伟急匆匆地赶往马兰山——湖南广电所在地。欧阳常林同王伟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还请王伟在湖南卫视新闻中心的楼下吃了工作餐。
　　欧阳常林一见面就问舞美师博客上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希望他不要走，说他一直认为王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能做事，不走未来在湖南广电的空间会很大。
　　欧阳常林的挽留让王伟心头一热，并不是因为欧阳常林那时已经是湖南广电局局长，而是因为他的真诚。董事长别别扭扭地不跟王伟通信息，隔了那么多级别的欧阳常林却亲自约他嘘寒问暖，王伟在那一刻真的是被感动了。他表示，只要天娱传媒的体制能有所改变，他并非非走不可。
　　王伟没有得到来自于董事长的安抚。他只是让王伟先答应下来先别走，只要留下来，一切好商量。他对王伟说：作为公司资深副总经理，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太不像话了。简直是胡闹。市场不是那么好玩的，海也不是那么好下的。
　　王伟的表现被王鹏理解成了玩过家家的游戏，这让他哭笑不得。说到市场、说到下海好不好玩，但自认为比董事长更有发言权。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王鹏为什么会对王伟说那些话，在王鹏眼里，王伟始终是他的小兄弟，天娱传媒这时面临的困境已经够可以了，这个时候，你，王伟，应该责无旁贷地和我站在一起，共渡难关，而不能像范跑跑那样临阵开溜，那岂不是太不给老大面子了吗？你想出去，你想做老大，可我告诉你，老大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两个人完全不搭调。我曾经想过，如果王鹏能多少站在王伟的立场上态度真诚地替他考虑考虑，安抚一下，肯定他们的成绩，要求王伟和他一起并肩战斗，我想王伟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决绝。他本来就是一个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人，现在被别人当成了一个瞎胡闹的人，王伟觉得自己的血性一下子就上来了，他觉得可能没有搞清状况的不是自己，而是董事长。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尽量控制着情绪向王鹏说出了自己的诉求：第一，是产权关系问题，怎么样让王伟担任总经理的海南天娱传媒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全资子公司。王伟并不要求王鹏给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的相关条款执行就可以了。第二，天娱传媒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进行体制、管理改革，你必须给我一个时间表。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但起码你得让我看到你在思考、你在行动、你在争取。
　　你真要留我，就得给我一个让我踏踏实实留下来的理由。大家都用不着玩虚的。
　　王鹏这时应该还是真想挽留住王伟的，马上表态让他做方案。
　　王伟立即响应，很快就做好了方案，第二天因为要赶到上海上长江商学院EMBA的课，委托团队里最核心的一位成员王平波把方案交给了王鹏。
　　对此，王伟不知道该不该抱有希望。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原来答应给王伟投资的长江商学院EMBA的同学在资金上出了问题。他们是做证券的，这时的股市开始走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每天十来台宝马说没就没了，这使他们无暇他顾。
　　这样一来，王伟的处境便犹如陷入了冰谷。
　　进，前面是百丈冰山。主要有两点：第一，失去了天娱传媒的品牌，一个没有任何业绩支撑的民营企业，能否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活动经济的市场中站稳脚跟？第二，几年下来，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只要一离开天娱传媒，第一件事就得为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发愁。不可否认，王伟核心成员中，不排除有人就是冲着传说中的3000万资本金来的，强大的资金支持，可以让新公司高举高打，占领活动经济的制高点。如果失去了强大的资金后盾，他们连50万的注册资金都得东拼西凑，当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几个骨干一开始就有了股权方面的保障。不利的地方是，公司的格局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他们将不得不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所以，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考虑，对他们来说都算是一场生死考验。
　　退，能退到哪儿？
　　问题多多的旧天娱传媒，能够在短时间脱胎换骨、除旧布新，变成一个温暖宽广的怀抱，并给他们一个施展拳脚的新天地吗？
　　2008年6月28日，星期天晚上11点，王伟从上海上完课回到长沙。王平波约他，说不管多晚都要跟他见个面。
　　让王伟猝不及防的是，王平波开始劝说他，说大家都不走了行不行？
　　王伟以为王鹏那边的事有了进展，对他的方案有了表态。
　　没有。
　　王平波和王伟还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堂叔侄。作为长辈，王平波跟王伟总是无话不说，王平波说经过郑重考虑，他觉得新公司很难做起来，他也认为天娱传媒的体制与管理不尽人意，但大家可以留下来，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慢慢去改造它、完善它，而不一定非得一走了之。
　　王平波的态度让王伟像挨了一闷棍似地蒙了，直觉告诉他，只要他稍加犹豫，因为共同的“密谋”而被超强同心力凝聚在一起的团队，马上会像沙子一样散掉，自己也可能再也聚集不了与旧有体制决裂的勇气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天娱传媒没有给他一丝一毫新的想法。
　　王伟很快弄清楚了他与王平波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了，而王平波觉得天娱传媒仍然具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与活力，至少，退可安身立命。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王伟最后说，方向和理念是不能谈判的。
　　王伟说的这句话原创者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作为长江商学院EMBA的在读研究生，王伟熟知所有国内成功企业的基本案例和他们的经营之道，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它们致敬、向它们看齐。可惜的是，它们没有在关键时刻帮助他解决他们叔侄间的意见分歧。
　　王平波后来选择了留在新天娱传媒，并被任命为海南天娱传媒的常务副总经理。
　　作为一个力求客观的书写者，我对王平波的去留不置可否。作为和他年龄相当、相识近四年的朋友，我对他的选择予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王波平是那种老成持重、行事缜密的人，他的去或者留，其实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不是一道是非判断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性格特征的利弊权衡。
　　作为局外人和他们各自的朋友，我对这种结局深表遗憾。王平波严谨的思维方式和面面俱到的执行能力，与王伟的激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曾经是一张一弛的完美搭配。
　　但这件事却促使王伟早下决断。他跟王平波说，那好吧，你要留下就留下吧，我是去意已决。
　　其实，直到最后，王伟仍然相信王平波的一些话都只是为了逼他留下来才那样说的，他决定先以自杀似的方式离开天娱传媒。他先把自己的后路断了，以这种方式再给王平波一次选择的机会。
　　王平波可能也怀有同样的心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规劝王伟留下，其实是对王伟和他的团队的最大保护，因为在外来投资的前提性条件发生变化以后，选择留下，起码可以避免两败俱伤。王平波可能觉得自己比王伟更加深思熟虑：欧阳常林新官上任，也一定会给天娱传媒带来新思路、新气象、新机会。
　　在最后一刻，王伟自己也还心存侥幸与幻想，他很想知道王鹏对他提出的方案究竟会做怎样的表态。
　　客观地说，王伟在这里可能出现了一个盲点：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提交的方案会被别人当成是一种最后通牒。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当一方强势或自以为强势的时候，决不会给叫板者好脸色——你以为你是谁？
　　王伟觉得没有必要再等了，想到自己在天娱传媒弃儿般的地位的那种苍凉，对新公司无限向往的那股热情，交织在一起，促使他给王鹏发了一条手机信息，说经过考虑决定辞去天娱传媒的一切职务。
　　王鹏没有给他回信息。
　　王伟又把同样的信息转发给了王平波，然后自己去了三亚。
　　王伟是在三亚收到张华立的手机信息的。
　　王伟事后推断，张华立跟他发信息的时候，应该在开公司的董事会，作为娱乐频道的最高领导，亲自挽救一下准备“叛逃”的王伟，是张华立最起码的一个姿态。
　　在天娱传媒四五年，王伟严格遵循行政管理行规，从来没有一次越过王鹏直接找张华立汇报过工作。可以推测，王伟要辞职的事，应该是王鹏报告给张华立和董事会的。
　　就像我从来没见过王鹏一样，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张华立。在王伟和其他湖南广电朋友的心目中，张华立是一个极有才气、极有诗人气质的人，为了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他可以不遵守甚至藐视一些官场的潜规则。据说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反叛的东西，并有着强烈的颠覆性。照道理讲，恃才傲物的人应该也是爱才的，只是我无从知晓张华立是否完全了解王伟的才干与能力。不过，我并不怀疑张华立挽留王伟的诚意——领导更替伊始，需要骨干人员最大限度的稳定。
　　王伟后来承认，自己使用的方式确实有点不冷静，很值得商榷。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最后通牒”等于自断了与更高层良性沟通的渠道。当张华立以娱乐频道总监的身份思考问题的时候，其个人的处事风格退居二线，很自然地把王伟摆在了与整个体制对峙的不利地位。而张华立本人，肯定站在更高的高度考虑问题，顾全大局。
　　结果不言而喻。
　　张华立直到最后仍然没有忘记以兄长和领导的身份希望王伟能够留下来，他和王伟互相转发了十来条信息。
　　很显然，这些言辞没有打动王伟。我估计，血气方刚的他钻进了一条死胡同，使他听不进规劝。当然，我同时觉得王伟一股道走到黑的劲头，也正是他令人肃然起劲的地方。有很多人冒了一下头就缩了回去，这些人都不在成功者的名单之例。
　　王伟很严肃地想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才针对张华立的说法回了一条长长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海南天娱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是大家集体的智慧，是兄弟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次我决定离开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我未来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我已经通过组织程序向董事长口头辞职了，我感谢你的支持和帮助，我回来再当面向你请辞，希望你能理解。
　　张华立见事已至此只好由着他。
　　这一边，可能感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那一边，似乎已破釜沉舟。
　　王伟回完信息，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几年前，当他在上海完成天娱传媒公司注册时，面对黄浦江滚滚江水，他曾经是那么地意气风发。转眼之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亲历着老天娱传媒的成长壮大，又眼看着它像一艘没有罗盘没有舵手的超级航空母舰，在浩瀚的大海上没有方向地游弋飘零，别人不知道是浑然不知还是故意装着不知道，他自己可是时常寝食难安，在外面的人看来仍然是威武雄壮。他害怕有一天真的会冰海沉船。
　　现在，那艘船还没有沉，他却多少有些无奈地从上面跳了下来。
　　他跳下来了，却没有一个坚实的大地和宽广的怀抱接纳他，更不要奢望掌声和鲜花。
　　此时此刻，在祖国最南端的三亚，他又是怎样的心情？
　　据说，三亚的天涯海角是许多高官的避讳之地，因为那是天的边缘、地的尽头，到了那儿将无路可走。
　　王伟有那种壮士断腕的悲壮吗？这个时候，除了内心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和不知道是否一如既往坚如磐石的团队，他几乎一无所有。
　　路，可是他自己断的，他还得选择另外一个方向不停地往前走。
　　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会吗？
　　后来我们知道，关于王伟的正式辞职，舞美师2008年7月9日的博客只有“短短的三四行字”：
　　王伟走了，辞职报告短短三四行字，李卫一起去当官了。
　　不过他在这也呆不下去了，从另一侧面说明他是被员工做了，这很好！
　　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邵东农民！
第一章  激情年代与充满神怪气质的马兰山
    一个大抵正常的气场，会让身在其中的人享受到有氧运动般的自由与舒畅，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留在这个气场之中。相反，一个尚未完成定位或妖气弥漫的气场，则充满着反复无常的不确定性，必定是旁门左道横行，人居环境极差。 
第一节  那个王国的神：“魏风堂堂”
　　从大学毕业就业到正式辞职之前，王伟已经在湖南广电呆了十多年，其间虽然换了好些个岗位或部门，但到目前为此，他的职场生涯都跟湖南广电有关。所以，我和他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湖南广电的语境之下，这样才能充分了解他工作和成长的环境。
　　谈到湖南广电，必定谈到在湖南广电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前局长魏文彬。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单位的头儿，不单单决定这个单位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还对单位的气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是单位的灵魂。
　　我使用气场这个词可能有点故弄玄虚，其实不然。实际上气场无处不在，通过每一个身在其中的成员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在博弈中形成一股纷繁复杂的合力，既虚幻飘渺，又可感可触。一个大抵正常的气场，会让身在其中的人享受到有氧运动般的自由与舒畅，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留在这个气场之中。相反，一个尚未完成定位或妖气弥漫的气场，则充满着反复无常的不确定性，必定是旁门左道横行，人居环境极差。
　　马云说过，他喜欢用鼻子闻公司。走过一家公司，他就能嗅到这个公司有没有问题。我认为马云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公司气场的感受。
　　在湖南广电很多员工看来，魏文彬是威严的、令人敬畏和高高在上的。汪涵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觉得，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是国王。
　　魏文彬掌管湖南广电十几年，使电视湘军在中国电视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引起世界传媒研究者、企业管理学家以及广大电视观众瞩目，他的功劳苦劳不可磨灭。他又似乎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我知道在宏图伟业的事业中，他一直在以超前的思维方式，沿着极其陡峻的坡度向上攀登，他的开拓进取为他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重。
　　那么，在王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或者说，当一个人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企业经营职能的时候，他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素质？王伟从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受到过什么启发吗？
　　面对我的问题，王伟少有地沉吟良久。我知道，他可能怪我有点跑题。但我坚持我的问话，我告诉他，我不是想给魏文彬的功过是非做什么“组织鉴定”，原因如前所说，你和你的团队这些年的表现，离不开湖南广电的大环境。你和你的团队只是湖南广电这部堪称庞大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因此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部机器，而要了解这部机器，必须了解它的灵魂。
　　王伟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大同小异，或者无疑说有点像官样文章。他说，湖南广电在全国电视行业中的排名或地位有目共睹，魏文彬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人。他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是一个混合体，有激情、有事业心，面对业务或市场时，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判断能力，敢坚持甚至敢赌，面对历史遗留或沉淀下来的问题，比如旧有的体制，他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经说过：“红红火火的节目生产，死气沉沉的体制改革，这是不长久的，如果不深化改革，饥寒交迫的冬天就在眼前。”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但有大智慧的魏文彬肯定不是一介莽汉，我们也不能要求他闭着眼睛往下跳，一味地“勇往直前向前冲”，因为他面对的是体制的顽疾，是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的混沌的迷雾，他只能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框架下，选择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设想一下，如果他“炸碉堡、牺牲了”，那样对湖南广电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他也会“绕”，也会妥协，在这种时候，他可能会比常人更寂寞和痛苦，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意，他想开拓前进，可总有一些看不见的力量牵绊着他。
　　也有大力推进湖南广电改革进取的官方力量，比如说湖南省委宣传部。全省广大观众和湖南籍外地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电视节目。
　　至少在一点上我与王伟观点一致。我认为，不管是玩政治还是做生意，最高境界便是妥协。妥协是一种艺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博弈中，谋求一种平衡，而不是弄得你死我活。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魏文彬和他治理之下的湖南广电，我很认真地通读了一本2006年10月出版发行的书：《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作者是当过老师、记者和编辑的黄晓阳。
　　（顺便提一下，黄晓阳也是《印象中国——张艺谋传》一书的作者，这一回，他因为“造假出书”可能要惹官司，因为张艺谋非常生气，要求黄晓阳道歉。再顺便提一下，我是不会“造假出书”的，但我还是希望在这本书里被我提到的一些人，能够心态平和，当然，前提是我会尽量客观表述。如果不小心还是伤到了人，我会有两种处置方式：第一，在知道事实真相的第一时间跳出来道歉；第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准备打官司。）
　　老实说，这本书的前面三分之一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一般，我觉得作者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时常露出献媚的小尾巴，而且他针对的不是魏文彬一个人，而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一大群湖南广电的高人，他的书像极了好好先生给学生下的学期评语。比如说作者说魏文彬爱掉眼泪，说他每一滴眼泪都有不同的精彩，每一滴眼泪，都映衬着魏文彬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作者更是引用湖南广电某员工的话，说他的眼泪是湖南广电这些年发展的动力之一。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种写法太夸张太矫情。后来，我接触了很多认识魏文彬的人，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不得不相信了魏文彬的真性情和侠骨柔情。
　　《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对湖南电视产业高速发展的探索与剖析。从这里开始，黄晓阳对采访素材的取舍运用能力开始显现，他的文字在小心加精心地剔除了尖锐的棱角之后，开始向他追求的写作自由以及观点的独立性接近。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黄晓阳与魏文彬事先“君子协定”的结果。
　　损害是双方的。
　　黄晓阳可能不得不让自己思想的锋芒浅尝辄止，而精明的魏文彬，“决不受用于那种牌坊式的奉迎文字”（《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语），为了免除替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嫌疑，肯定要求黄晓阳剔除掉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溢美之词。可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形象因此变得有些扁平，与黄晓阳自以为理解的魏文彬是一个精通世故情理却又不甘落入俗套的人，实在相差甚远。而真实的魏文彬的独特性与性格魅力，据我猜想，可能恰恰就在那些被舍弃、被隐藏起来的“背后的故事”之中。
　　不管怎么样，一个不仅自己有着伟大的梦想还能把别人的梦想煽动起来的人，必将使他治理下的单位充满了变迁与活力。只是说，这种变迁与活力，对于它的一部分员工来说，可能是一种机会与福分，而对另外一部分员工来说，却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与压力。
　　为了服务于自己的主题，黄晓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的案例，足以说明湖南广电不是浪得虚名。
　　对此，我有不同的解读。我知道，案例分析需要理性与冷静，这是保持分析报告客观性、准确性的前提，任何一点情感因素的添加或功利目的的考量，都可能在还原真实的环节上出现月晕现象或日食现象，从而导致对读者的误导。
　　我同时知道，话语权在纸媒上实现的时候远非无所顾忌，这是每一个企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形式的独特性的写作者共知的或深有体会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对魏文彬的心胸和黄晓阳的坦率提出表扬，哪怕仅仅因为黄晓阳在“后记”里曾经直言：“如果不深入到系统的最内核，我不可能知道，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系统，竟然是一个带病运行的系统，一个陈旧的势必要被历史淘汰的系统，一个迫切需要大动手术的系统。”
　　这其实也是魏文彬的观点，他曾经说过：“对几代同堂的传统媒体而言，产业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革命性的蜕变是不行的。修修补补，永远是带病运行。而带病运行，是无法达到现代化彼岸的。”
　　就凭这一句话，魏文彬就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作为魏文彬的继任者，欧阳常林任重道远：既要破除陈旧的系统，又要让它充满活力。
　　至于我，则非常期待能够与王伟一起对上述问题做更深入的探索与剖析，把上面两位想说而没有说透的话，酣畅淋漓地说出来，尽管王伟与魏文彬、欧阳常林的视角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对王伟说，以你当初的职位，离湖南广电的核心权力还有好几个级别，但像其他近万名员工一样，你曾是这个系统的一员，而且恰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又处在体制与市场的接缝处，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将更加直接，更加有血有肉。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来谈，我现在要问的是，如果给你一个诊断的权利，你会对湖南广电（先撇开天娱传媒不谈）给出一个怎么样的诊断报告？
　　王伟似乎很不愿意搅到湖南广电的是非圈子里去，他说，这是一篇大文章，恐怕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其实，我自己也好，写的书也好，完全没有必要伤及无辜。相关当事人的是非、品行问题，我们不去涉及，也无力解决。但是，对于旧的体制对市场化、产业化的禁锢，以及天娱传媒自身略胜于无的陈旧的管理模式，我们能剖析多深就剖析多深，能批判多狠就批判多狠。另外，如果你能够把我所经历的兴奋、痛苦、梦想、成功、无奈与挣扎，写得有血有肉，读者自会给出一个结论。
　　我们可能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我们对体制的分析与批评，与意识形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比喻说产权问题，它应该只与企业有关，而与行政无关。让人敏感的是，作为媒体的湖南广电，却常常兼有企业与行政的双重职能。
　　张华立看到了这个问题，前文中引用的他的博客，足以证明他已认识到“把电视台的决策和公司行为混到一起”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具有政企双重身份的人，虽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说话行事，并因此而将事情人为地弄得复杂起来，但起码，这种人说话办事，可能不得不符合同时集于一身的两种身份。
　　当两种身份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时，他们其实是很为难的。
第二节  就这样飘来飘去：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让我们回到底层。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让我们回到底层。
　　我一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当一个人拥有诉说欲望的时候，不论他是想直抒胸襟，还是不得不隐晦表达，通过文字的不同排列组合，基本上都能完成。我尤其看重文学作品对时代的折射能力，因为不管它外表多么华丽或乖张，它所包裹的内核，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与其他存留下来的文字、影像、声色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一起，完成着对一个时代的记载与记忆。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谈起过一本叫《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的网络小说，我预感到里面的内容和我要书写的湖南广电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为了获得对湖南广电全方位的认识，我在没有看到这部小说一个字之前，便决定了要引用它的一些素材。
　　但是，当我花上两天宝贵的时间把它读完之后，我彻头彻尾地失望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假道学，但这部书过于市井和低俗的风格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首先，在他使用真实的地名和虚构的人名展开“老五”的故事时，与其说他在写湖南广电的野史，不如说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些边角余料，我无从分辨与准确判断书中相关内容的真伪，要命的是还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影射，因此我将无法预判，如果我引用其中的部分素材，是否会给我带来影射攻击他人的“连带责任”；其次，我把《非常媒·戒》定位成企业的不完全史和王伟的个人奋斗史，如果把《长沙飘客》生搬硬套地扯进来，恐怕真的会降格它的纪实性和严肃性；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作者通过描写两条腿中间的那点事儿，来折射社会与人生，但如果只停留在私处不作必要的升华，作为精神产品未免太过龌龊，肯定难登大雅之堂。
　　据说这本不知道最后是否正式出版的书，遭到了封杀。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初的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炒作，道理很简单，你只要在网上输入书名，现在还能很轻易地读到。
　　但是，小说题目中的“飘”字还是打动了我。我发现湖南广电的一些员工在对工作全情投入的同时，却明显归宿感不够，真的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基，漂来荡去。再说了，如果我只是想厘清某个文化事业单位的气场，也许网络小说《长沙飘客》那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反而是那个气场的元素之一也未可知。
　　马兰山流行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师”，一个是“流氓”。有趣的是，这两顶帽子完全可能同时戴到一个人头上。
　　这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社会啊，而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永远有活力的。另外一句话是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经过不算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改初衷，对已经写在初稿里的《长沙飘客》的部分内容予以完全彻底的消除，我将不鼓励、不建议有窥探欲的朋友把它和黄晓阳的那本书比照起来阅读，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事儿。
　　马兰山还有另外一个香艳的传说，是关于寡妇楼的。说某栋楼里住的全是美丽娇艳的寡妇（包括离异的女性），她们对重组家庭毫无兴趣，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便开了车去长沙着名的酒吧一条街放纵不羁，完了还不忘记带回有型的先生进行消费。
　　我得声明以上纯属道听途说，对其真实性未做最基本的调查。一种可能是，这则小道消息的传播者乱用了数量词，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夸张的效果而把“几个人”冠之为“一栋楼”，不过，根据我自己羞于启齿的经验，我推猜所有搞艺术的人，可能都有点儿荷尔蒙、肾上腺素分泌旺盛或异常，她们或他们会不会干出什么常人不可理喻的事，只有天知道。
　　幸亏我不是她们或他们的领导或下属，否则，真不知是福是祸。
　　作为一个佐证，舞美师曾经在他的博客上大爆湖南广电内部情艳史，还煞有介事地分为领导篇和主持人的办公室爱情篇，我本来想娱乐娱乐、全文引用的，又怕落了哗众取宠的嫌疑，想想还是放弃算了。
　　如果我们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当成官方或准官方言论，而把《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当成民间演义，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个人数庞大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既没有被神化，也没有被卡通化或妖魔化，他们不是围着领导或女人转，而是围着频道和节目转，像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或螺丝钉，维系了湖南广电机器的运行。
　　我知道，如果我们适当地花一些笔墨把它上下打通，关于湖南广电的气场便有可能融会贯通起来，并呈现气韵生动的景象。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单位、同样一种现象、甚至同一件事，那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侧目而视的、有俯视的、有仰视的、有就近细观的、也有偶尔回眸远望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有可能立体成像，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客观与真实。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身在其中的人说出他们真实的职场故事，他们在湖南广电工作和生活的感悟。
　　31岁的金涛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他现在是王伟公司的员工，也是湖南娱乐频道建台时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首先他符合“飘”的概念，在湖南广电，像金涛这样飘来飘去的人很多，尤其是那些“台聘”的甚至“栏目聘”的员工。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用人制度的改革，有利之处在于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使人保持竞争的动力与激情；不利之处在于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让低层次的人没有了安定感和安全感。
　　金涛属台聘。他在娱乐频道干了几年之后去了另外一个频道，之后又到天娱传媒做“超级男声”，那是跟河南卫视一起做的合作项目，算下来那一次他在天娱传媒待了半年。后来湖南广电组建公共频道，以为是个机会的他又去了公共频道，对公共频道深入了解之后，又人心思动，最后被王伟硬拉过来，最终成了王伟手下的一员大将。
　　在我看来金涛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当然我其实对男人长得帅不帅没有鉴别能力，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稳、精神与淡定。接下来便是脸上的那些疙瘩，这使他把自己一下子跟这些年已经不吃香了的小白脸拉开了距离。那些小疙瘩面积不大，也不醒目，没有湖南广电着名节目主持人马可的同类产品那么令人恐怖。我估计是偶发性的过敏反应，但他的女同事称之为青春美丽痘。金涛于是申明自己确实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他说这话既不学究也不油腔滑调，中气很足，还带有那么一点胸腔共鸣的意思，显得很磁性。
　　金涛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到今天为止，他正好进湖南广电满九年。他用“体制内”称呼湖南广电。
　　这并不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航空局工会。投身电视行业，他觉得跟个人情结有关。在一拨一拨年轻人的眼里，电视行业是梦工厂，能够参与到制造梦想的行业中，金涛觉得是件很拽的事。他是1999年年底进的娱乐频道，当时有一档脱口秀节目，应该是湖南省内早于“越策越开心”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叫“妙论大卖场”，主持人是刘仪伟。金涛把进入行业前三年当着是个人经验积累的过程，更多的是从事一些编导的工作，也就是最基层、最具体的工作。那时他最大的感觉，一个是苦，一个是累。非常苦，非常累。在湖南广电，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电视劳工的感受。金涛曾经创造过因为加班七天没有离开办公室的记录。
　　一个星期都干了什么呢？
　　因为“妙论大卖场”是个话题性的谈话节目，需要事件，需要人物，一个星期待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找资料，跟嘉宾沟通。金涛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广电中心主楼二楼的一个办公室（曾经是天娱传媒艺人部），整整一个星期呀。终于到了周末，周六下午和晚上连续录节目，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编导加上两个制片。录完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灯光熄灭，他们四个人坐在黑黑的演播厅里，泪如雨下。
　　他们那时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像金涛那样的主力编导，月薪也就1600元左右。
　　其实也谈不上主力非主力，算上金涛，也就两个人。因为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不匹配，很多人员都流失了，从娱乐频道到经视、到卫视，或者干脆离开了湖南广电。
　　他们带着梦想来到这里，找到的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与工作着的快感，而仅仅是苦与累。后来金涛又换了几个栏目组，换来换去让他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待着有点恐惧了。不错，这里有舞台，但是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这个舞台上每一幕戏的戏子。今天这个幕一拉开你还能表演，明天这个幕一拉上，也许就没你什么戏了，也许你就该走了。湖南广电没有给金涛这种人可以把根扎下来的感觉。
　　1999年国办发了一份82号文件，要求大力推广公共频道，在县级广播电视实行三台合一的基础上，由省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的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随后，随着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的一系列政策付诸实施，我国除几个边远省份外，大多数省都于2002年7月1日准时开通了公共频道。
　　金涛认为公共频道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更大的目标。他去了。第一次开大会就让人热血沸腾。领导激情满怀地说，建公共频道就是要最大地优化资源，实现每一个员工的价值，让大家三年内有房有车。
　　公共频道的人员来自各个频道，有经视的、有娱乐的，还有卫视的，算是一个组合的大家庭。第一年，大家士气非常高，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跳起来就能够得着的目标，尽管公共频道最早组建的时候没有办公场地、没有资金，甚至没有设备。
　　他们是被指派上阵的士兵。没有枪，没有炮，甚至没有盔甲，但是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占领敌人的阵地，让胜利的旗帜猎猎飘扬。
　　这算什么？
　　这是一个童话。
　　这个童话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必然破灭的命运。
　　各级电视台不是一个纯粹的经营实体，它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属块块管理，湖南广电对底下各地州市县电视台没有垂直管理的职能，它们分别归属省、地、州委、县委宣传部管辖，同时肩负着喉舌和政策宣传员的重任。因此，由省台组建的公共频道是不可能取代各地州市县电视台的，客观地说，它是由行政手段组建起来的频道，有人称它为政策频道，可说一语中的，尽管有政策支持，资源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理所当然地能控制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公共电台电视台，像英国的BBC，日本的NHK，美国的公共电视（PBS），德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WDR）等都是公共媒体，但它们大都不播商业广告，而依赖政府的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来支撑运作，节目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追求引导和服务社会公众。可是，我国现阶段的公共频道，从根本上讲，与其他的电视频道没有什么区别，仍需要从市场上讨饭吃，依靠广告收入来支撑运营。
　　在这种体制下，你会觉得，这个频道的存在还有前途吗？
　　不知道金涛是不是第一个感到迷惑的，但起码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感。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公共频道。那件事却跟金涛做的一档节目获得全国性大奖有关。
　　那个节目是2003年做的。当时湖南省永州电视台有个策划，想为瑶族做一个专题节目。瑶族主要居住地是在湖南永州和两广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迁徙式的民族，它的迁徙史和吉卜赛民族有点相似。那个时候湖南公共频道刚刚组建，给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公共的、大家的频道，它所要诠释的是对于人自身的尊重，对瑶族的追本溯源显然符合它的定位。
　　最早的策划便很艰难，因为那时公共频道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要从事这样一个大型节目的拍摄，地理跨度很大，必须通过省、市、县三级电视台的合作才能完成。金涛所在的省公共频道是牵头单位，往下永州电视台，再往下是永州所辖的九县两区，总共有十一个县级电视台配合。没法想象摄制组的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省公共频道甚至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摄像师。上面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非常仓促，作为主创人员和节目组负责人，金涛对瑶族这个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对它的民族属性、历史文化完全不了解，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节目组实际上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有一个系列报道，叫做“千里瑶乡行”，每天在新闻节目中都要有一个五分钟的板块；另外一个主要的任务当然就是拍摄瑶族的专题片，那也是湖南民委支持的项目。
　　做过电视的人都知道，新闻的属性和专题片的属性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兼顾的。因为拍专题片的手法和镜头感更讲究对镜头的表现力和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而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人和事实的简要而迅速的报道，讲究的是时效与被关注度。金涛他们团队主力加起来也只有六个人，其中还包括永州电视台都市频道派过来的三个编导，既要保障每天的新闻播出，又要保障所拍的东西能够用来做专题片，这是非常难的。
　　金涛下去时在频道预支了5000块钱，让他带好整个摄制组，整个摄制组当时加起来有十多个人，得管好他们将近两个月的食宿和发生其他不可预知的情况时的应急，幸好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帮助解决了交通和吃饭的问题。金涛他们没车，频道的车把他们送到永州以后，举行了一个开机仪式，就走了。底下各县就采取接力的方式接送，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次迁徙，甚至不知道下一站的后勤保障会是什么。一切都无法计划和预知，取决于那个县的宣传部门对这次摄制是否认同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金涛不得不扮演多种角色，第一当然是导演；第二是记者，得完成基本的采访任务；第三是团队队长，以保证那个松散的集体能够协同作战；第四是联络员，每当这一站快要结束的时候，得提前和下一站尚不认识的新的工作人员沟通好，确定在哪里接头以及安排接下来的拍摄路线和今后几天的吃喝拉撒。当然，一路下来让金涛也有不少收获，原来头顶上的来自于湖南广电的虚幻的光环，没有人认，一切都得靠在与别的不相识的人的沟通中去争取和创造。
　　拍摄历时一个半月，又黑又瘦的金涛回长沙的时候带了70多本素材带，每一本素材带60多分钟。
　　专题片的创作，应该有一条连贯的创作思路，但因为这个拍摄组人员构成的复杂性，这种思路随着人员的分散而显得七零八落。打个比方，某个素材有可能是临时加盟进来的永州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像拍的，他们在拍的时候固然有他们的创作思路，但到了金涛那里就断掉了，因为拍摄的人是不管后期制作的，不可能和金涛一起做剪辑，金涛得用一根看不见的线把那70多本素材带串连起来。
　　这根线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金涛把70多本素材带全部连续性地看完需要7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觉需要整整三天，那是足以让一个人头昏眼花、头昏目眩的。
　　慢慢地，金涛找到了线索，他觉得他要做的不是一个具有深度学术研究性的报告文学，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片，而是一个对族群的认同片。那么好，当他们走过那个地方，走进那个族群，其实是可以带着对这个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介入的。他要求自己的片子侧重于对那个民族生存状态的记录和对他们情感的一种立体表达，因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什么肤色的人种，人的情感、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其实是相通的，是可以被把握、被认同、被尊重的。
　　光杆司令金涛这时身兼撰稿人和剪辑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把70多本素材带变成了一共5集、每集15分钟的专题片。把700多分钟的素材变成75分钟的节目，这个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取舍。
　　这还是其次，重要的是金涛的工作条件。这一次，他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创造了一个多月没有离开办公室的奇迹。不为别的，就因为那个时候公共频道的机房特别紧张，它既要保证常规节目的播出，还要保障其他一些制播分离的节目的制作，留给金涛的时间少之又少，他真的只能见缝插针。当时技术部主任无奈地跟他说：“没时间了，我只能给你凌晨两点到六点。”
　　金涛只能在这个时间进机房做事，他所有的生活时间都被颠倒过来了。他霸占了频道某位副总的沙发，每天上午六点钟以后就在上面睡觉，一觉睡到中午，随便往肚子里填点什么接着开始写稿子，因为片子需要增加一些文字做构架。一天、两天、三天……，将近一个月的时候，金涛有一种感觉，就是心力交瘁，突然发现电视失去团队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一种绝望的感觉，非常非常疲惫。有时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干脆就睡觉算了，就那么逃了算了，丢下手头上的事去到一个别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金涛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原来意志是可以被磨练的，被磨练的意志将把人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
　　简单一句话，在第二年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参评会上，他们的作品“千里瑶乡行”获得了骏马奖专题片最高奖项——一等奖。
　　金涛拿着奖杯回来了，他很高兴，连家都没有回，拖着行李箱直接走进了频道总监的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他奖杯拿回来了。
　　没有拥抱，没有握手，没有寒暄，甚至连屁股都没有离开办公椅，总监很平淡地望了金涛一眼，说，你把它交到公共事务部去吧。金涛当时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凉到了冰点的位置。
　　人为什么活着？每个人的理由可能千差万别，但作为群体或集体的一员，他会非常看重那种被认同感。金涛后来对我说，哪怕你寒暄几句，问几句我这次参加颁奖晚会的感受，或者态度稍微真诚地跟我用心交流一下，我都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点人情温暖和组织关怀在。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好字都没有说。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金涛离开湖南广电。
　　我无论如何不能批评金涛太敏感，或太小题大作。相反，我十分理解和尊重他的感受：当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去关注社会的人情冷暖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人情冷暖却被忽略了。在一个肩负了更多的宣传职能的单位里，它在宣传政策、公平正义、正气感和主张社会大众的权益的时候，它把它的工作人员当成工具而不是人，可以完全忽略员工的情感和他们的基本权利。在那里，你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
　　幸好这只是个别情况。可是，在一个单位，如果这是百分之一，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成了百分之一百。
　　要说明湖南广电员工的生存状态，金涛一个人的经历也许太过单薄，我找到了苏建华。他是王伟公司“工龄”最短的一个人，却丝毫不掩饰对王伟团队的感情。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那次是在佳程酒店的某间行政套房里，十多个人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瞎侃，他说到国外的旅游、体育产业和国内的节会经济，让我眼界大开。
　　在王伟团队里，人们很亲切地叫苏建华为“海龟”。
　　1967年出生的他，1988年以专科生的学历进入湖南广电，他没有走后门，而是经过了极其严格的招聘考试，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经魏文彬签字画押得以上岗。他2001年去加拿大留学，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年，不久之前才加入王伟的团队。
　　苏建华出国之前在湖南卫视做体育节目，“那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主持人啊，制片人啊什么的。对电视不说，我对体育是非常热爱、非常痴迷的。但在湖南广电，很多原因让体育一直没有搞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员工人心浮动，好像一下在新闻中心，一下在摄像部，一下又是文体中心，一天到晚成天变化”。这是苏建华对曾经工作过的湖南广电的整体印象。
　　实际上，在这个章节里，苏建华的个人经历我用得不多，我们将就选拔人才的一些问题泛泛而谈。
　　领导是运动员，员工是脚底下的皮球，一天到晚处在被争抢、被盘带、被踢的状态。
　　苏建华用足球的专业术语比喻湖南广电当时的状态，如果这拨人得势了，跟他们相关的一切就会有利，也就有了话权语。体育这块好像还没有做起来啊，划给我们吧，然后就划给他们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瞎做。急功近利，又没有耐心，过一段时间觉得做不出什么名堂，就放在一边不管了。很快，另一拨人又起来了，那我又把这一块挖过来吧。各领风骚三五个月，底下的人就不断地被排列组合着。
　　那个时候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是改革。就是改革前的那种混乱，无秩序的混乱。很多很多年，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不是说改革不好，但改革首先要保持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行，而不是让大家觉得似乎一切都失控了，大家飘浮在空中无着无落，至少，不能让这种状态持续得太长，让失重成为一种常态。
　　苏建华觉得这种失控的状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湖南广电的领导并没有想清楚出路在哪里，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你不知道湖南广电要向何处去，你就不知道应该选拔、启用什么样的人才。
　　你要玩政治，你找自己知根知底、能够听话和被掌控的人就可以了；你要抓节目，你就必须牢牢抓住专业人才；你要想让经济效益上去，你就必须挖掘或引进经营管理人才。
　　据我掌握的情况，湖南广电像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样，对人才还是非常看重与尊重的。但人才选拔机制是不完备的，首先，所有的调配基本上在内部进行，一下张三，一下李四，一下是新闻部的×××，一下是专题部的×××。大家之间互相调来调去，就像领导手里的棋子，但所有棋类游戏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能随便反悔，否则就是一盘乱棋。其次，你要选择的人才跟你安排他从事的工作，是否具有专业上的匹配性，应该成为最基本的条件，否则，很有可能是牛干马活，小鸭打鸣老母鸡被派去游泳。
　　比如说，节目做得好的人，完全有可能派出做行政，做经营。一个人能干，会被认为什么都能干，专业人才很轻易地被同等于通用人才。
　　实际情况怎么样？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博士后的水平，让你去做行政、搞经营，则完全可能是小学毕不了业的水平。如果用两条腿比喻湖南广电的节目制作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前者健壮有力，后者小儿麻痹症。
　　那时，在湖南广电还流行一种文化，叫信文化，也就是跟领导写信，让领导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机会。魏文彬曾在大会上承认，作为领导，他的接触面有限，要选才，也是先在他认识的里面选。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大家抛掉那种书生气，主动跟领导交流、沟通。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魏文彬讲出了官场中那一部分想干事又颇有胸怀的人的心里话，有点求贤若渴的意思。如果由领导一个个去了解、去沟通，他也没那样的精力。你如果是个人才的话，你确实就要勇于推销自己，主动去和领导沟通，让领导来了解你。魏文彬的态度与做法，比那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人，已经有了段位上的差别。
　　据说魏文彬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有一批自认为是人才的人凑上去了，通过写信的方式谈自己的情况和想法，有些人还真的受到了重用。
　　这使领导选拔人才的渠道得以拓展，但其弊端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这种形式成为一种风气，伤害的可能是更多的人。比如说像苏建华这样的人，干了多少年的实际工作，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是很清楚的，他在有些方面永远也不会和别人去争，拿不下面子也好，觉得不是自己的长项也好，他就等着你来发现。但他自己心里有杆秤，在有的方面甚至会认死理。他觉得自己比某某强，如果因为某某写了一封信，就占了这个位置，那他会觉得完全不搭调，没有公平性可言。
　　另外一方面，苏建华对魏文彬的感觉又非常好。他承认自己一度因为对台里不满意而工作很不认真，一天到晚在那儿瞎混。谁愿意瞎混呢？起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吧。苏建华偶尔兴致来了也能把工作做得很漂亮，自己感觉还是很有爆发力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湖南台酝酿上星，很多节目都停下来了，都做上星的准备，正好碰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苏建华他们就做奥运会的特别报道，他在那儿挑大梁，肩负着让奥运会特别报道充斥几乎整个时段的任务。苏建华对十几年前的一个情境记忆犹新，他在新闻部二楼碰到了魏文彬，魏文彬说：“小苏啊，你是不是最近到哪儿培训学习了一下？”苏建华说：“没有啊。”魏文彬说：“和以前不一样了啊。”魏文彬很亲切的几句话，让苏建华很感动，就觉得他很有魅力。
　　这也让我看到了苏建华性情和质朴的一面，我认定他是那种心地善良、易于被人感动、可以当朋友交往的人。我相信很多怀才不遇的朋友，都有过这种被领导感动的经历，他们是多么可爱、又多么容易被领导忽略的一类人呀。
　　这并不意味着苏建华看问题会一味的感性，相反，他会很理性地就事论事。他给我介绍说，在西方的企业里面也有这种意见箱，直接跟总经理或者老板沟通，这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是鼓励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基本上一封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个就太不靠谱了。因为在选拔人或提拔人的过程中，是要用数据说话的，即便是在电视或者艺术创作很难量化的领域，都要想办法尽量量化。只有量化才能公正。也就是说，相对于那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信文化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来讲，应该还是要有更科学、更公平、更透明的程序，这样，对于后来的竞争者来说，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和苏建华的谈话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湖南广电不重视人才吗？
　　肯定不能这么说。
　　他们有一整套相对科学、易于操作的人才选拔机制吗？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我宁愿这样想，正因为它太需要人才、太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在它的领导层产生了一种求贤若渴的无意识集体焦虑。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A类人才干B类或C类的活不匹配外，中国很多单位或企业的人才观，其实是有很浓厚的传统文化中人治或江湖义气的色彩的，可以把其看成是它们的一种变相延伸。
　　比如说，中国的单位或企业长期以来都是用能人来实施管理与控制的，不是不重视人才，而是太重视人才，组织的正常运行完全由人来完成，不像西方社会或世界级公司，更注重制度和流程管理。在中国企业，对人的依赖容易产生（如果不是必然产生的话）诸侯经济。这种掌控方式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大家团结在某一个人的周围，齐心协力，所向披靡，在量上获得扩张，与此同时却极容易忽略文化、制度建设，单位或集体的整体素质得不到质的提升，时间一长，企业家的个人野心与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很可能会严重脱节，必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某个单位的头儿一旦跳槽，整个单位可能跟着死翘翘。
　　在我看来，湖南广电各频道、频道内的各栏目，已经具有诸侯经济的某些特征了，时间短了还可以，时间一长，或者说频道、栏目做大了，反而不行，因为资源共享问题将产生整体不经济。诸侯经济的另一个弊端是，对上可以叫板，内部会有不平，老板将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来安抚人心，在跷跷板上玩平衡，否则个别人就会另立门户；最后，员工的招聘、培训、提拔，习惯于因时因事的短期效果或服从于某一个具体任务，每个人没有明确的预期，不知道做什么会得到褒奖与惩罚，所以毫无职业精神，也形成不了归宿感。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跳出湖南广电走得更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真正落到实处过？可能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的领导的一种姿态，他打心眼儿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仰视你，连平视你都做不到，反而更像一种恩赐与施舍。什么时候，拥有知识的人才，不再为亲民的微笑、体恤的话语所感动，而是获得了一种制度保证，使他在经济利益上、话语权上、参政议政上有了与领导平起平坐的机会与可能性，那时，再来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吧。
　　我和苏建华都认为，应该鼓励员工和老板还有管理层直接对话、直接沟通。但是不要走偏了，特别是不要让其成为主要的或唯一的通道。中国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太浓厚的人治色彩。魏文彬确实有他的个人魅力，有他的宏观视野，有他伟大的事业心甚至超强的影响力、号召力。但是，就像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过的，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转引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很多频道或栏目由盛至衰，频道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某种事情完全靠长官意志去判断，最后造成的后遗症是非常多的，是非常大的。还是那种中国传统的君主制的搞法。所以，你不能相信、依赖、寄希望于某个人，一定要用制度来规范其中所有的当事方。任何一个人，能力再强的一个人，你都不能完全相信他。
　　湖南广电每一次改革（或者说内乱？）都会有人出走，在为全国电视事业输送人才方面功不可没。但公正地说，撇开湖南广电在经历每一次的人才流失时更多的人的人心取向问题不谈，它的造血功能确实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致到现在为止，还能基本保持它的活力。
　　问题是，它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飘来飘去的。
　　还是会有很多人，把安居乐业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
第三节  湖南广电与达·芬奇
　　对于正在寻求体制突破的湖南广电来说，我这本书的出版可能不是时候，可能会给它添乱，可能会被一些怀着鬼和天知道的动机想“黑”湖南广电、想“黑”湖南卫视的人拿去当枪使。如果真这样，我会很遗憾。我可以诅咒发誓，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作为湖南人，我太希望湖南广电健康发展了。即使在我使用一些来自于报刊、网络、在湖南广电看来可能属于“负面”的资讯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对它进行诋毁。知道它的毛病而不指出来，这种一团和气的“溺爱”，对湖南广电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在正面报道自己的丰功伟绩时，也应该敞开胸怀，接纳来自于我等的善意挑剔与提醒。
　　一个讳病忌医的人，在对外保持健康体面的形象时，却让本来可以医治的小痛小病野蛮生长，最后害的只是自己，湖南广电不应该是这样的单位。
　　小痛小病怎么啦？放眼世界，谁他母亲的没病？
　　无需过多解释的是，王伟和他的团队成员在跟我倾心交流的过程中，从未对湖南广电抱有过诋毁之心，相反，他们让我觉得他们都是懂得感恩的人，至少不是恩怨不分的人。他们不止一次跟我谈到湖南广电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精神、经历方面的财富。
　　至于我自己，就更没有那种“犯上作乱”的动机了。我喜欢看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
　　我喜欢看汪涵、何炅、马可、大兵、李兵、李好主持的风格，当然，我对李湘、谢娜、张丹丹、王欢主持的风格也很喜欢。不过，我会更多地认为湖南广电男性节目主持人更有内涵与个人魅力，多少改变了中国社会“阴盛阳衰”的局面，那是一件很为湖南爷们儿长脸的事。尤其是汪涵，他的睿智与亲和，机灵与内敛，真是不可多得，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宝”级主持人。
　　这当然离不开湖南广电在电视节目上下的工夫和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培养。
　　除此之外，我对湖南广电应该还有小小的感恩，因为在《青瓷》热销湖南的过程中，它甚至还起过很好的促进作用（我跟湖南广电下属单位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一次是“金鹰之声”把《青瓷》改编成广播剧；一次是潇湘电影频道联合湖南省话剧团把《青瓷》改编成话剧、并邀请众多本土电视节目主持人友请出演。我得说这是两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他们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跟潇湘电影频道的傅湘宁、杨蔚然和黄进，至今仍算私交不浅的朋友。
　　我知道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需要辩证地对待，为了表明我对湖南广电丝毫没有故意伤害的动机，我特意收集了一些可以给它加分的素材，它同样是构成湖南广电气场的一些重要元素。再说了，“电视湘军”的名头已经叫响，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湖南广电已历经三轮改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电视湘军”这一品牌的形成，其实是与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湖南电视人幸运地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有文章为证。
　　发表于2008年12月《中国记者》杂志、署名湖南卫视的一篇名为“‘电视湘军’的改革发展之路”的文章简单回顾了上述三轮改革，这对我们以后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可感可触的时代背景，故摘要如下：
　　“1970年9月，湖南电视台诞生。1991年1月15日，湖南有线电视台试播，湖南有了第二家省级台，打破了一台独大的局面。同年11月18日，湖南电视台二台开播。1993年10月18日，湖南广播电视信息台开始试播。而真正打破湖南电视的平静始于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建立。
　　“1996年1月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正式开播。湖南广电第一轮改革从此风起云涌。湖南经视率先在电视荧屏上掀起栏目包装和频道整体形象设计热潮，并在新闻、综艺、电视剧三大主战场向传统电视理念发起进攻。
　　“‘经视’咄咄逼人的态势使湖南电视台感到危机。1997年1月1日，湖南电视台上星，在全国电视界率先实施品牌战略和周末战略。湖南卫视推行栏目制片人制和栏目末位淘汰制，并着手对节目进行重新策划和包装改版，同年7月推出了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并把它放在与‘幸运1997’（改版后的‘幸运3721’）同样的时段播出。这两档娱乐节目互相竞争，在全国刮起了一阵‘快乐旋风’。1998年，‘玫瑰之约’新鲜出炉，‘晚间新闻’全新改版，在全国开了讲新闻的先河。紧接着，‘新青年’、‘聚艺堂’、‘音乐不断歌友会’等栏目相继诞生。这一系列变脸为湖南卫视打造‘最具活力的中国电视娱乐品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频道之间的竞争，焕发了湖南电视的生机。1998年，湖南生活频道推出；1999年，湖南文体频道实行总制片人制，开始独立运作；2000年4月27日，湖南省第一家影视专业频道——湖南有线影视频道正式开播，和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有线等一起，形成‘群雄逐鹿’的格局。
　　“随着广电事业的扩张和频道竞争的加剧，集团化的改革又摆上了湖南广电的重要日程。2000年12月27日，全国首家省级广电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长沙正式挂牌成立。紧接着就是进行统一规划、资源整合、频道的专业化分工和特色化建设。
　　“2002年3月29日，文体频道变为‘娱乐频道’，信息频道改为‘体育频道’。加上后来相继创办的公共频道（2002年）、金鹰卡通频道（2004年）、潇湘电影频道（2005年）和移动电视频道，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拥有11个电视频道。
　　“建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之后，湖南广电逐步探索了一种既有利于集团化管理又有利于竞争的体制和机制。
　　“2002年9月6日，湖南广电召开第二轮改革工作会议，标志着以整合为核心、以创新为标志的第二轮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002年9月10日，由湖南电视台经济频道、都市频道、生活频道捆绑而成的湖南经济电视台（ETV）成立。新经视成立后对三个频道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资源整合，构筑新的节目框架，全力拓展广告经营。经济频道的定位是以时政、新闻、经济、娱乐为主的综合频道；都市频道为面向都市受众的准综合频道；生活频道则是以财经、生活为主的专业频道，2007年改版为以纪录片为主的先锋频道。
　　“2002年12月31日，由原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频道和《湖南广播电视报》社组成的新卫视起航。接着，体育频道改版为时尚频道，进而成为现在的快乐购物频道。2003年，新卫视提出打造‘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追求‘青春、靓丽、时尚的电视品牌形象’，为观众奉献‘快乐、关爱、精彩’，全新整体定位更加明晰。2004年，打造‘最具活力的中国电视娱乐品牌’成为湖南卫视新的标高。湖南卫视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在这个定位下，湖南卫视采取栏目、大型活动、电视剧三驾齐驱的战术，有力提升频道品牌价值。截至目前，湖南卫视入户率达76.8%，在国内所有省会城市，湖南卫视实现完全入户，中心城市入户率居省级卫视之首。在全球，湖南卫视进入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普通家庭，更是唯一进入美国主流电视网的中国省级电视台。2006年6月28日，美国麒麟电视发布新闻：麒麟电视首次面向北美观众推出了中国顶级娱乐频道——湖南卫视。
　　“2004年10月30日，湖南卫视旗下金鹰卡通卫视正式开播，这也是中国第一家获准开办的动画卫星频道。现在的湖南卫视已拥有两个上星频道、一个地面频道、两份期刊、两个网站和一个‘国字号’节庆品牌资源，构筑成一个多媒体、多平台、多资源的立体传媒旗舰，进入品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2003年以来，湖南卫视收视份额和广告收入连续5年蝉联省级卫视冠军，品牌优势已经成功转化为市场优势，‘电视湘军’闻名全国，‘湖南电视现象’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2006年，湖南广电启动第三轮改革，核心内容是‘组建一个市场主体，从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市场走出去’，将旗下湖南卫视等频道的可经营性资源以及天娱、快乐购物、卡通频道的全部资源（总值约十几个亿的资产）组装进入新成立的文化实体，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全新的大型现代传媒集团。”
　　在这篇洋洋五六千字的长篇报道中没有出现一个私人名字，比如说魏文彬或欧阳常林。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我个人认为，这是这篇很有可能经过了集体“审阅”的稿件比黄晓阳高明的地方，黄晓阳的《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好心办了坏事，由于书名欠斟酌，他把“电视湘军”划到“他的”名下，至少是不那么谨慎、不那么客观、不那么准确的。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实事，就是在电视湘军探索一条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的同时，图书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也在崛起，这些风行全国的文化产品，均被烙上了“湖南制造”的字样，它们是闪闪发光、令湖南人津津乐道的文化名片。也就是说，电视湘军并非一枝独秀，在它的盛名之下，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一样出色甚至更为出色。
　　这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在达·芬奇时代，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科学家、人类智慧的象征，怀有神灵般的无限理想，试图重新创造世界的美，量度世界的广大无垠，解释世界的奥秘。可是，他始终无法超越常人的生命和力量，他的抱负是发现一切、研究一切、创造一切。他的生命却因此成为了一条没有走完的道路，路上撒满了崇高的、未完成作品的零章碎片，他在临终前遗憾而心酸地说：“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
　　这并没有泯灭他的伟大，甚至使他更加伟大。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他的伟大从来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那是一个人文主义在意大利蓬勃发展的时代，封建教会对文化的垄断钳制被打破，文化领域百花竞放，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开拓了道路。
　　通过这一简单的联想，我的结论是，由于党和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开明，已经迎来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更不能孤立地看待“电视湘军”。它除了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中更存在着某种“湖南因素”。
　　那是什么？
　　一篇来自于“红网”的报道说，奥运期间，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创新发展的湖南文化产业新闻发布会”上，原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一番巧妙的回答，揭开了谜底。
　　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经济文明，在经济欠发达的湖南，要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恩格斯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能演奏第一把小提琴”。蒋建国将经验归结为“依靠拨动四根弦”：良好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优秀的人才、大胆地创新。为我们道出了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奥秘。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超级自恋的人，因为在这里我将再次谈到《青瓷》：当它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发行到六七万册的时候，在湖南本土开始有一种论调，说它不是主旋律，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示过于真实、直白。流言蜚语一度让我和出版社均颇为紧张。后来，是省委宣传部一篇“阅评员”的文章为它撑了腰、正了名，使它成为了自唐浩民先生《曾国藩》以来，本土作家享誉出版界的超级畅销书，最近还入选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五百本书目。
　　这使我对蒋建国先生所说的“良好的环境”感受颇深便充满作为湖南人的庆幸。
　　不仅如此。
　　2006年，刚到湖南的省委书记张春贤就强调要用国际视野来谋划文化产业，树立统筹、科学、全面、人本、开放的文化发展观。之后不久召开的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2008年湖南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强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创新理念高起点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构建以现代传媒、新闻出版、动漫游戏和文化娱乐等为重点的文化产业体系，组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龙头产业集团，加快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步伐。正是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思想认识上的先行与统一，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发展观，为湖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抓住了机遇和先机。（见“红网”2008年12月19日湖南频道，作者洪评）
　　再回到湖南广电。
　　《中国记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说，湖南广电“首先是勇于摆脱传统的事业行政管理与计划经济模式，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把新闻宣传之外更多的内容产品当作企业产品来生产、经营的一条改革之路。这条改革之路说到底，就是一条既坚持媒体的公益性，又勇于探索媒体如何依靠市场、走进市场、培育市场与占领市场的改革之路。只有走改革之路，走市场之路，电视湘军才能完成资本的积累和经济效益的扩张”。
　　对此，我原则上是同意的。它提到的几个方面，也正是我的关注点，但我同时要说，湖南广电在锐意而艰难地改革的同时，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远非臻于完善，而正是这些操作层面的不完善，可能对某些身处其中的员工，一不小心就构成了伤害。
　　如果我们的管理更加科学、更多地注重人文关怀、更有利地推动改革，在湖南“良好的环境”之下，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章  我们是老板试水时扔下的两颗棋子
    快乐到了顶点紧接着悲哀就要开始了；上坡路与下坡路是一条路；成功与失败总是互相交织、相伴相生；大丰收后也许紧跟着大萧条；股票非理性拉升后也许紧接着就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狂泻……
第一节  天娱二王：爱喝酒的东北汉子和上了七年大学的本科生
    让我们从世纪之交的1999年谈起。
　　这一年的3月25日，湖南“电广实业”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成交6个亿。半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委托调查机构对全国各省市卫星频道观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湖南卫视名列第一。紧接着，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及其他栏目大获成功，似乎标志着湖南广电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尤其是中国电视金鹰奖与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结合在一起，永久落户湖南，湖南广电成为其唯一的承办者与运营者，以及长沙海底世界隆重开园等等一切，让湖南广电如日中天。魏文彬因此获得了“传媒智者”、“21世纪封面人物”等等殊荣。
　　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智慧的祖先早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的话，意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快乐到了顶点紧接着悲哀就要开始了；上坡路与下坡路是一条路；成功与失败总是互相交织、相伴相生；大丰收后也许紧跟着大萧条；股票非理性拉升后也许紧接着就是让人目瞪口呆的狂泻……
　　难能可贵的是，魏文彬从来都不是一个飘飘然的人，他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忧患意识，或者说，他自己最清楚他的王国是怎样搭建起来的，所以决不能允许它随便而轻率地倒塌。他在2000年春节刚过的一次全厅栏目制作人和节目主持人会议上，向他的手下发出了预警信号：2000年可能是湖南电视最危险的一年。
　　甚至外人也看到了这一点。2001年12月的《环球企业家》杂志、2001年12月6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同一作者武京杭的两篇文章：《虚火的电视湘军》和《电视湘军“虚火上升”》，对湖南广电的成本管理、广告黑洞以及响当当的栏目赔本赚吆喝等问题进行了曝光。
　　事隔六年多研读上述两篇文章，我没有看出作者的哗众取宠或明显的恶意，但毫无疑问，在当时，它们让舆论界、业界乃至社会，开始弥漫着对湖南广电质疑的声音。
　　文章揭示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资金链条被极度绷紧、盈利能力因为“内耗猛于虎”而极度下滑的经营性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关乎对第一轮改革的整体评价。我猜想，这时的魏文彬心里一定也是复杂的，第一轮改革让湖南广电脱颖而出、名声鹊起，但由此引发的内部同质化恶性竞争，已使不同的利益团体如同水火，已使扬帆远航进入深海区的湖南广电岌岌可危。
　　魏文彬最终选择了来一次“重典治乱世，猛药除顽疾”，他要革第一轮改革的命。
　　客观地说，我认为魏文彬远在谋划将湖南广电上市之时，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中国固有观念中，传媒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之器，是不能完全彻底当成产业运营和发展的。当他调配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或机缘巧合地使湖南广电获得了证券市场的“准入证”之后，由于其“先行者”的地位，使湖南广电跑马圈地般地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市场份额，但这种份额更多地局限于因为栏目优秀而使广告增收的粗放经营阶段。
　　所谓成也广告败也广告，如果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不从根本上给予改变，它的竞争力马上就会消失，甚至不需要强劲的对手，仅仅内部的诸侯混战或兄弟间的火拼，就足以让它自取灭亡无数次。
　　盛名之下的湖南广电，远非一个合格的经营主体。
　　问题是，魏文彬靠什么破那个局？
　　毕竟，魏文彬够强势，他手下自欧阳常林起，确实有一大批抓节目、办栏目的精兵强将。很快，他们通过内部的整合、权力的再分配，让湖南广电像打了一剂强心剂似的，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们熬过来了，并且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很可惜，在我看来，这种起死回生却把那个根本性的生死问题给掩盖了。
　　果然，到2003年，风头正盛的湖南卫视出现了严重的收支不平衡，上市公司电广传媒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严重打击了广告商对电视湘军的信心，一度令湖南广电陷入了产业化转身十周年之痒的困境。
　　按照2008年7月25日《财富时报》上署名张华勇的文章的说法，魏文彬的改革，被认为是一场体制内的“分分合合的游戏”，对零散的进行整合，又对过于大一统的进行拆分，如此反反复复，激活有限的竞争力，但真正的新秩序并没有诞生。
　　张华勇更是断言，如果对中国当下比较着名的公司来一次体制评选，恐怕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现在所奉行的体制最为陈旧。在集团与湖南广播电视局的关系上，目前仍然是集团与局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体制，明白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水平。
　　魏文彬曾激情昂扬地说：“产权应该明晰，这是我想做的，是应该做的，是一定要做的。我只要不提前从职位上退下来，我就一定要把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产权改革向前推进，一定要把集团建设成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今后最大的工作。”
　　很可惜，在我开始动笔写作这本书的2008年6月底，提前从职位上退下来的魏文彬，并没有完成自己雄心壮志的改革。张华勇说：“在湖南广电内部，有人解读，魏文彬实际上是被动离开的，他的存在被认为实际上阻碍了湖南广电的进一步发展——他已经待得太久，有太多的利益关系。”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利益关系。
　　把张华勇的观点稍加延伸，我们将发现，被打上魏文彬印记的改革，实际上总是在通过洗牌创造一大批新的职位，会有一些人主动或者被动出局，而得到职位的人总是会先卖一阵子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直到他自己认为其所得与其所付出已经基本对等，这时，原来的激情会慢慢减弱，他很有可能会变得懈怠、按部就班、缺乏创造力，除非你能让他觉得位置不保或提供了新的更高职位，能够让他发起新一轮冲击。
　　问题是，职位总是有限的，人在某一方面的潜能也总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再也不能逾越（可惜的是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要命的是，如果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会被认为也能在其他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表现不俗，参见前文专门人才=通用人才的相关论述），而且组织不能总是处于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新生力量开始觑视那些已经被人占领的职位、暗自心生不满进而蠢蠢欲动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能够良性循环的利益激励他们，整个系统可能因为不能提供欲望的泄洪功能而出现“管涌”，进而产生无序流动直至溃院。
　　道理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都知道咒骂旧有的体制，因为这够时尚够潮流，但是，在这些咒骂者中间，我相信是夹杂了创新求变的力量和既得利益者的，有时候它会复杂到这两种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这说明，职位的激励并非最好的激励。
　　最好的激励是能让每个人都能与单位、组织、集体一起共进退、同呼吸共命运，当然主要是一起成长的激励。两者科学地、公平地、机会均等地结成利益共同体。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并非难以做到。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说站在岸上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事不关己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过度阐释。非也。我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新花样。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想到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而当局者，要么有所迷惑，看不清根本性的变革，其实是产权结构的彻底革命。要么就是装迷糊，因为一旦真枪实弹地干起来，触犯的利益集团太庞大，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利，如果久攻不下，难保不会反误了卿卿性命。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等待整个大气候更加成熟。
　　再重复一次：职位的激励是一种内部循环，而且总是资源有限；产权明晰则能在夯实稳定的人心的基础上对外扩张。
　　魏文彬的遗憾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把它解决掉。这成就了他为国内都市生活类电视台的开创者和领风气之先者以及有谋有勇的改革风云人物的名声，却未能让他获得宏图大略的行业领袖的桂冠。
　　当然，我的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很多人不服气，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好在这已经足以让我们的读者了解天娱传媒产生的环境与背景了，那就让我们继续往下说吧。
　　天娱传媒的发起人是湖南广电娱乐频道。当时给它们配了两个人，一个是王鹏，一个是王伟。
　　娱乐频道脱胎于文体频道，文体频道的前身是湖南电视台二台。娱乐频道当时的配置是这样，总监张华立，副总监张勇、陈湘，总编室主任王鹏，节目部副主任夏青。其中王鹏和夏青既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同学，又是一对夫妻。这两个人在“超级女声”红火的那一阵子，曾经在各种媒体上频繁亮相。
　　关于娱乐频道创办天娱传媒的发端，《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有一种说法，说是娱乐频道张华立受了中国光线传媒的刺激而产生的动议。
　　怎么说？
　　因为国内第一档娱乐新闻节目其实是他们娱乐频道做的，叫“娱乐急先锋”，却因为体制和内耗的原因，被他们的兄长、同样将娱乐节目作为主打的强势的湖南卫视削弱了。中国光线传媒差不多前后做的“娱乐在线”，却因为是公司化操作而迅速崛起，马上就做到了行业老大的地位。张华立由光线传媒的模式看到了传统媒体中频道概念的束缚，要冲破这种束缚，只有打破体制的局限，完全面向市场，于是决定成立几家完全市场运作的公司。
　　第一家公司叫“湖南艺术玩家艺术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由娱乐频道控股，源于娱乐频道的一个节目“艺术玩家”，它的业务主要有两块，以“长沙窑”为品牌生产销售礼品陶瓷；经销（展销、拍卖）现、当代艺术品。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艺术玩家公司赶上了好时光，虽然不像拥有“超女”品牌的天娱传媒一样，名声一度如雷贯耳，但其稳步发展的态势，已使其成为了湖南省艺术品市场的翘楚。
　　天娱传媒比艺术玩家晚成立三个月，作为两家兄弟公司，它们不一样的市场表现和不同的企业命运，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巧的是我正好认识艺术玩家的掌门人邱天，他是一个很有才气、很实干也很能干的人，把公司做得很稳健。不过，我不想在此停留太久。在这个环节，我认为成立艺术玩家和天娱传媒两家公司的战略意义，是以频道特色或栏目为依托，跳出了湖南广电以广告收益为主要诉求的内部搏杀，也算是另辟蹊径。
　　艺术玩家和天娱传媒两个公司，一开始着力点就不一样，艺术玩家立足于本土，天娱传媒着眼于外埠市场。
　　如果不是我已经从内部了解了旧天娱传媒几个历史转折时期那差强人意的表现，我很可能会接受那种在它名声日隆时各方当事人种种先知先觉的解读，但是很遗憾，在我眼里，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了，我对于窗户纸后面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神秘感。我甚至跟王伟讨论过旧天娱传媒的寿命问题，我的结论是，它的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曾经伴随着“超级女声”一起诞生、成长、如日中天，又随着“超级女声”品牌价值的急剧贬值而沦为明日黄花。旧天娱传媒真的到了不得不出重手输血做手术的时候。
　　欧阳常林以此为继续深入改革的切入点之一，算是眼光独到。
　　但是，即使现在新天娱传媒的表现令人拭目以待，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它当初成立时的动机和人员配置，提出如下疑问：
　　为什么是王鹏和王伟？结合前面交待的背景，他俩是不是湖南广电第二次改革时，被内部整合下来的闲人（即没有获得更高级别的职务）？如果当初不是王鹏和王伟，而是另外两个人，几年下来，天娱传媒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天娱传媒的创立者，懂得“完全市场运作的公司”的内涵吗？娱乐频道的领导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体会到了“频道概念的束缚”，那么，在做公司的时候，是否真的想到并做到了要尽量“去频道化”，而不是把它当成频道的“一亩三分地”？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他们能自始至终、心甘情愿、毫无束缚地按照《公司法》的规范来管理公司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王鹏和王伟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从商经验。
　　王鹏是为追求爱情跟夏青来到长沙的，十几年里两人爱情甚笃，虽经历过绯闻的打击，但事实证明那纯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
　　我没有见过王鹏，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很自然地把他归纳到超豪爽、真性情的北方汉子的类别里去。他先做播音员，后进入娱乐频道的管理层。他是一个喜欢喝酒而且有海量的人。曾经还喜欢钓鱼。钓鱼可是一种需要有耐心的慢活儿，多少体现了遁世文人与世无争的一面。听说他还喜欢读史书，尤其与那种帝王将相的驭人之术有关的书。当我听到他的这几个爱好时，我忍不住猜想他为人处世性格复杂双重的一面。凭着我对人对事的感悟能力，我猜想这种人内心很狂野，总想把场面弄得很大，但真要碰到什么事儿，一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躲得起。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平时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但在关键时刻，他也会有自己的原则。
　　我还听说王鹏并不喜欢干办公室主任的活儿，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得管整个频道的吃喝拉撒，没有超级好的脾气和耐心是不行的。此外，还得头脑里时刻装着领导，在时不时要跟各种“牛鬼蛇神”打交道的时候，要善于、敢于端起酒杯把事情搞定。这个“岗位责任”真的跟王鹏的性格不相称。东北人除了是活雷锋，还是大爷，很牛B的，伺候人的活儿是干不来的。比如说王鹏虽然喜欢喝酒，却只喜欢跟哥们儿小兄弟一起喝，碰到要陪领导的时候，能躲就躲了。
　　但那时王鹏已经不在娱乐频道总编室干了，在新成立的企划部做主任，并且还兼了个娱乐频道的副总监，与原来的职务虽然升了半级，但显然没有原来的职务那样要求按部就班。
　　再来说王伟。
　　湖南广电第二轮改革的时候，王伟从湖南生活频道合并到了湖南经视，是新闻中心筹备一档新闻评论节目的制片人，仅仅因为一个竞聘上来的一个分管它的副主任不合他的口味，觉得那人不是干事的，自己又改变不了既成的格局，便准备挂靴而去。
　　正好王鹏来找王伟，怂恿他一起干，两个人喝了几次酒后越来越投机，王伟便下了决心，进企划部给王鹏做副手。
　　这其实是王鹏第二次向王伟抛绣球。第一次，王伟还是谢湘林的手下，那时的湖南广电虽然各频道、各部门挖人几成常态，王伟还是选择了放弃。
　　王伟说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这样说不是说他有多叛逆，只是说他性格中天生有一种求异求变的本性，他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每隔三四年就要改变一下。
　　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有这种原始的冲动，他们的改变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换手机、换汽车直到换配偶。我不认为这种内心的冲动是人类社会发展或产品更新换代的主要动力，也不把它归结为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浮躁心态，以致任何一次官阶或财富的提升，都需要更高档次的物资去匹配。我只认为这跟一个人的内分泌或肾上腺素之类的生物因素有关。
　　王伟说他的改变专指变换岗位，是一种人生历练和精神追求。否则，人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憋屈，只有通过换一种活法的方式，才能在挑战新的东西的过程中，保持生命的应急状态与质量。
　　这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外一面是，由他们两个人来组建公司，可能完全是娱乐频道的一个行政决策，其实就是对王鹏进行的一项人事安排。
　　这当然是我的大胆假设。王鹏却不能不当一回事，他捎上王伟，王伟是王鹏弄进来的，理所当然地跟他共进退。
　　其实，王伟一进企划部就发现，像那种喝酒扯淡的企划部纯粹是鬼扯腿，有什么干的？给你一个闲职，把你晾在那儿，免得你在领导面前晃来晃去烦人。在单位不得宠的人，经常会享受到这种待遇。2003年湖南广电不是搞体制改革吗？娱乐频道当然要响应，这就是当年成立公司的背景。事过几年再回头看，我个人认为娱乐频道其实并没有多么认真地分析过他们是否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说他们两个人正好空闲着，就把他们往公司里塞了，因为很明显，不管是王鹏还是王伟，从未表现过自己有市场经验、有勇气、魄力，更谈不上他们两人有过什么毛遂自荐，在2003年年底的一个会上，就把这事宣布了，所以当时的王伟一边兴奋，一边忍不住茫然。
　　但王伟没有茫然多久，骨子里的血性让他对新公司很快充满了期待与渴望，准备像第一次下水的鸭子似的赴向未知的领域去折腾。这是一个读了七年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现在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他大概觉得大学经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并不打算深谈。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觉得一个敢于在大学基础教育上耗上七年的人，一定富有某种禀赋，而且只要不是纯粹追求一纸好看的文凭或花着父母的钱在大学里浪掷青春，这种独特的求学经历，多少会让他具备不同的知识构架和学术素养基础。我很快知道，王伟先是读了一个自费的本科，电子技术专业，应用电子通讯。三年后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中南大学，学的是管理工程。
　　王伟爱折腾、爱忽悠的劲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从二年级开始，他便竞选当上了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伟大学毕业后在王平波的哥哥王旭波的推荐下进入湖南广电，跟他一起做统计、媒介研究和收视率分析。那时候收视率分析在中国刚刚起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因为王伟肯学好钻且天性接受能力强，很快就上了路。生活频道建组的时候，时任总编室主任的谢湘林招兵买马，把比自己小10岁的王伟纳入麾下。王伟称他为谢老师，认为是谢湘林把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这种男人间的友谊和惺惺相惜，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的谢老师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
　　按照王伟比较谦虚的说法，在收视率分析方面，他可以算半个专家。严格的统计学思维训练，培养了他对于数字的敏感。做调查、做分析报告、做竞争态势，王伟认为自己的工作进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些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他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当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时，总是在无形之中使他大受其益。
　　当时王伟可能没有意识到，长达三年那种每天面对那些枯燥的数据的生活，其实在冥冥之中，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最基本的感觉。
　　这之后王伟与谢湘林共进退，出来做制片人。这是新成立的湖南生活频道的一档谈话类节目，叫“大当家”。他们把谈话节目活动化，很快让活动本身的影响力超过了节目本身。比如他和王谅、李卫（李卫现在也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曾经为了做一个“走进戒毒所”的节目，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与吸毒者同吃同住，走进他们内心，和他们交朋友，这个节目当时在湖南的影响非常大；又比如在新的《婚姻法》准备颁布实行时，他们做了一个轰动新闻界和整个社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所有顶级的婚姻法学者全部请到长沙，做了四期节目，叫“为婚姻辩法”。据说像《新民周刊》、《新周刊》都来拿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王伟后来还做过新闻和时事评论节目，进一步加深着对社会与人的了解。直到王鹏第二次来挖他。
　　在王伟曾经工作过的部门，他被同事认为是一个热情、肯干而直性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很活。
第二节  天娱人的豪情有如黄浦江水汹涌澎湃滔滔不绝
　　2007年年底，搞房地产的冯仑出了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很多老板和白领都抢着看，好像里面藏着多少财富的秘密似的。
　　这本书我也看过，是我一搞房地产的中学同学推荐的，据他说，这个世纪初他在北京做证券时，跟冯仑一度很熟，知道他很会侃。
　　我也认为冯仑的段子说得不错，一些经典的段子不仅言简意赅，还具有被多种阐释的可能。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也能自圆其说，写书时的胆子也不算小，难得的是冯仑写作时分寸感的把握还很到位，有人说他是中国房地产界的思想家，我基本上认同。其实，中国商界各个行业思想家太少了，什么时候多起来，才是国家、国人及企业界自身之幸。当然，长期以来被誉为无商不奸的商界、商人，最缺乏的还是一种社会担当。
　　冯仑一开始就谈到了公司的江湖式进入问题。大概在1991年的海南，大家因为志趣相投，凑了三万多块钱，注册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公司，冯仑在书里说，那家公司类似皮包公司。
　　冯仑太客气了，那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在《公司法》没有颁布实施之前，这怪不了他们。当时是什么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正在跑。每个人都怀着致富的梦想，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冯仑他们还是文人下海。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只能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
　　冯仑跟他们的几个合伙人很有意思，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但在事业方向（即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面是友谊，一方面是观念相左，搞得每个人都很痛苦。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商人方式退出，既最大限度地维系了朋友间的友谊，又给了各自广阔发展的空间。
　　反观旧天娱传媒就没有这种境界和运气，他们是有实实在在的股本金注入的，但还是没有避免落入俗套：两个大股东在观念上似乎没有把投入的股本金当成是公司资产，对于分配到手的权利，则主要用来相互制衡与防患，公司发展方向不明确，内部游戏规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清晰，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连纸上谈兵都没有谈过，一些规章制度基本是娱乐频道管理文件不动脑筋的照抄或翻版。所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另外一个股东便开始闹分家，最终分道扬镳。
　　我始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胎。
　　让我们还是先从注册时说起吧。
　　天娱传媒准备成立的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比冯仑他们注册公司时晚了12年，距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快满十年。应该说已经有法可依了。换一种话说，相比于冯仑他们的公司，它应该更理性，更有可能按《公司法》的规则运行。
　　我先问王伟，为什么公司注册地不选择长沙或北京，而是上海？
　　王伟说，上海的投资环境不错，海派文化的底蕴很深，公司管理够专业、够规范。如果要做真正的传媒公司，就必须选择上海，因为当时世界级的传媒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都在上海，在北京只设了记者站。做生意就得要扎堆儿。王伟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人，一开始他就想把天娱传媒做成国内最出色的传媒公司。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上面的旨意？
　　王伟想了想说，也许吧，进驻上海应该跟湖南广电的整体布局有关。当时，湖南广电在北京、在广州都已经有了公司和据点，唯独上海没有，他们要在大上海踏上一只脚。
　　再谈公司的股本结构。
　　最初的注册资金是300万元人民币。为什么正好是300万？原因很简单，当时在上海注册一家具有电视节目制作和演出经纪资格的传媒公司，注册资金不能低于300万。
　　它的股东有三个：一家是湖南娱乐频道，占总股本的60%；后来湖南娱乐频道替王鹏垫资，算是借给他的，让他占总股本的5%；另外一家是北京一家叫天博宏达的广告公司，占总股本的35%。
　　这个天博宏达很有来头，是“天中文化”的控股子公司。“天中文化”是一家香港公司，是刘德华及其老搭档、着名经纪人李小麟、张国忠等人出资联手打造创立的多媒体娱乐集团，曾经拥有包括刘德华、苏有朋、林依轮、零点乐队等大牌艺员，后来又成功包装了2004年“超级女声”季军张含韵。
　　我问王伟，这个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是怎么找到娱乐频道的？或者反过来说，娱乐频道是怎么找到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的？
　　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大家要共同组建一个公司，必须知根知底，或者说要“道”相同才能相与筹谋，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好某一行业良好的市场前景，或者至少要像冯仑说的，大家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王伟说，天娱传媒成立之初是想做艺人经纪，娱乐频道有频道载体资源，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也算是强强联合吧。
　　这算得上一个解释。
　　有一个小花絮可以说一下，天娱传媒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王鹏曾让王伟在上海找人测过字，找的好像是“中华取名网”的李佳麟，这个神秘的、“神机妙算”的“大师”当时给了他四个字：外美内恶。
　　找人测字本来是一个玩笑，但起码说明了王鹏、王伟当时的心境……初次下海的忐忑与兴奋。这也是很多成立新公司或要生孩子了的人常干的。
　　奇怪的是，风水大师解释这四个字的情景，后来还将时不时地在王伟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在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或极度辉煌的时候。这说明王伟虽然把它当成一个笑谈，心里多少觉得还是有点诡异。
　　李佳麟说，天娱传媒一定能干出一些大事，但却又是一个短命的公司，它在外面的名声会很大，大得你现在都无法想象，但内部却很乱，各自为政、难以为继。
　　算命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惯于给你一阴一阳两种说法，让你欲知的前景充满了可左可右、模棱两可的玄机，横竖都有他的道理。
　　在当时，王伟还不至于因此而五味杂陈，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不会听命于“大师”而停滞不前或打退堂鼓。再说了，不是还有个“外美”的光辉前景吗？又再说了，他只是一个副总，前面有一大串人在那里顶着。
　　王伟曾经找过很多朋友，求教新的公司应该怎么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说归说，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供操作的计划，当然更没有人替他们担当。王伟觉得，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种结果，要么真的把天娱传媒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就被市场经济大潮的海水给淹死。
　　他和王鹏很快分了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在公司注册初期，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像隐身人似的，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
　　王鹏是董事长，由他当家主内，负责跟娱乐频道乃至湖南广电的沟通。王伟说，王鹏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这种分工使他不仅不用离开家，甚至还保持了电视台做企划工作时的上班模式，大多数时间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广电娱乐频道办公室，很潇洒的。
　　王伟负责在外面跑腿，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公司注册下来。
　　娱乐频道给了王伟8万块钱的筹备费用，包括公司的注册费、上海至长沙的往返费用、与天博宏达谈判的差旅费、公关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这点钱在偏远的农村也许够建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子，但是在上海，要维持上述庞大的开销，很快就让王伟捉襟见肘。
　　但资金困难还不是主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4年4月8日凌晨三点，王伟带着当时还未婚的太太和娱乐频道的司机吴学文开着一个车况并不太好的东南freecar从湖南长沙出发，就像拙劣的影视作品常常用电闪雷鸣渲染主人公大起大落的饱满情感一样，那一路也是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正常情况下十二小时能到上海，结果他们整整开了十八个小时。暴雨及极低的能见度，加上又累又困，他们途径江西的时候几次车差点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
　　传媒公司的注册流程很复杂，不能交给中介机构去办，因为有一些前置性的审批条件。简单地说，工商登记可以先办，但如果办不下来三证，等于与传媒有关的公司业务，一项也不能做。哪三证？其一，广告经营许可证；其二，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其三，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
　　还是举例来说吧。
　　先说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在审批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个担保单位，这个担保单位还必须是由上海文广主管的。俗话说，熟人多了好办事，问题是那时王伟在上海一个熟人也没有，真的是两眼一黑。本来他也可以去找娱乐频道或通过娱乐频道找魏文彬和欧阳常林，动用他们的社会资源，但这不符合王伟的性格，真那样，一有一点事就找领导，那不等于是抱着别人的脖子下海吗？那算怎么一回事？
　　可是，事情又必须解决，怎么办？
　　王伟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就是上网查上海文广下面的二级单位，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看有哪个单位愿意做他们的主管，只要对方松一点点口风，马上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后来有一个什么上海工程协会，终于答应愿意给他们做主办单位，双方谈定的价格是每年6000元的管理费。
　　办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似乎更麻烦一些，按规定，需要四个经纪人证。那时候公司就只有他跟王鹏两个人，哪里去弄四个经纪人证？王伟在湖南已考取了经纪人证，但上海根本不认，他们只认上海的证。怎么办呢？要么就在上海招人，要么就必须派人在上海考试。招人不可能，跟人家谈，人家动不动就要5000块钱一个月，四个人每月就是两万。公司还没注册，王伟不可能把钱花在这上面。那就考吧。但是，谁去考？在上海招人要花钱，在湖南招人带到上海去一样要花钱。为了省钱，王伟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她当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工作，正经八百吃“皇粮”的，王伟硬是忽悠着让她把工作辞了。公司筹备组那时候还找了一个会计许珺，刚好她姐姐也在上海，就这样凑齐了四个人，读了两个月的书，通过考试拿了四张证。因为是自己的人，也就只花了一点报名费和考试培训费。
　　除了经纪人证和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其他的前置性条件还有很多，如基本的制作设备等等。当然这种设备可以租赁。公司是娱乐频道办的，但不可能把娱乐频道的设备搬到上海。王伟想到的变通办法是跟当地的电视台签订一份联合制作合同，设备由他们解决，拍不拍片先别管，先到工商部门蒙混过关再说。
　　办理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除了上面说的四张经纪人证，还要两个有六级外语证的员工。而办理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则要有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那两个六级外语证的员工和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天娱传媒公司根本没有，王伟只好凭私人关系找湖南广电的朋友借证。（据我所知，近几年，一些会读书善考试的人，考取了各种各样的资格证、资质证，当公司注册需要相关证书时，他们就挂出去，也不用去上班，每个证根据考试的难易程度和通过率，每年有数千到数万的收益，俨然已成为一个产业，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然后广告经营要有审查员证，还要有几个美编证，都是他找朋友借的。
　　能考的就自己考，所以，除了经纪人证之外，王伟本人还考了广告从业人员证、广告审查员资格证。
　　这个证那个证能把人的头弄晕，如果按一个证配一个人计算，公司办齐三证，至少要有四五十个人，但公司初创期在上海的员工就四五个人，一个是肖文俊，任行政总监；一个是吴学文，就是和王伟一起开车去上海的那个司机，他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因为老婆孩子都在长沙，在上海入不敷出，生活工作条件太差，便仍然回娱乐频道上班了；司机换成了王戬，再加上会计许珺和王伟自己。就这么几个人。
　　我发现王伟漏了一个人，就是和他一起考上了经纪人资格证的他的未婚妻。
　　王伟告诉我，她不是公司的员工，不拿公司一分钱。
　　王伟反复强调，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夫妻一定不能在同一个公司干。其实，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和他跟王鹏的交情，只要王伟以此为条件跟王鹏提，王鹏完全会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住房补贴，什么都没有。就四千块钱死工资，在上海租个房子就要一千五。所有的员工都挤在那套房子里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甚至不敢请厨师。王伟就经常亲自下厨房，为大家做吃的。
　　公司的办公场地呢？总不至于也挤在一起吧？
　　那倒没有。公司就在对面，从表面上，完全小打小闹的格局。
　　他们4月8号去上海，5月26号拿到工商执照。到八、九月份，上面说的那三个证一个不差地全部办好了。后来“超级女声”全国巡回演出的时候，这三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在表现王伟的办事能力时，暗含了对旧天娱传媒的批评——除了注册资金是实的，它的专业人才配备可大部分都是虚的，和冯仑他们当初的公司比，称得上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皮包公司”。我唯一能替它辩解的是，即使在现在，类似的情况仍然很普遍。比如说，我现在仍然是国家注册拍卖师，如果我想把证“挂”出去，我一年可以收入N个五位数，真有这个市场。
　　精力充沛的王伟可没闲着——未婚妻怀孕了，一切都是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进行的。王伟感到极大的兴奋与甜蜜，还有，就是责任，对自己所爱、义无反顾抛弃正式工作来上海陪伴他打拼的爱人的责任。尽管公司千头万绪，王伟决定还是给对方一个婚礼，地点：回老家；时间：24小时。
　　那一天是6月6日，王伟不敢也不愿意对婚礼的常规程序进行任何删减。他先天下午从上海赶回长沙，而未婚妻回老家衡阳。第二天凌晨六点，王伟从长沙赴衡阳把她接到自己的老家邵东，他从娱乐频道借了一辆大巴车，8点钟到衡阳，12点钟赶到邵东自己老家。下午开始办酒席，那天晚上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床回长沙，然后上午8点钟飞回上海。
　　我有意省略了王伟老婆的名字，尽管王伟对她的爱与尊敬溢于言表。在中国男人为事业打拼的过程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以妻子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支持着他们，好像是一种命运。我见过她和他们那个眼睛明亮、快乐健康的孩子，她们应该得到祝福。
　　王伟对一件事心存芥蒂，他小孩的百日酒王鹏没来出席。当时王伟所有最好的朋友和公司其他的人都来了，唯独王鹏没来，他本来答应中午来的，但临时又没来。考虑到那时也是王鹏事业的低谷时期，王伟也不好意思太怪他。
　　还是让我们回到上海。
　　不管怎么样，公司的注册和构架完成了。一个注册300万的小小的传媒公司，就像南京路上如织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王伟不这么看，他不妄自菲薄，他越来越认为天娱传媒的成立是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标志。
　　王伟这样解读天娱传媒：为什么它不叫湖南天娱传媒，而要叫上海天娱传媒？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新的公司必须站在一个传媒中心的、具有制高点性质的、全国标志性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上海。叫上海天娱传媒，就是去湖南化。去湖南化就意味着面向全国市场，而不是一个区域市场。虽然上海也是一个区域，但它像北京一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王伟上述种种表现表明，他把天娱传媒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丝毫没有超越天娱传媒的私心杂念，尽管他当时的身份只是那个新成立的公司的副总，连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份都不占。他当初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东方明珠塔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传媒王国，名字就叫天娱大厦。
　　现在看来，王伟的梦想与当时他们所拥有的硬件条件相差得实在太远。王伟清楚这一点，他说事到如今还敢说出那个梦想，只是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心境，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湖南小伙子心中的蓝图，够狂够霸蛮，他明白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他觉得那是为未来预留出来的广阔空间。一个公司如果连远景规划都没有，你能指望它能走多远？
第三节　屡战屡败上海滩：“丐帮帮主”的快意人生
    王伟准备雄心勃勃地开拓上海市场，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当时他的想法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原来在湖南广电做栏目时的那些思路，即想方设法实现节目与企业广告诉求的对接。他弄到了上海黄页（其实就是大本的电话号码），分给会计、行政、司机，像他当初给上海文广的二级单位打电话一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打电话。
　　试想一下，排外的上海人，接到这种电话一定是不厌其烦的。这是一场耐心与耐心的比拼，只可惜，王伟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对他们的军心也是一种考验。电话打过去，听到的总是不耐烦的拒绝，这种待遇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两百次，想一想，该需要多么坚韧的神经才能承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挫折？
　　策划一些小节目，找一些小赞助，先维持公司正常的开销就行了。王伟手上多的是策划好了的节目方案，只要找到一笔企业赞助，就能良性循环，一切真的就那么难吗？
　　还真的就那么难。
　　那种与企业的沟通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接触到企业管理层的最底层，那些接电话的人，连让你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你是在替别人策划项目不错，但你也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你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你能替别人做什么？别人肯不肯掏钱让你做？就看你提供的平台与服务是不是能被他看上，两者能否找到交集点。新成立的天娱传媒有什么？对，有王伟好不容易弄下来的三证。除此之外呢？没有名气，没有业绩，没有资金优势，没有资源优势。
　　前景似乎很不乐观。
　　这使我想到了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这个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是靠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凑足了6万美元弄起来的。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赢利模式，为了帮助企业做买卖，他们经常提供免费服务。在阿里巴巴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是互联网最疯狂的时候。在马云的游说下，在杭州马云家里办公的公司员工会经常接到投资者打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对于那些憧憬着梦想、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离成功更近的信号（参见《马云创造》，作者杨艾祥）。
　　王伟和马云的工作不具有行业类比性，但他们的劲头一样。王伟是一个对自己的游说能力充满自信的人，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忽悠也是生产力，而且可能是最大的生产力之一。
　　商场上人人精明，别人能被你忽悠，证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或经营理念，合作的机会也就产生了。
　　上海的企业都不认天娱传媒，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王伟不愿意承认自己设计的盈利模式出了问题。他不是一个轻意服输的人。他想让天娱传媒在上海企业眼里显得有媒体资源的优势。
　　他想到的办法是借船出海，像傍大款似的傍上上海文广。
　　王伟一开始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他特意为天娱传媒的办公室选址威海路，就在上海电视台旁边。他通过一层一层关系结识了上海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心的负责人，电话约了好几次，对方终于答应在上海电视台内他的办公室见上一面。
　　上海文广很牛B的，进去需要经过几道关卡。王伟他们有台车，开车进去会显得有面子一点。为了节约成本，司机王戬把会计也带上了，准备顺道去税务局办事。事情巧就巧在当天正好车坏了，并且还坏在出门不远的高架桥上。当时上海有一个规定，外地车牌的车子到了某一时间就不能上高架桥了。王伟他们本来是因为赶时间违规上的高架桥，结果偏偏车坏了，那不是等着交警来罚款吗？那个车坏得还很有技术含量，不是熄火完全开不动，而是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前进，像一只卖力的乌龟。叫不叫拖车是个问题，叫拖车，需要几百块钱，但也许可以避开警察；不叫拖车，除非出现奇迹，车滋溜一下开走了，否则就只有等着警察来罚款。结果是拖车到的时候警察也到了。
　　王伟留下王戬他们处理善后，自己跑步去上海文广（高架桥上打不到的士），第一道门岗就把他挡住了，大概觉得他约见的是领导，却是走路进来的，还满头大汗，差点没把他当成派发广告的。
　　王伟当时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只有办公室电话，偏巧他要找的那人那会儿又不在办公室，门岗自然怀疑他了。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进去了。是你求着见人家，不仅不准时，还给人家添了那么多小麻烦，结果可想而知，王伟想借船没借到，想傍“大款”没傍上。
　　虽然公司人不多，但没有进项只有出项，也还是很容易让人心里发慌，表现之一是王伟每天不得不算小账，就是每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光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再说王伟也不甘心，他决定去苏州、无锡和宁波试试运气。他手里带着几个光碟，是娱乐频道做的“超级男声”，那是他拿在手里准备跟那些个市电视台合作的项目。
　　运气没有光顾他。
　　上海企业不认天娱传媒，苏州、无锡和宁波的企业也不认。那些个市电视里的同行，有些人更是不讲面子，看过碟后满脸鄙夷：这都是什么呀，粗制滥造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水平？
　　王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这里，我不得不小小地打破一下时空秩序，因为很多事是交叉进行的。正在王伟在上海苦撑危局的时候，五月底，娱乐频道、天娱传媒在同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总编室主任李浩几轮沟通后，湖南卫视终于启动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
　　关于“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解说，现在让我们从中间说起。
　　王鹏知道王伟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了长沙。
　　在当时，没有谁能看到“超级女声”的前途，但王伟必须听从董事长的号令。他知道自己将行踪不定，不得已把怀有身孕的老婆和另外几个员工一起留在了上海，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他们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是还没有变成凤凰的野鸡，娱乐频道非常慷慨地把它连同“超级男声”和“星姐”选美一起划给天娱传媒，也就是说，从制作到播出、到与人合作，都是天娱传媒的事。
　　天娱传媒要想盈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制作费，比如说台里给的制作费是50万，你能省吃俭用控制支出成本，结果只花了40万，你可以赚到10万元的差价，依此类推。所以，在湖南广电，栏目负责人或节目制作人是很有大权利的。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拉来广告，比如说冠名、现场广告牌、植入式广告等等，有些企业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钱，出产品也可以，这有点像易货贸易。不过，有没有企业赞助节目都要播出，广告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收到了实物，起码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条件。
　　那时是王鹏和王伟的蜜月期，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王鹏乐得把节目制作等一摊子事全部交给王伟。娱乐频道也很支持，要设备给设备，要人给人。娱乐频道当时有一个演艺部，王鹏挑了彭志坚、姜军、郭新等几个人配合王伟，其中姜军、郭新后来就加盟到了旧天娱传媒公司。
　　王鹏和王伟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也没有觉得“超级女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如果能抠出一点制作费，再在每个省开个分赛区，找一笔冠名费，也许就能够把天娱传媒养活下去，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求发展。
　　那就先联系分赛区赛场吧，找当地的电视台合作，设备、播出频道、选手等等一切节目元素都在当地解决，天娱传媒只负责提供节目形式和组织实施，有点像技术入股。
　　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领了任务的王伟从长沙坐首发航班直飞上海，然后去了苏州，接着一个人到南京，晚上又到武汉去了。那一天，王伟跑了四个省市。
　　我问王伟为什么要一天跑四个省市？王伟说为了赶时间。“超级女声”已经启动，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和董事长王鹏的意思就是希望尽快在全国铺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完全是打游击战的套路。
　　但要别的电视台接受你的节目并且甘当你的配角，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王伟又没有时间跟他们磨蹭，他只能听从张华立和王鹏的调谴，指哪儿打哪儿。
　　当王伟回首那段往昔的时光时，除了感慨自己确实有那么一股湖南人敢打敢拼的“霸蛮”精神，更多的是对自己与王鹏当初那种关系、天娱传媒企业文化的萌芽的感慨。
　　王伟说，旧天娱传媒为什么能够从小做到大？第一个就是对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自觉传承。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顾忌，真的是勇者无畏，甚至可以说无知者无畏，我们眼里的前途并不是明朗的，甚至时常有些茫然，但是我们初生牛犊不畏虎，什么事情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第二，就是旧天娱传媒的经营理念。有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抱怨，总觉得旧天娱传媒的体制改革如果能跟上来，我们的前景要好得多好得多。实际上，旧天娱传媒整体的理念相对于全国的整体水平，至少先进五年，我们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在这之前，哪个省级频道的公司想到过到外省去打拼、去攻占属于别人的市场份额？没有。只有旧天娱传媒一直拥有着开放的思想与态度。就拿我和王鹏的关系来说，从我在策划部给他做副手时开始，因为他不揽权，不是那种事无巨细都给你管死的婆婆，而是在业务上充分信任我，反而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设想一下，如果这四年里他不放手让我去干，而是事必躬亲，什么事都要管一管，我不可能得到那么多锻炼的机会，也就不可能有现在这种格局。对此我能理解，执行者最怕什么？就怕领导外行冒充内行，这里插一脚那里插一手，根本就搞不成器，结果是管得下面的人一点积极性都没有。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管，敢于用人，敢于相信你正在用的人。
　　让王伟遗憾的是，一切似乎仅仅停留在业务的开展上，而远远没有上升到企业内部管理的层面。旧天娱传媒的管理从始至终是粗放的和低效的，我和王伟就其管理水平如何界定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很长时间，而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在“千疮百孔”和“病入膏肓”这两个词中间究竟选哪一个。作为曾经把旧天娱传媒当成儿子一样宠爱、寄予如此之大的希望的王伟，对此非常痛心。
　　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缔造了“超级女声”神话的旧天娱传媒，竟然是一家没有完善的规章管理制度的公司，没有完善的岗位责任、没有完善的会议制度、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
　　但是，它又的确缔造了一个传奇。以后我们将看到，这个传奇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参与方、参与者都是有功之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运气的成分。
　　相信运气没有什么不好，但一切全靠运气就悬了。
第四节  从三百万到两万：人民币是怎样“糟蹋”掉的？
　　在详细地谈“超级女声”之前，旧天娱传媒的另外一个有外资背景的股东不能被我们忽略得太久，天博宏达真金白银地出了钱，不可能从始至终地处于无为而治的隐身状态。
　　即使跟湖南广电比，天博宏达的大东家天中文化也是很有实力的。天中文化老板李小麟是个香港商人，他的强项是艺人经纪，想把艺人经纪拓展到国内。这就与湖南广电高层的某个想法有了交织。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张惠妹火的那几年，有一次来长沙演出，湖南广电某位高层跟张惠妹的经纪人聊了一下，人家告诉他，张惠妹一年的演出合约是十个亿，经纪公司能收五个亿。这个高层就突发奇想，说湖南广电如果能出十个张惠妹，就能收五十个亿，比整个湖南广电的年产值都大得多。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湖南经视台拍摄的《还珠格格》捧红了小燕子赵薇，让她身价倍增，可是后来湖南广电一些频道想请她录节目却非常困难，难得请动。
　　这使湖南广电的决策者下决心要成立自己的艺人经纪公司。
　　湖南广电先后组建过三任经纪公司。
　　第一任经纪公司总经理是刘沙白，副总经理是潘峰、张若波、王平，湖南广电发了文，这是2000年的事。干了两年，由于自身没有艺人资源，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没有干起来。2002年又发了一个文，由另外一拨人继续干，还是没有干起来。到了2004年，历史的使命落到了娱乐频道创办的天娱传媒的头上。
　　在湖南广电高层和娱乐频道领导的定位中，天娱传媒就是要做成国内顶级的艺人经纪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会把“超级女声”、“超级男声”、“星姐”划给他们的主要原因。
　　但艺人经纪公司是高投入的行业，在中国版权问题、诚信问题、市场规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艺人经纪公司可能很难赚钱，靠发行唱片，靠做演出，应该很难做起来。
　　王伟说得更绝对，他认为别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也没有几家艺人经纪公司仅靠出唱片赚钱。除非市场极其规范或你有黑社会背景。据说香港一些经纪公司就有黑社会背景。周润发、刘嘉玲等等大牌名星，都有过被胁迫拍片的经历。在香港，不管你是刘德华还是成龙，你今天不听我的，我立马把你封杀掉了，电视台一封杀，黑道就会找你算账。在国内，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凭一个湖南广电或湖南卫视，你有可能捧红一个人，但你封杀不了谁。你怎么封杀？你一封杀，别的台还会来跟你叫板。你封杀我来捧。就是这么干的。
　　王伟这些话是不久前跟我说的，那时他已经摆脱了跟天娱传媒的关系。
　　王伟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苏建华，从另外一方面对王伟的说法做了补充，按他的说法，在欧美那些文化艺术市场很发达的国家，艺人经纪其实是很赚钱的。在国外，艺人经纪公司的运营是非常注重划分层次的，像天娱传媒这样的层次和分量的，可能只剩下四五家，这四五家的经纪人老板是要经常联系、经常互通消息的。他们作为这个行业的顶端，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己来制定行业规则：首先，他们承认经纪行业不可能做到完全垄断，他们四五个大佬在哪儿一聚，就把势力范围划分清楚了，他们一方面是竞争关系，但是决不互相拆台，绝对遵守他们自己定的规矩，比如说你那个什么谁谁谁，他想跳，他怎么可能跳啊？老板互通一个消息，喂，怎么你那儿那个谁谁谁要到我这里了吗？没有呀，得了，马上封杀。他们就是这么玩的。
　　中国大多数企业却习惯于挖别人的墙角，认为那样不仅可以节约人才的培训成本，还可以搞垮竞争对手，所以中国暂时还不会出现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即使是两个兄弟似的公司的老板见了面，也会马上本能地说假话，赌咒发誓没有这回事，回去以后马上会说，赶快来赶快来，绝对是这样的。
　　王伟说，中国人皇权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表现之一就是谁都想当老大，甚至不惜搞垮别人以便自己一枝独秀。殊不知，垄断成本绝对大于竞争成本。你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谁会心甘情愿让你给灭了？把对方惹毛了，不搞你个鱼死网破才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如果没有广阔的视野，就只会窝里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那么，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在天娱传媒成立之初，王伟本人对艺人经纪这块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王伟说，他一开始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那时候刚到公司，领导让干啥就干啥，现在想起来，公司好像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发展方向，似乎总是走一步看一步，也谈不上为某个特定的方向所做的主动自觉的努力。
　　但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否定与自我否定，如果觉得一条路走不通，赶紧另外想辙，做公司是为了追逐利润，何必一棵树上吊死？
　　说到娱乐频道和天博宏达的关系，我甚至怀疑它们之间是否有过真正的“蜜月期”。实际情况是这样，天娱传媒注册时间为2004年5月，到了2005年3月，天博宏达便从天娱传媒撤资了，它只给天娱传媒当了十个月的股东。
　　王伟认为它的退出有两个原因：
　　第一，理念不合。在天博宏达那儿完全是市场运作的思维方式，在娱乐频道这里，则是按行政管理的模式管理公司，两个大股东没有很好地度过磨合期。
　　第二，发展战略的转变。天娱传媒逐步有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天博宏达已经不能承载天娱的发展，天博宏达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超女”后来的火爆。
　　曾任天娱副总经理、影视事业部主管的董天达之前是天中文化的一员，天中撤资时他留在了天娱传媒，他亲自经历了双方的分手。
　　按照他的说法，天中做事完全市场化，和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想法是有距离的。“双方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是天中做不到，而有些事情是天娱做不到。”
　　双方最大的理念分歧就出现在艺人管理方面。
　　天中文化做艺人经纪走的是港台路线，完全市场化，所有事情都是经纪人说了算。而作为国有公司的天娱传媒的做法是，艺人管理必须符合相关国家政策，湖南广电和娱乐频道层层把关，不能完全看市场。董天达曾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十多年，他对香港的做法相当熟悉。他举例说，比如有场演出要天娱传媒的艺员参加，按照天中文化的做法，只要经纪人看中演出的商业价值，就会安排艺人去，即使艺人不想去或者这个演出对艺人不适合，经纪人也会说服艺人。而按照天娱传媒的做法，会有数人把关，从艺人前途出发，而不以钱为根本，经纪人也不起决定作用。
　　“所以有时候，外面会觉得天娱很牛，100万的演出都不做。”董天达说，“可以澄清的一点是，跟市场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有很多部门去把关这个事情，我们要走程序，尽量要透明、公正来避免一些闲话。”
　　此外，在艺人培养机制上也有差异。旧天娱传媒的艺人是由节目产生的，而天中文化希望用香港一套，经“星探”等方式发现，再到培训和推出。这样，艺人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归宿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差异同样存在唱片制作上。因为盗版原因，现在做唱片很可能赔钱。如果是天中文化，它会考虑很多因素，很可能不做唱片。而站在天娱传媒的角度，就一定要做，因为“主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还有很多平台可以播出去”。
　　“在香港我走路也很快。在国内呢，我不能急，有些东西一定要走程序，一定要做事透明，不能给人家怀疑。我们领导说，做事一定要方方面面考虑到，要把握好度。”董天达说，他已经越来越熟悉内地的做事方式了。
　　上面的文字是我从网上下载摘录的，题目叫《超女经济的超级利益链之“黑幕”之虞》，作者叫郑伟强，发表于2006年8月29日。我觉得董天达的说法非常有趣，让我看到了湖南广电以及娱乐频道的领导管理企业时强烈的行政色彩。
　　还是说一些“无趣”的事吧：实打实的300万股本金，不到一年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了。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
　　公司成立之后，除了王伟联系做的“超级女声”活动，旧天娱传媒及其股东也没闲着，他们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马来西亚做“星姐”选美，光这一个选秀活动就让旧天娱传媒净亏损了一百多万。
　　除了超级男声、超级女声之外，天娱传媒还有一个拥有全程运营权的品牌“星姐”选美，2004年天娱传媒公司成立时，娱乐频道也一并将“星姐”品牌装进了公司。“‘超男’‘超女’还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概念，‘星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选秀的概念。”王鹏的夫人夏青说。她同样是“星姐”选美的创始人。
　　据说那一届“星姐”选美出尽了风头：一个本土的赛事，在当时由30多个华文媒体直播，参赛选手也来自世界各地，比赛还首次运用星光大道这个概念。尽管选出的星姐不如后来的超女风光，但据说都是本土的小名人。
　　这种没有数据指标的说法是应该大打折扣的，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那一届“星姐”的资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那一届的前三名是谁、现在都在干嘛。重要的一点是，她们似乎并没有给旧天娱传媒带来什么入账。
　　回到我关心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要把星姐拉到马来西亚去做？
　　这件事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我原以为旧天娱传媒找到了当地的企业做赞助，这样的话，一切将变得非常正常，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但是，没有这样的事。
　　那么，在整个项目设计中，是否预设了许多的商业开关，只要节目做出影响，那些开关便随之启动，伸出一只只捞钱的手？
　　也没有。
　　据说李小麟是不认可这个项目的。
　　但娱乐频道与旧天娱传媒的思路，就是要让“星姐”选美走国际化的道路，那个时候湖南广电内部的竞争不是很激烈吗？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许能找到一条出路。
　　国际化就是在国外找个地儿把国内的节目比划一下？
　　我不知道旧天娱传媒在做这种决策时是否做过最基本的财务分析，我不知道他们设计的利润点在哪里。其实，当时娱乐频道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不过，那时旧天娱传媒的账上还有150万，那里面也包括了李小麟投的钱。
　　在“星姐”项目的运作上，我跟王伟绕了半天才搞清楚其中的关系：旧天娱传媒是出资方，娱乐频道是节目制作方，负责节目播出，享受广告收益，选出来的“星姐”则签约给旧天娱传媒。
　　这相当于旧天娱传媒花钱买艺人。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不考虑所谓的社会效益，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旧天娱传媒承担了出资风险，其“星姐”签约收益完全不确定，娱乐频道作为播出平台无须承担制作、活动成本，却可以享有广告收益。
　　也就是说，除非选举出来的“星姐”极具商业价值，否则，旧天娱传媒一开始便处在了赔本赚吆喝的地位，反观娱乐频道，却是没有风险的。
　　那是“星姐”选美的第六届，前几届“星姐”选美一届不如一届，选出来的“星姐”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而星途黯淡，处在明显的下坡路状态。
　　怎么会有这种游戏规则？
　　难道公司的投资决策不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吗？
　　对此王伟耸了耸肩，算是回答。
　　王伟只能这样回答，否则，会搞得像追究谁的责任似的，反正事件就这么干了。那次活动由天博宏达派往天娱传媒的麦可主导，王伟只是协助。王伟并不认为这次活动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职业经理人麦可，它是项目决策的失败，是两大股东完全不按市场规则出牌的失败。这次失败直接导致了两大股东的分道扬镳。
　　那时麦可是天娱传媒的总经理，王伟是副总经理。喜欢当甩手掌柜的王鹏把大大的权利都给了他信任的王伟，由他来制衡麦可。
　　从香港来的麦可则有点水土不服，完全不能融入极具中国特色的“机关文化”之中，他基本上被驾空了，没有任何实权。奇怪的是，王伟跟麦可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特别谈得来，是一种基于惺惺相惜的男人之间的私交，几年后王伟还承认，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很佩服麦可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王鹏对王伟的放权却不彻底，或者说放小抓大，大的投资和款项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王伟觉得王鹏是一个很懂得用经济杠杆控制公司的人，后来这几乎成了他掌控天娱传媒的唯一手段。
　　第二件事，旧天娱传媒花高价购买了一个叫《彩虹学院》的电视剧剧本。
　　王伟不同意购买，第一，当时公司并没有投资电视剧的计划，也完全没有那个财力去投拍电视剧；第二，那个剧本好不好完全没有经过论证，既没有经过外聘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公司董事会。
　　那个剧本似乎大有来头，是另外一个股东的后台老板李小麟向公司推荐的。
　　“星姐”在马来西亚亏了一百多万，现在另一个股东提出这个购买电视剧剧本的计划，怎么看都像是一场交易，否则，干嘛不能驳了他的面子？
　　王伟觉得两个股东已经开始同床异梦了，已经有了各打各的算盘、准备分家散伙的意思了，他甚至对相关负责人说了付钱就等于“丧权辱国”的狠话，但最后这笔数十万人民币的款项，还是付出去了，买回来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投拍的电视剧剧本。
　　表面上看这是财务管理业务，其实是公司决策机制的问题。这是比财务管理方面偶尔的技术差错更可怕的。
　　旧天娱传媒成立伊始就干这种荒唐事，气得王伟直找王鹏发牢骚。王鹏对付王伟的办法就是一起喝酒，喝得云里雾里的，然后各自回家，说下次再说吧。真等到了下一次，王伟要再开口提这事都难。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王鹏绝不是一个糊涂蛋，他了解的内幕一定比王伟多，也比王伟更清楚里面的弯弯绕绕有多复杂。大家举杯同饮吧，喝得晕晕乎乎的，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事儿。想什么想，企业又不是你自己的？
　　第三件事是关于艺人的。
　　2004年的“超级女声”的前三甲是安又琪、王缇和张含韵。旧天娱传媒替安又琪花了几十万出了张唱片，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安又琪是旧天娱传媒的签约艺人。问题是张含韵最后却被天中文化给签了，天中文化可是天博宏达的母公司，按道理讲，股东投资这样一个公司，就不能再从子公司抢资源了，关键是张含韵之前的包装推广（制作MTV等等宣传活动）还都是旧天娱传媒出的钱。
　　两个股东都想着法子将成本转移到旧天娱传媒，旧天娱传媒还玩得下去吗？
　　我倒觉得这不能怪人家，是你娱乐频道先开的头，你做了初一，别人当然可以跟着做十五，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一开始就错了。”王伟也说，“一个公司想的不是在市场上去打拼，而是盯着股东的口袋，决策也不经过可行性分析，能做得起来吗？”
　　再加上行政办公费支出，也就半年多时间，到2004年12月，两个股东投的300万，就差不多花完了。某媒体曾披露，旧传媒公司账上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区区两万元，它第一次陷入了财务危机，以至不得不靠大家减工资、借钱渡过难关。
　　要过年了，大家垂头丧气的，说不出的窝囊。
　　那个时候王伟并没有想着要走，领导没有跟他交过底，他还以为上面那些事儿也许都是因为想挤走天博宏达耍的花枪哩，俗话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再说了，按照王伟的性格，要离开一个单位，必定要在那个岗位上成就了一番或大或小的事业，才能走得干脆，走得没有遗憾，他那时候坚持认为天娱是能做起来的，前提是必须苦练内功，理顺公司的内部管理。
　　娱乐频道从天博宏达那里赎回了35%的股份，除了王鹏继续持有的5%的股份，它成了天娱传媒名副其实的大股东，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2005年3月，离“超级女声”超级火爆的2005年5月仅仅两个月。就是在那个时候，离“超级女声”最近的王鹏、王伟和李小麟、麦可，都没有想到“超级女声”那只丑小鸭马上就会变成白天鹅。
　　接下来，我本来还准备了一个章节，题目都想好了，叫“完全行政化与5%的市场尾巴”，剖析娱乐频道为什么会把向市场迈出的那只脚突然收回来。我将探讨当娱乐频道的领导兼有频道行政长官与公司投资人双重身份时，他最可能出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说明改革之艰难。
　　实际上，王鹏5%的股份也于2005年9月被娱乐频道收回去了，收回去的方式非常简单——行政下文，而不是经过工商变更，所以，我始终怀疑这种“收回去”的严肃性和合法性。
　　娱乐频道显然没有过这种怀疑，估计王鹏也没有。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娱乐频道给王鹏予以补偿，还是由于他在做“超级女生”的功劳苦劳，他获得了当年度超级员工的光荣称号，以及数目不菲的奖金。
　　直到现在，王鹏依然是法定的股东之一。即便这次张华立升任湖南电视台第一副台长，新天娱传媒为了理顺关系将股权变更到湖南卫视。王鹏最先持有的5%股份，并未因为当初娱乐频道的行政发文而被收回。他现在仍然是具有法律地位的公司股东，湖南卫视或别的什么单位要想受让还相当麻烦，据说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这5%的股权转让、受让，需要到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嘘，我真的不想告诉你大名鼎鼎的旧天娱传媒的这个超级秘密。行了，你别再往外传就是了。再说，这个笑话好像也不怎么好笑。
　　但不管怎么样，当初那一纸收回王鹏股权的行政发文，让旧天娱传媒成了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它的唯一实际股东是湖南广电娱乐频道。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关于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有过一段议论，可以作为我们思考娱乐频道与天娱传媒两者关系的参考，吴晓波说：“这里便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事实上，从改革的第一天起，这种权力调整便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
　　直到2005年8月25日，《深圳商报》才第一次披露了“悄然MBO的天娱传媒”：现在天娱传媒是湖南娱乐频道的全资子公司。王鹏向记者公布了天娱传媒最新的股权结构。“我们正在探讨高层持股的方案。”在这个MBO方案中，王鹏，以及在天娱传媒任董事的湖南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副总监张勇等人都将占有股份。
　　这个步子始终没有往前迈出，因此，直到王鹏离开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之前，他的身份定位仅仅是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他所谓持有天娱传媒5%股权的事，从始至终都是虚拟的，我都不好界定它是不是为了应付湖南广电的第二轮改革，玩的一个花架子。
　　但我有理由大胆猜想：公司赚钱还是亏钱，跟王鹏个人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不大。
　　我同时还想，如果王鹏是个“刁民”，真的不妨暗地里征询一下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看看跟娱乐频道或天娱传媒较较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如果能让娱乐频道或旧天娱传媒吃点亏，那就好玩儿了。最好能让它们花钱买个教训，以后做事，真的应该先把游戏规则搞清楚，尤其是法律法规。
　　当然，我们可以说它的出发点是好的。第二轮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革，天娱传媒成立之初，不管是引进天博宏达，还是借钱给王鹏让他持有股份，实际上都是一种打破旧体制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受到鼓励。
　　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折腾到现在，要对所有外来的股份，来一次彻底的清除？是这个改革的方向错了、从而有必要让一切回到原点吗？或者说，第二轮改革是否一开始就是一次失败？还是仅仅只是一个个案、仅仅只是股东之间的磨合出了问题？谁的问题？是外来者，还是娱乐频道本身？
　　我还没有傻到要跟湖南娱乐频道这样的强势媒体作对的地步，但我确实感到，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确实可以拿旧天娱传媒作标本，进行严肃认真的深入剖析。
第三章　谁救了天娱传媒，是“超级女声”还是湖南卫视？
    谈“超级女声”还得从“超级男声”谈起。“超级男声”的创办者是夏青。这是她本人的说法。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她是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的妻子。她现在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工作，负责节目的规划与审批。
第一节　一档差一厘米就胎死腹中的节目
    下面的相关内容主要来源于夏青出版于2006年3月名叫《从开始到现在——不为人知的“超级女声”》的书。按照她的说法，“超级男声”最初的创意起源于她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谈的是一档非常吸引人的英国节目“流行偶像”。夏青是聪明而能干的，结合自己做“星姐”、“金鹰节”等大型活动以及“娱乐急先锋”、“超级大赢家”等品牌栏目的经验，她一下子来了感觉，觉得完全可以做一档以歌唱比赛为载体的合家欢节目，并尽可能展现比赛全过程。她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既可以赢得观众，又可以引来赞助商，还可以为歌坛选出人气新人，一举三得地解决很多长期困扰娱乐频道的问题。
　　她跟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阐述方案时说：“我们从这个节目中选拔出来的人一定是值得包装，能够走向市场的，但是这个环节需要和一个有媒体背景的全国性娱乐公司共同完成，只有这样，节目才具备持续发展的可能。”
　　这是2002年的事，夏青有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成立天娱传媒的最初萌动，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搜索到了一篇关于王鹏的专访，发表于2005年12月12日的中国企业家联合网，我挑紧要处整理如下：
　　20世纪90年代初的湖南电视界已是全国先锋，“快乐大本营”这样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出现，但王鹏直到1998年才等到了他的机会。那一年，湖南电视台二套要改成娱乐频道，竞争上岗，王鹏被选任为总编室主任。
　　王鹏至今对这个白手起家的娱乐频道津津乐道，总结有两大特点：一是吃苦，工作好久连工资都不知道是多少；二是创新，他们对老台的陈规陋习早就深恶痛绝，有了点儿权力以后马上就扔掉了传统。小小的娱乐频道首创了不少被许多电视台沿用至今的东西，譬如元旦跨年演唱会，譬如在《新闻联播》时段一小时直播娱乐新闻，甚至广告片、宣传片、小插片的编排和长度，许多都是由娱乐频道“发明”，然后在各地“泛滥”。
　　王鹏喜欢和同事喝酒聊天，思路越聊越清晰。“超级女声”的策划就是这么聊出来的。当初想法特别单纯，就是想“一家老小都可以坐在一起看”，然后，尽可能地让它有参与的可能，想唱的就来，不想来的可以投票，不爱投票的还可以发短信骂骂评委。它还类似一部肥皂剧，战线拉得很长，有情节有角色才能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表现自我、释放欲望的时代早已到来了。
　　有人从英国带了一件昂贵的“英超”球衣给王鹏，他上网一查，发现一个“英超”小徽标在该俱乐部收入里占了80%——这才叫真正的品牌行销啊。王鹏琢磨，中国电视从业者最多只想到做个电视品牌，得到高收视率和高回报的广告。以前，广告盘子相对大时，可以坐着舒舒服服地收钱。可现在，广告量总体都在下降。经营环境恶劣，必须把品牌放大，电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不能把品牌开进别的领域呢？比如卖一个品牌栏目的小徽标，一个赛区的报名人数可以达到3万，而来的人超过7万，包括她的同学、家里人，商机无限啊……那么，何不成立一家公司，让它以商业化的方式策划电视品牌，进行整合营销，品牌延伸。2004年4月，“天娱传媒”开始筹备，它是湖南娱乐频道“绝对控股”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王鹏摇身一变成了商人。
　　在“草根民主”的表演背后，王鹏精心策划了一场财富传奇：1400万元的节目冠名收入，7场总决赛2000万元的广告收入，3000万元的短信收入……这种娱乐消费将其商业价值发挥到极限，而这所有财富的起点只是来自于“超级女声”这一产品的经典创意。
　　我得承认以上关于王鹏的描述很生动很形象，有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大家风范，而且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透露一种高屋建瓴和先知先觉。
　　最重要的是，他关于品牌行销的议论非常专业。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实打实按照这个思路去拓展，它应该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
　　可是，后来真实的结果怎么样呢？1400万元的节目冠名收入，7场总决赛2000万元的广告收入，3000万元的短信收入……最后入了谁的账？这一场财富的盛宴，到底跟旧天娱传媒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当与“超级女声”捆绑营销的蒙牛酸酸乳的销售额，以亿为计算单位成几何级数向上翻番的时候，别说旧天娱传媒，就是加上湖南卫视赚的那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只能算人家牙缝里掉的渣儿。
　　为什么王鹏想到了的问题、说出来的思路，没有很好地贯彻与执行？
　　阻碍他贯彻与执行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权力要求这会儿已经离开天娱传媒董事长位置的王鹏，向我的读者做“述职报告”，张华立在他的博客里说，王鹏“功莫大焉，亦苦莫大焉”，对此，我是认同的，在湖南广电，旧天娱传媒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创收能力，都曾经首屈一指。问题是，它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它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
　　如果有机会，我倒真想听听王鹏诉诉“苦”。
　　一件想做得更好、有条件做得更好的事，却做得不尽人意，以至于董事长都被替换掉，这里面一定有某种隐蔽的、深层的原因。
　　再对当时湖南广电的背景啰唆几句。
　　1997年1月1日，湖南电视节目送上卫星，从此覆盖泛亚地区；半年后的7月11日，后来红透大江南北的“快乐大本营”开播，加之“玫瑰之约”节目、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的风靡、首届金鹰节的举办、魏文彬任湖南广电局局长、湖南电广传媒增发新股募得近16亿元资金等等，使湖南广电的名声、地位和实力，终于在2000年达到了一个高峰。紧接着，2001年众多节目品牌开始下滑，并很快跌到了一个低谷（前面已经提到，《虚火的电视湘军》就是这一年的年底发表的）。2002年是湖南广电发展史上艰难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广电的整个收入才两三个亿，第二轮改革开始了。
　　这个时候，王伟已经被王鹏拉到了娱乐频道企划部。
　　张华立是拥护体制改革方案的，率先在娱乐频道成立了企划部。照道理来讲，企划部应该是整个频道的决策参谋部和智囊团，肩负着频道定位、决策分析等职能，但娱乐频道的企划部的职能却很简单，似乎就是进行节目策划，开神仙会，每天就是喝喝酒、聊聊天。当然，这没有什么可批判的，文化创意方面的事儿，跟工厂里的流水线的作业还是不同的。
　　夏青和王伟都提到了一个叫廖珂的人。你还记得本书开头引用的那篇舞美师的博客吗？廖珂就是里面提到的“廖爹”。
　　这时已经到了2003年。
　　夏青书里这样说到：当“星姐”选举刚刚拉开“美丽战争”序幕的时候，传来了友台制作“绝对男人”年度总决选的消息，进而又有友台“明星学院”即将上马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期待进入原本并不大的选秀市场。怎么办？于是我再次翻出2002年交给频道总监的方案，拿给当时已经调到频道企划部的廖珂。
　　企划部于是开始集体讨论，讨论了无数次，最后就决定了节目的原形是可以拿来参照的，但是还是提出了几个质疑：“美国偶像”（或“流行偶像”）在美国（或在英国）确实是有市场前景的，市场非常火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国民整体素质都比较高。在国内，整体素质能不能跟得上？那个时候唱KTV虽然很流行，但是，敢上电视镜头、并且略有台风的，到底有几个？也就是说，节目的可看性，是企划部最为担心的问题。第二是观众的投票互动，在美国（或英国）也是投票，但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渠道，中国能不能拷贝？当时还没有想到手机短信，互联网更没有想到，票如果投不起来，或者投起来以后真实性被质疑，将直接关系到节目的影响力。
　　王伟直白的说法，印证了夏青用“友台”冠之的湖南广电内部频道之间火药味极浓的竞争。王伟说，“超级女声”的前身叫“超级男声”，第一版方案出来的时间是2003年的6月份，当时不叫“超级男声”。湖南娱乐频道那时“星姐”选美的节目很有名，做了几年了，都还不错。好，这个时候龙丹妮在经视就搞了一个“绝对男人”，那个“绝对男人”一上来就把“星姐”打得一塌糊涂，2003年的“星姐”就不行了，难以为继。4月份，频道领导就说，你们企划部研究搞个什么新节目出来，跟湖南经视对打一下，就盯着“绝对男人”打，输赢其次，能把“绝对男人”的收视率抢走一部分也是好的。
　　王鹏和王伟的说法大同小异，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整个湖南电视娱乐界都处于焦灼之中。电视三法宝：电视剧拉收视率，节目打品牌，活动升影响力。大家都绞尽脑汁变花样。但广告总量普遍下降，蛋糕就那么大，大家永远在一个小圈子里，能从你嘴里抢一块是一块。那时候，娱乐频道做个选美，经视就做个“绝对男人”；娱乐频道做个“超级男声”，经视就做个“明星学院”，还有大大小小的歌手大赛、热舞派对……大家永远在省内，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在寻找突破点，都想“破茧而出”。事实上，瓶颈不在于节目内容，而在于体制。（参见2005年9月5日《新周刊》）
　　“美国偶像”是女的男的一起做，娱乐频道的定位是只做男的，以唱歌为主，当时流行真人秀，他们的节目就用真人秀的形式，在电视上唱，超长时间的电视直播，就这么简单的几个电视元素，第一版方案叫什么“情歌王子”，很滥的一个名字——是当时的企划部取的。
　　“情歌王子”差一点就要被毙掉了，当时不敢瞎要钱，只做了20万元制作经费预算，娱乐频道领导的意见不统一，谁都拿不准前景怎么样，风险很大，但那时确实没有节目做，几乎没有选择。最后因为张华立的同意意见获得了通过。
　　即使在湖南广电，张华立的口碑都算不错。他自称是个具有颠覆性的人。“电视不是艺术，有文化的人做没有文化的电视”，据说就是他的言论。
　　夏青们运气好，张华立给了“超级男声”50万预算经费。
　　频道通过是第一关，还必须向湖南广电申报。
　　夏青的书里详细地说了节目策划和向湖南广电的申报过程，所有的悬念似乎仅仅限于名称的修改。在“情歌王子”改为“超级男声”后，欧阳常林和魏文彬最后批准了这个节目。
　　这只是湖南广电众多频道申报的“重点项目”中的一个。
　　在那个阶段，娱乐频道企划部——也就是王鹏王伟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品牌规划，准确地说，没有一个人先知先觉地看出“超级男声”有成就大家气象的迹象。
　　“2003年，湖南娱乐频道推出‘超级女声’的前身‘超级男声’，‘超级男声’开办之初，一般只有几百人参加，多数时候，还要电视台找人‘做托’，才能凑足人数。但等到节目开播后，报名人数每日以200人的速度递增，两周内就有3000多人报名。”（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这已经令他们感到惊喜了。
　　最主要的是，收视率慢慢上来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娱乐频道一分钱都没有赚，反而亏了，既没有企业冠名，广告费收入也没见增加多少。夏青设计的“一举三得”并未实现，节目好却不赚钱。
　　客观地说，此时此刻还不能用“好”字来评价第一届“超级男声”。
　　“两年前，你告诉我‘超级男声’会变‘超级女声’，而‘超级女声’又会像现在这样红得发紫，我会认为你是神经病。”湖南娱乐频道一位一直参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半开玩笑说。（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对于当初创办这个节目的动机之一，“超级男声”总算替娱乐频道出了一口鸟气。
　　在当时，他们谁真真切切地想到了，他们其实已经一只脚踩到了一座富得流油的金矿之上？
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超级媒婆
    我曾经向读者交过底，如果我就同一事件或现象反复去说，请不要奇怪。这正好是本书的特点，它的串连不是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我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转换视角，从而让同一事件或现象获得不同的呈现。“
　　超级女声”获得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之后，派生出了许多称谓，如“超女教父”、“超女教母”、“超女推手”之类，巧立或自揽各种各样的名目的初始动因，应该不完全是出于邀功自赏或论功行赏的心理，还有一种担当，因为“超级女声”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便连遭诟病，伴随着它鼎沸的名声和堪称奇迹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毫不吝啬其忧心忡忡，一些家有儿女的家长和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人士，也一直在用他们的声音防范着“低俗文化”和一夜成名思想对下一代的侵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超级女声”越来越火暴，便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群体事件后，湖南广电单方面对它进行掌控的能力，越来越弱，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舞台，谁都可以上去“秀”一下或“献丑”一下。
　　我曾问过王伟，他该叫什么。
　　王伟笑笑，反问我，既然大家把该叫的都占了，我去争这种虚名有何意义？更何况这种称呼都是与领导职位直接挂钩的，而与你是不是曾经主导过、参与过并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女声”其实就是一档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娱乐节目，只是由于它开创性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才被人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才被人拿来说事儿。
　　媒体曾经广泛流传，说四个男人捧红了“超级女声”。根据2006年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的总策划是魏文彬，总指挥是欧阳常林，第一推手是张华立，另外一个男人自然是王鹏（该报未给他冠名）。
　　在上述按行政职位排序的榜单中，自然看不到王伟的名字，夏青和廖珂也没有。
　　他究竟算什么呢？那就看看他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事。
　　王伟说，如果非要一个定位，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称呼就行了，叫表舅表叔都可以，其实我也就是按照领导的指令完成了一份分内的工作，真的。在外面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会打“超级女声”的牌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省去很多口舌。去年湖南广电出了一本名叫《超级团队》的书，把我和我的团队比喻成丐帮，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像的。
　　衣着褴褛、拿着打狗棒到处要饭吃，这就是《超级团队》给王伟他们的定位？这是出于王伟内心的淡定还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自我奚落？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功劳或苦劳体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品牌的培育期，没有这两年的积累和推动，就不会有2005年的顶峰。王伟始终强调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这一强势资源整合的作用，认为这是把“超级女声”推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有很多这种参与者众、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工程，只要一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其中的参与者便会在第一时间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而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我初步认为这完全是在行政体制下的人才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把同样的问题放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非常简单，大家分工协作以追求公司的整体利润，事先有规划，事中有协调，事后能量化，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王伟处在官、商两种色彩都有一点儿、又都不完全彻底的旧天娱传媒副总经理的位置。往左靠，想借“超级女声”的名声加官晋级或者做业务方便，可以理解；往右靠，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平淡态度，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释，2005年的“超级女声”，曾经让湖南广电的主要领导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魏文彬、欧阳常林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主要的党政领导，确实给了极大的支持，应该说功不可没，说魏文彬、欧阳常林是“超级女声”的灵魂，张华立是第一推手，一点也不为过。
　　而2004年的超级女声王鹏和王伟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王鹏主内，负责与湖南卫视的组织协调；王伟主外，扮演了一个打头阵和游说合作伙伴的角色，他在2005年以前的作用，有点像把一个丑女嫁掉的媒婆。
　　我不知道如果换一个人是不是能够那么漂亮地完成任务。
　　王伟从这里开始显示善于寻找机会、游说别人以及强于执行的商家风范。
　　请允许我停下来发几句议论。
　　我的整体感觉是，湖南广电太缺乏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素养、既善于天马行空地谋划又能脚踏实地执行的管理人才了。可怕的是我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就是湖南广电从来不缺人才。追究这句话最先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意义不大，应该引起湖南广电高层注意的，是这种流言对员工的情感伤害，因为这句话的言论基础是把湖南广电管理层与它的数千名员工对立。
　　其实，这句话不仅荒谬而且可笑，实为井蛙之叹。一个单位或领导号称不缺人才，就像现代社会号称不缺能源一样，只能说明言者的刚愎自用和鼠目寸光。
　　湖南广电相比于其他省级同行，也许多了几个好的节目制作人和几个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但从它品牌运作和盈利能力的现状来看，如果不尽快解决经营管理人员奇缺的问题，它的竞争力必将逐步减弱，更不要奢谈实现优秀节目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良性转换，而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一种资源浪费。
　　我从我们的老朋友“舞美师”那里找到了佐证。他在《揭秘湖南广电人才流失到哪些台》的文章中，十分详细的描述了近年来，湖南广电的五次最严重的人才大逃荒，上海SMG是一次，北京是一次，华娱卫视是一次，澳亚卫视是一次，旅游卫视是一次。他说：“面对这样的人才大流失，令人很痛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湖南广电GBS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越战越勇，不断地创造着奇迹。留在GBS的电视人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遗憾的是，那些离开了芒果，离开了GBS的电视人从此湮没无闻！”
　　我先解释一下“芒果”是什么意思，那是湖南卫视的台徽，它最初曾被湖南的电视观众形象地叫着“马桶盖”。这篇文章泄露了“舞美师”的立场，我从此可能很难把他当成湖南广电的草根代言人。先别说留在GBS的电视人是否个个名声大噪，红得不可收拾，而离开了GBS的电视人是否真的从此湮没无闻，该仁兄所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实在缺乏对那些流失者最基本的体恤与理解，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有失风度的“肉食者”。
　　他的“官方”立场使其一叶障目。
　　他难道不知道吗？安徽卫视、江苏卫视等一批省级卫视，早已缩小了与湖南卫视的差距，如果放任湖南广电人才流失，被人赶超将是分分钟钟的事。
　　幸亏魏文彬和欧阳常林都不这么看，魏文彬曾经说过，“我多拉一个人才，比我自己做十件一百件事还重要。”“在我们的观念中，‘庸人主流化、人才边缘化’是一种可怕的状况，一切人事制度的安排都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要有利于人才的进入并满足他们的尊严感，同时也要有利于庸人的退出并给他们造成挫败感。”
　　欧阳常林说：“我们处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有三个关键词：人才、高科技、知识产权，人才排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要打造好的用人机制，有什么样的用人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和人才团队。对于利用人才，我们不能苛求，要察其能不恤其失，用其长不用其短。既要给新人成长的空间和环境，又要给责任和压力。”
　　湖南广电已经实施了多轮改革，欧阳常林局长上台伊始，也会使出不同的招式，以应对新的时局。我不了解的是，每一次“新政”的出台，到底是“长官意识”的灵机一动，还是其高层不断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或者是基层不断呼吁、不断施压迫使管理层不得不“应对”？
　　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够，必须把内在的驱动与外部的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经过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才有可能求得最可能接近管理科学与市场规律的方案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驱动不说，所谓外在的力量，起码应该获得独立思考、科学论证的授权；在涉及企业管理与市场对接的领域，则应尽量摆脱行政干预。
　　这是题外话。
　　让我们接着从王伟进入旧天娱传媒之后，有关“超男”“超女”的一些事儿说起。
　　王伟调去筹建天娱传媒以后，娱乐频道就把“超级男声”搁那儿了，没有人去想节目以外的事情。2004年3月，娱乐频道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别的新节目，就只好又做“超级”系列，上年不是做的“超级男声”吗，今年就做“超级女声”吧。
　　娱乐频道把“超男”“超女”和“星姐”三个节目划给了旧天娱传媒，让他们去运作。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正是这个决定给了王伟一个亲自上场的机会。他是相信收视率的，比他的一些同事更看好“超男”“超女”这个节目，但他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超级火暴。
　　“超男”的碟，王伟一直放在身上，一边注册公司的时候，就一边推广，他在总编室干过，做收视这一块在全国同行间还比较有名气，总被邀请去上课，他就利用这些机会都处宣传，感觉自己像个搞传销的。
　　上文提到过王伟跑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杭州还有南京的事，就是为了向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台长推销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做赛区。希望在无锡做一把、杭州做一把、苏州做一把，然后至少给新公司赚一点制作费。
　　可惜的是，王伟把碟播给他们看，却没有得到一个台长的认同。
　　王伟常常被弄得很没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完全没有必要为无锡、杭州、苏州的电视台台长们因为错过了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的合作而遗憾，从地域上来看，它们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打动他们的节目，应该至少在电视画面呈现方面具备起码的精致；其次，一档电视节目在它的胚胎期或幼儿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的前景的。
　　我想再次明确我的观点：“超级女声”的火暴不是策划出来的、也不是像工业产品一样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很多机缘巧合的因素凑到一块儿之后的一次总爆发，那时它才会像传说中的财运一样，挡都挡不住。
　　对王伟来说，幸亏还有一点点意外。
　　不是他有意地把目光投向了西南边陲，而是恰好认识成都电视台的一个总编室主任瞿建宏，王伟便给他打了个电话，通过他又找到了成都台柳台长，柳台觉得还像那么回事，表示愿意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这也仅仅是希望的曙光而已。
　　时间不等人，很快，就四月二十几号了，“超级女声”原定的启动日期一天天逼近。
　　就在这时，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出现了。
　　湖南卫视也一直在寻找好的节目，欧阳常林此时刚担任湖南广电副局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不久，当初他就是节目的审批人之一，也了解“超级男声”在娱乐频道播出时的情况，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很有潜力，如果借以湖南卫视的平台是完全可以打造出来的。
　　欧阳常林是个行事果敢的人，这个靠国内第一个做琼瑶的电视连续剧起家的实干家，对电视观众的心理有一种仿佛天生的准确把握。他马上找张华立、王鹏谈，便很快拍板由湖南卫视投资来做。其基本格局是，湖南娱乐频道做先期的长沙赛区，其他的几个赛区全部交给刚成立的天娱传媒，节目在湖南卫视上播出。
　　对王伟来说，这是非常愉快的一次经历。与湖南卫视的协议都是他起草并全程参与谈判的，包括欧阳常林的原秘书孙振坤（他现在是做得风生水起的快乐购的副总经理）。让王伟欣喜的是欧阳常林答应给他们100万一个赛区，做南京、武汉、成都、长沙四个赛区。王伟很快打了个小算盘，嘿，不错，应该小有赚头。王伟是在签下协议的当天晚上连夜直奔武汉的，找了很多朋友，找了湖北卫视的一个哥们儿，找了武汉经济台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把节目解释给他们听。王伟本来是想跟他们合作的，由他们来制作，这样能降低很多成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授权你们来制作节目，你们也播，把节目也给湖南卫视播。一个地面台，一个卫视台，互相也不影响。对天娱传媒来说，等于满赚了湖南卫视给的制作费投资，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
　　王伟的忽悠没有得逞。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对于看不到前景的节目，王伟的湖北朋友不敢贸然接手。
　　节目制作，那是要花钱的。
　　王伟当然有第二套方案，就是出钱租他们的设备。这就好谈多了。王伟后来跟湖北经济台的一个栏目组达成了合作协议，天娱传媒出资7万元，对方负责把整个活动录下来。连王伟自己都觉得付的租赁费太便宜，因为如果按市场行情算的话，起码需要四五十万。这里面有同行帮忙的因素，有私人朋友情分的因素。王伟不想太占人家的便宜，主动提出来，节目你们也可以播，如果你们看得上的话。王伟想得太清楚了：别人要答应播，其实等于扩大了节目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找场地。王伟使出了他的惯用伎俩，就是按电话号码簿给宾馆酒店打电话。他不想租场地，想吃免费的午餐。那是王伟第一次来武汉，也不知道武汉有些什么样的饭店，反正就是按照电话号码簿一家一家地打，从五星级酒店开始。先打总机，要他们直接帮他转到总经理办公室，或者管宣传、营销的办公室，转了十几个酒店，别人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礼貌地回绝了。
　　第一个有反应的酒店是在武昌火车站旁边的一家老的五星级酒店，王伟已经忘了它的名字。那个酒店的总经理还真的接了他的电话，而且聊了很久，他有意跟王伟合作，但有个问题，他必须跟董事会通报一下，两天后才能定下来。王伟却让人家马上就定下来，因为欧阳常林和王鹏没有给他多少时间。人家不干了，说你逼得也太急了，再说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湖南卫视的哩。
　　王伟只好接着打电话，又谈了十几家，最后还是通过朋友找了一家叫旋宫的饭店，在武汉步行街，很老的三星级饭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旋宫的老板还很幽默，说他们那儿晚上闹鬼，问王伟怕不怕。还真不是开玩笑，那电梯上去都要叫的，像小孩哭似的，可不像闹鬼吗？
　　其实，那个饭店在武汉曾经非常有名气，周恩来他们都住过的，据说那是全中国建国以后第一批三星级饭店之一。
　　当天晚上就签了约，给王伟他们提供180间房，全免费。王伟则给他们一些现场广告。然后开始报名。
　　除了时间对接不上，王伟没选择先前火车站那家酒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昌火车站的客流量太大了，报名的人一多，安全会是一个大问题。在武汉步行街这里，怎么弄都可以，旋宫前面有一个很长很大的坪，挺好的。
　　不好的是报名的情况，从5月3号开始正式报名，整整十来天，前来报名的人，居然没有几个。
　　王伟有点急了。
　　没有办法，王伟决定主动出击，安排姜军和王戬去武汉音乐学院去找学生来报名，找啊，到学校里面去拖啊，贴广告啊，发传单啊，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报名。一个月过去了，报名的人才刚刚达到几百人，每天平均三十来个，大部分是导演连骗带哄弄来的。
　　卫视要开始播节目了，怎么办？几百人就几百人吧，够录两三期节目了。他们一口气录了四个小时。
　　奇迹出现在六月四日。
　　录的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之后，报名的人数便开始增多了，不是慢慢增多的，是一下子猛增的，从那天早晨开始，旋宫所在的步行街，呼啦啦一下子出现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队伍，把武汉市市长都惊动了，还以为是学生闹事。市长跑到现场来了解情况，说你们别这么搞了啊，报名你们可以分散一下嘛。
　　武汉就这么攻下来了。
　　欧阳常林觉得应该趁热打铁，立马带着王鹏、王伟和孙振坤直赴南京。南京台王伟之前就和他们的一个节目部主任联系过，那个主任好像也叫王平。这次欧台亲自出面，自然面子大了。南京台的台长亲自到机场接欧台。上面的领导把原则谈好了，下面就是王伟、孙振坤他们和南京台下面的负责人谈执行细则了。
　　王伟的想法是走极端，要么找最好的频道强强联手，要么找最差的频道优势互补。后来他们选择了南京十八频道，南京十八频道属于后者，当时因经营不善、在南京的收视率很低。王伟忽悠他们频道总监，说只要你答应跟我们一起做“超级女声”，我保证让你这个频道起死回生。因为武汉赛区热播的示范效应，又有欧阳常林亲自出马与频道领导对接，南京十八频道轻而易举就拿下来了。“超级女声”最火的时候，他们白天的收视率达到了3个多点，这在南京是天文数字，是要令人刮目相看的。
　　相比于南京，最先感兴趣的成都又陷入了艰难的谈判之中。这也是欧阳常林亲自抓的一个赛区。成都电视台的柳台长，是王伟一个好朋友成都经济台总编室主任瞿建宏推介联系上的。但欧阳常林不认识柳台，于是王伟先打通了柳台的电话，再把电话交给欧阳常林，欧阳常林自报姓名，与柳台直接沟通。
　　后来王平做了成都赛区的总导演。第二年，她做了“超级女声”的总导演。
　　王伟称自己是“超级女声”的表舅表叔应该不算过分。
　　2004年的“超级女声”虽然不是最火的，但全国的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四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至于收视率，绝对全国第一。
　　我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初涉商海的王伟已经开始显露他的商业才华，如果说他忽悠湖北同行和宾馆老总的劲头，还只是显露了他节约成本的“邵东农民”（我们熟悉的舞美师在某篇博客上送给王伟的“雅号”，王伟老家邵东是全国有名的中草药药材集散地之一）式的狡黠，那么，他在事业进取时面对挫折的执着与坚持，则表明他已开始具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按照王伟的说法，那一年湖南卫视在“超级女声”项目上没有赚钱，当然也没有亏钱。他是这样给湖南卫视算账的：因为2004年的“超级女声”没有找到冠名企业，等于失掉了一个大头。但收视率上来以后，中间插播的广告明显多了，而且应该涨了价，比如说原来卖5000一条、15秒的，现在卖1万，原来只能卖出一分钟的，现在能卖出五分钟。王伟也说，其实这账算到这种份儿上已经不好算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湖南卫视2004年在“超级女声”亏了钱的话，它一定会半途而废，因为湖南卫视的主要赢利模式就是通过节目的收视率卖广告。何况那一届已经开始短信投票了，那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利润增长点。
　　在我的要求下，王伟详细地解释了短信投票的盈利模式：他们当时找了一个SP运营商，也就是短信运营商。有关当事方的分工是怎么进行的呢？三位一体，电视台是内容供应商；SP是运营商；电信，就是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是平台提供商、网络提供商。湖南卫视以滚动字幕或主持人现场吆喝的方式，发动大家投票，赚的钱由三方分配。王伟他们想得很周到，在几个分赛区，均与当地的SP签了合同，而且是排他性的，但与他们合作的当地电视台，发现短信投票可以赚钱之后，便耍起了小聪明，就是另找一家SP，搞与王伟他们提供的内容不相冲突的竞猜活动，不搞给选手的投票活动，而是发短信猜今天谁输谁赢，听说也赚了不少钱。
　　短信投票不是自“超级女声”始，2002年中央电视台就曾经用它来评选优秀节目，只是因为未能与观众形成良性互动而规模偏小，“超级女声”把它推到了极致，以至一段时间被怀疑已被商业操纵而影响了投票的公正性，后来有关部门干脆叫停了电视选秀节目的短信投票。
　　这事证明了一点，就是商业气息总是无孔不入的。
　　如果说这种说法尚有贬损的嫌疑，我倒愿意换成另外一种更中性的说法：商业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新的利润点被开发的同时，从来不会停止它的脚步，一定具有被再开发的可能，直到派生出新的商业机会，而把所有这些利润点合理地串联起来，便可以组成或大或小的产业链。
　　短信投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之前，电视台的主要盈利模式始终在收视率和广告之间打转转，从“超级女声”开始，两点一线的格局被打破，一条崭新的品牌流水线呈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性，即使短信投票后来被行政干预掉，它撕开的口子却足以让商业的洪水汹涌澎湃。
　　2004年做完“超级女声”之后，天娱传媒一算账，湖南卫视给他们的400万中，至少赚了200万，还了税，净利润有150来万。还有另外一笔账，据2005年8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工商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3月，天娱传媒还亏损100余万。”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旧天娱传媒的经营管理水平。
第三节　敏感的人是痛苦的
　　2004年年底，曾经同王鹏、王伟一道在娱乐频道企划部干过的李志华被任命为旧天娱传媒的副总经理，他的特点是笔头功夫好，挺能写的，思想活跃，也很有见地。我们不知道他的被任命是他自己要求加盟天娱传媒的结果，还是娱乐频道欲加强旧天娱传媒领导班子力量的结果。反正上任伊始，积极性挺高的，很想有一番作为。
　　2004年的“超级女声”已使旧天娱传媒在湖南广电小有名气。李志华进来之后才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不仅工资砍半，而且公司账上完全没有钱了，必须靠借钱才能发工资。仅仅从收入方面考虑，远不如娱乐频道。
　　另一方面，那时麦可还没有走，总经理一职并非虚席以待。
　　李志华刚来公司时是很受王鹏欢迎的，王鹏非常信任他，甚至让王伟把“超级女声”的管理权划拨给他。
　　王伟说让也就让了。
　　旧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的合作协议是一年一签的，2004年王伟管事儿的时候，整个活动完全是由天娱主导的，负责整个的制作、推广，湖南卫视只是播出平台，等于知识产权方和制作方都归属旧天娱传媒。而2004年年底李志华接手后，情况起了变化，整个的制作权交由湖南卫视了，旧天娱传媒失去了原来的主导地位。这当然不能怪李志华，因为和娱乐频道比，湖南卫视太强势了，再说了，这也不是他能决策的。
　　2005年的“超级女声”由王平出任总导演，旧天娱传媒就只剩下一个艺人经纪签约的回报，也就是说，整个制作活动无须旧天娱传媒参与，由湖南卫视选出来的选手跟你签约就行了。
　　李志华来公司不久就和王鹏之间发生了分歧，后来不久便离开旧天娱传媒回到了娱乐频道。时过境迁，王伟用一句“理念不合”概括了李志华与王鹏分手的原因，他觉得李志华是最早看出旧天娱传媒基础不扎实、经营管理有结构性问题的人之一，他的离开应该是觉得和王鹏玩不到一块儿。不过，王鹏毕竟是一朝元老，而且还占有旧天娱传媒5%的股份，这使李志华成为了天娱传媒的匆匆过客。
　　2005年的“超级女声”王伟就没有具体参与了。后来我们将知道，他给自己找了另外一摊子事。紧接着，天娱传媒调进了一个名叫王珂的人，他后来成了公司三驾马车之一，掌管艺人事业部。对于比自己小了好几岁的王珂，王伟始终评价很高。认为他不仅在“超级女声”的宣传炒作上很有功劳，而且，作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国有艺人经纪公司艺人经纪业务的具体操作经营者，在完全没有别人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出唱片、办演出，真的相当不容易，既有功劳也有苦劳。
　　关于“超级女声”宣传炒作的事，我想发几句议论。
　　首先，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仅湖南广电就从不同的渠道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在事隔几年之后的今天，我都无从判断这是湖南广电高层的统一部署，还是各相关利益团体的自发参与。湖南卫视这时不仅是节目播出平台，而且是节目制作方，它本身就需要大做文章，向外强力推广，但它在明处，发布的新闻资讯必须是正面的，有据可查的，在后来的炒作中，它的地位反而被挤到了二线。因为对于被充分调动起热情的电视受众来说，这些“官方”的信息，不足以满足其对节目设置的悬念的提前知晓心理，需要大量的小道消息、八卦娱乐新闻作为窥视内幕的小窗户。舞美师的博客正是据此上位并获得超高的点击率的。王鹏经常面见媒体，说一说自己对某个超女的看法。但是，旧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显然没有建立良好的互相沟通机制，因为王鹏今天在媒体上的说辞，可能明天湖南卫视总编室就会有人出面辟谣，甚至完全否定旧天娱传媒的说法。反过来可能也一样，对于湖南卫视的某些说法，旧天娱传媒有时候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王伟没有告诉我，到底旧天娱传媒是否具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王珂主要利用的本来就是无须实名注册、登录的网络平台，所以，他的真实身份可以处于隐身状态，完全可以在明暗两处纵横驰骋。
　　但无论如何，从马兰山发出的互相打架的声音，起了药引子的作用，在有表达欲望又有表达平台的观众心目中，或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或引发了十分的不满，于是纷纷加入到那场空前绝后的舆论盛宴之中，仿佛那是免费的午餐。一时间，“超级女声”的各种消息、内幕、黑幕铺天盖地，不仅占领了街头巷尾，而且占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络。我猜想湖南广电高层此时此刻一定是惊喜交加的，眼看着一档纯粹的娱乐选秀节目，演变成了完全失控的群体性的社会事件。
　　我很奇怪，像这样大的一个活动，主办方难道没有一个严密的信息披露制度吗？我作为没有一天媒体从业经验的外行，均深知舆论的力量，作为本身就是媒体经营者的湖南广电或天娱传媒，怎么能如此随意和形同儿戏？它有信息的过滤、审查机制吗？它有信息发布渠道的统一管理吗？它有与媒体受众的良性互动能力以及公关危机的处理技巧吗？
　　说到这里，前面有个一笔带过的问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王伟是怎样面对自己的权力被削弱的？
　　先是李志华从王伟那儿把“超级女声”跟湖南卫视联络、合作的事情剥离走了，成立了一个内容事业部；王珂来后又成立了一个艺人事业部，再后来娱乐频道又派来了管财务的刘海旭。王伟没有被架空的感觉吗？
　　王伟说他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相反，自己还很乐意。因为公司在壮大，他一个人是不可能什么都管的，那个时候他还挂着第一副总经理的头衔，虽然没有正式任命，但王伟觉得自己在公司就是王鹏之后的第一，就该在其位而谋其政，王鹏在很多事情上都当甩手掌柜，王伟很看重自己，认为在王鹏缺位的那些事情上，他必须当仁不让地在那里串联着。
　　后来李志华走了。后来麦可也走了。总经理一职悬空着。王伟能没有一点想法吗？
　　我没有问王伟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问他这个问题纯属多余，而且还有点残忍。这不是一个王伟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一个领导考虑不考虑的问题。其实，像王伟那么聪明的人，是完全想得出办法让领导想一想那个问题的，但王伟没有那样去做。
　　通过建立与领导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官升半级，王伟不屑。
　　很快，董事长王鹏兼任了总经理。
　　略感失落的王伟只好自封为王。
　　王伟想出了一招，就是“营销”。他看到了“超级女声”即将成为价值不可限量的超级品牌，也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不可永远地火暴下去，便决定做它的下游产业链。
　　但是，王伟很快就发现了事情的尴尬处：内容在别人那儿，艺人也在别人那儿，他做营销是不是还要向他们请示？那他一个副总经理又算怎么回事呢？
　　但这属于一个小小的心理障碍，从商业机会考量，王伟仍然认为营销还是可以做的。他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营销部，又成立了天娱传媒长沙分公司。
　　旧天娱传媒没有给长沙分公司一分钱，王伟绞尽脑汁，左思右想这个公司应该怎么定位，应该怎么运作。
　　事情都有两面性，其一，不管在“超级女声”的整个活动中王伟应该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但在旧天娱传媒，他曾经对“超级女声”的主导者与操盘手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最起码，他是王鹏的主要智囊，甚至还能在一些经营策略上影响王鹏。其二，他十分敏感甚至有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满足于这种地位，否则，路将越走越窄，不管是对旧天娱传媒还是他自己。
　　就在这一年年末，王伟还主导做了另一个大型活动，就是作为王伟心目中活动运营之发轫的新活动——南岳佛教音乐晚会，从此开始了他那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活动”之旅，他把合同签下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他还得临时去招兵买马。
　　当时，在娱乐频道某些领导看来，王伟此举纯属“不务正业”。
　　我真的替他捏了一把汗。
　　谁也没有想到，在极短的一个月内，几乎没用一分钱的投资，王伟轻松愉快地赚了三十多万元的纯利润。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个活动开始，王伟开始组建起自己团队的雏形，李卫、周镇他们就是这个时候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王伟捆绑在一起的，从此再没有过动摇。
　　与王伟一起“不务正业”的还有另外两个重量级人物，王平波和王谅。
　　王平波的事已经说过了。现在说王谅，他曾经是海南天娱传媒的总导演，一些大型活动都是他的手笔，更是曾被舞美师称为旧天娱传媒集体跳槽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王伟新公司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选择了回归天娱传媒，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
　　我与王谅接触不多，在这本书的稍后章节，我们有可能再次提到他。我手头有一本梅文慧女士编着的《快乐电视选秀——解码“超级女声”引发的选秀现象》的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是‘超级女声’系列节目的品牌运营商，拥有‘超级女声’的品牌所有权。湖南电视娱乐频道，持有天娱传媒95%的股权。其核心运作部门有三个：内容事业部——负责品牌的策划、开发、试验以及确立；艺人事业部——负责天娱传媒签约艺人的具体事务；影视事业部——针对艺人策划拍摄电影、电视剧。”
　　我们不能责怪这本书的编着者没有把王伟和他的团队纳入到她的视野，因为即使在旧天娱传媒内部，王伟他们似乎总在不断地被边缘化。
　　最初，这是王伟的无奈，慢慢地，竟成为了王伟他们的自主选择。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被王伟称之为笑谈的事情表明，当他们借助于“超级女声”的知名度，并企图把它的品牌价值市场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完全来自于公司内部的掣肘，一些本不该发生的故事不仅频频发生，而且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那种非理性的因素，常常让王伟扼腕痛息。
　　这些事情发生在“超级女声”超级火暴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头脑发热，自以为离“超级女声”越近，就越是自我膨胀。
　　形势变化太快，很多人来不及调整心态。
　　王伟跟我说过多次，他非常羡慕和欣赏湖南广电快乐购，它的掌门人陈刚从一开始便引进了韩国的专业管理团队，由韩国人来做CEO，他们带来了世界性的营销观念与视野及成套先进的管理模式，内部管理的有条不紊和外部拓展业务的市场化，使这个最开始连办公场地都是寄人篱下的小频道，走上了一条最有可能纯粹市场化的道路，便很快就如日中天，所有的惊喜都在一开始的意料与计划之中，都在自身一步一步的努力之中。
　　反观旧天娱传媒，昨天还在借钱过日子，突然天上掉下来了一个馅饼，彩票头等奖砸中了他们的脑袋。事业大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多了，所有的人均来不及做最基本的职业培训，便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派出扛大梁。
　　其实，这个时候最缺乏的反而是冷静与适当的休整。形势变了，队伍也得跟着变，经营模式也得变。
　　王伟的思路却显得异常清晰：由于湖南卫视全面接管“超级女声”的制作，作为电视节目的火暴是必然的，“超级女声”品牌的扩张与发展也是必然的，毕竟，湖南卫视在举全台之力做“超级女声”，全国绝大多数媒体都被带动起来了，全国绝大多数观众不分男女老少都被拉到电视机前面了。但是，电视节目品牌的上升虽然也带动了旧天娱传媒公司品牌的上升，但公司管理水平的升级换代才是最最重要的，否则，一艘只有十吨的货船，怎么运载几倍几十倍于自身承载能力的货物？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旧天娱传媒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心理预期、组织协调、市场应对和人才配置，完全没有。
　　王伟很着急，非常非常着急。
　　我们用不着着急，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
　　王伟说，2005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迅速壮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致命的危机。我们3月份还在借钱过日子，发不出工资，到5月份的这时候，账上一下子突然冒出来了一千多万，一笔一笔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但公司财务报表上有据可查。那时虽然才刚刚开始报名，才刚刚确定几个赛区，但是，敏感的企业家已经看好了“超级女声”这个品牌。准确地说，2004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了，只是说那时他们还在观望。到2005年“超级女声”启动的时候，他们不能再观望了，否则，会被别人抢了先机，该出手时不出手，只会在水涨船高时付出更大的代价，商家们懂得这个道理。
　　最先行动的是温州的企业，开始买分赛区的冠名，开始买分赛区的冠军，他们攻势凌厉，连跟旧天娱传媒的人都没有见、合同也没有签，就敢往他们账户上打钱。旧天娱传媒的财会人员常常搞不清几万几十万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直到几天以后对方打电话问他们收到钱没有，这才一一对上号。旧天娱传媒说合同没签，我们只能把钱给你退回来，他们说千万别，钱你们先存着，你说差多少我补多少。
　　最开始，穷极了的旧天娱传媒根本不敢对外面的企业报高价，生怕把别人吓回去了似的，后来每天都要收到几笔汇款，这才知道是财神爷找上门来了，分赛区的冠名一下子从几万涨到几十万。
　　艺人的代言、演出合约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王鹏也非常信任王珂，像李宇春她们的演出合约，就是王珂亲自定的、签的。
　　2005年元月以前，王伟一直管着旧天娱传媒的财务，后来，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娱乐频道这才觉得应该配一个专职的财务总监，看能不能把财务规划和公司融资做起来。
　　很快娱乐频道财务部就给旧天娱传媒招聘了财务副总，这之后的三四个月里，“超级女声”火了，各种渠道打过来的资金陆陆续续有了好几千万。
　　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企业都来找旧天娱传媒，谈艺人的代言、商演和与公司的合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开始筹备北京公司，一出手就在北京租了一层楼，在王伟的描绘中，旧天娱传媒也是被市场推着跑的，负责人也很勤奋和努力，但北京公司的超规模扩张没有经过市场论证与科学分析，甚至连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都没有上过，既没有远景规划，也没有人员配备方案，忽啦啦一下子就招了一百多人。至于其中有几个是懂艺人管理规则、并有从业经验的？王伟不知道，恐怕王鹏也不知道。
　　因为管理人员极其不专业，内部管理势必无序、混乱与低下。
　　这种情形早在“超级女声”选拔赛进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只不过那个时候与旧天娱传媒博弈的是外面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
　　王伟告诉我，说“超级女声”总决选的名次是事先确定，这种说法完全是瞎扯淡。无论是湖南卫视也好，还是旧天娱传媒也好，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损害选拔的公正性；没有动机，因为那是自毁品牌。但是，没有黑幕，并不意味着没有运作。最后进入十强的超级女声，却很难说没有幕后的支持者，不是那些由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自发组成的粉丝团和亲友团，而是看中了某位超级女声商业前途与商业价值的利益集团，他们以砸钱投票的方式，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较量中，或多或少地左右着超级女声的排名。这是旧天娱传媒始料未及的。
　　一般来说，他们会跟某个超级女声事先达成默契。
　　对此王伟并没有任何言之凿凿的证据，但事后发生的事情却足以支持这种推理。比如说周笔畅，她为什么会跟旧天娱传媒打官司、直到跟旧天娱传媒解约？除了笔笔本人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还因为在比赛阶段广州有家公司提前介入了，给她砸了很多钱来投票。选完了之后，周笔畅便立马要求跟旧天娱传媒解约，因为不解约便无法履行跟那家公司的协议，最后那家公司又出了500万，帮她把经纪约买走了。
　　旧天娱传媒的解约潮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除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支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旧天娱传媒的内部管理制度，既不严谨也不规范，比如说2005年的经纪合同就曾遭到一些媒体的攻击，被说成是霸王条约，认为500万的违约金过高、让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单方面签署格式化的协议也有失公允等等，让别人抓住了很多把柄。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天娱传媒是没有法务部或法律顾问的，协议条款拟订时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倒像是在下文管理单位内部的员工，本身确有不严密处、不科学处，结果弄得自己非常被动。
　　还有，你把艺人签下来之后，对她长远的发展和职业生涯，应该有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应该是符合选手的特点的，能够让她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其品牌价值，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买卖。旧天娱传媒在这方面做得却很有些欠缺，吸引力不够，也拿不出让别人跟你签约的充分理由。
　　按规定，签约是分阶段进行的，参赛的时候要签个约，五十强的时候要签个约，十强的时候又要签个约。刚开始签约很容易，因为都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十强之前跟天娱传媒签约就开始变得重要了，有点写保证书、承诺书的意思。到2004年8月份签十强约的时候，很多人就犹豫了，甚至不想签了。天娱传媒一开始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使出了杀手锏：你不签约可以，视同弃权，冠军赛、总决赛就没你的资格了。
　　这确实是旧天娱传媒的无奈之举，旧天娱传媒的利益主要就是艺人签约，作为一种企业行为，它不可能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而那些名声渐大的超女，对天娱传媒的忠诚度和归宿感，开始受到外界诱惑的挑战。
　　真有因此放弃的，有心的读者可以上网去查，2005年有好几个选手都是因为未签约而放弃了参赛的，连十强都没有进。
　　王伟让我也到网上去查一查，后来我查了，有一篇《上海天娱传媒——超级女声的幕后黑手》的文章，披露的内容跟王伟说的大同小异，甚至更加触目惊心。我不认为王伟在离开天娱传媒之后说出上述人所共知的秘密是一种不厚道，他只是痛心和遗憾——为什么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没有做好？
　　客观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太对旧天娱传媒求全责备，作为一个公司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何况每个选手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由于参加“超级女声”几乎没有门槛，也无须进行资格审查，所以，一些别的艺人经纪公司或文化公司，便派已经跟他们签约的歌手参与进来，企图借助湖南卫视和“超级女声”的平台炒作，旧天娱传媒做一做类似于清理门户的工作，实在是无可厚非。至于合同的不严密性，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旧天娱传媒的“处女作”，因为手忙脚乱而没有经过严格的推敲，只能算是一个工作失误。
　　没想到时隔一年，类似的事情再度重演，我就只能认为旧天娱传媒对市场、对“超级女声”的参与者，太缺乏起码的尊重了。公司的管理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及时吸取的教训，必须提高自己内部管理的功力加以应对。但它显然没有这样做，以致2006年再次发生了尚雯婕解约出走事件。
　　当然，这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旧天娱传媒觉得有资格摆谱了。
　　2006年10月上旬，王鹏在媒体上放言他们不怕超女解约，他很爽快地说：“要解约的就来找我们解啊！当着律师的面，大家一签字，不就完了？我还是非常讲理的，也不可能真的闹上法庭找你赔钱，说实在的，真要赔，那么大笔钱，你赔不出来的话，彼此纠缠，那正事谁都干不了！今年已经解约五六个了。”那就没有什么条件么？“条件还是有的，很简单，如果这一年有演出，也得过来帮忙演几场，这应该不过分吧？”王鹏强调，“但是，我反感一点，靠解约炒作！”这个时候旧天娱传媒已经财大气粗，在王鹏“爽快”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王鹏做人的豪爽和性情，而不是据说跟铜的气味比较接近的商人气。是的，我对王鹏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商人，甚至不像一个商人。问题是，艺人经纪可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中间难道就不能找到旧天娱传媒与超女选手的利益平衡点吗？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生意上就是双赢，就是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不可以不自信，自己觉得自己店大也可以，前提是你得拿捏准确，认定了别人打破了脑袋也要往你这里钻，而且钻进来的人一定能从你这里拿到比别的店更大的香饽饽。
　　回到2005年。
　　王伟认为这一年的旧天娱传媒基本上是在混乱和膨胀中度过的，就像打仗一样，紧张、刺激而且兴奋。
　　跟天博宏达的合作关系终止以后，旧天娱传媒因为日渐红火的“超级女声”而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印钞机，王鹏时不时地在媒体上露露脸，很个性很性情地爆爆料，神龙见首不见尾。
　　王伟并不害怕热闹，却常常被更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挤到后台，实际上，王伟对2005年的“超级女声”的相关细节了如指掌，那个时候公司每周都开例会、总经理办公会，他跟王鹏几乎天天都见面，却没有机会促膝谈心。“超级女声”经常会出一些状况，大家都忙着像消防队员似地这里那里去扑火，很奇怪地，王伟总觉得这事哪里有点不真实，不对劲儿，给他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甚至时不时地让他体会到一点点落寞的滋味。
　　这反而给了王伟难得的冷静，让他稍微拉开与“超级女声”的距离，以一个理性的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打量这个突然被膨化了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他在旧天娱传媒公司还是有绝对的权威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员工都唯其马首是瞻，他却在喧嚣中再次想到了在上海遇到的算命先生李佳麟说的话：外美内恶。
　　外美了，内恶是不是也要跟着来了？
　　王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甚至有点争强好胜，他相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感觉到天娱传媒就像一辆被强大外力高速推动的火车，必须先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
　　他有每天上网的习惯，有意识地搜索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网站，一篇被引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的一篇历数蛇口种种衰退的文章，里面一段话让他触目惊心，文章对蛇口衰退的原因的分析就像是专门在对天娱传媒敲警钟，文章说：“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这段话并非振聋发聩，却让王伟更加清醒于自己的判断：来得容易的东西，去得也快。
　　王伟并非狂妄自大，他很谦虚，承认当时的自己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在外企的从业经历，但是，他是一个敏感而好学的人，既然能看到旧天娱传媒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失误以及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就一定能找到诊治的药方。
　　王伟的很多同学都在外企工作，他自己上大学学的就是管理工程专业，他沉下心来，开始考虑公司的构架与公司的发展规划。
　　他大胆预测，“超级女声”红火不过三年，必须去泡沫化，必须尽快把“超级女声”的品牌转化并夯实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即使“超级女声”不红了，马上可以转换做别的项目，比如说开创活动运营市场。
　　王伟思考问题的基点是，“超级女声”是一档节目，制作人和播出平台都归属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对它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小，必须要有品牌转化的紧迫感。
　　王伟满怀信心地去找王鹏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想法。
　　做活动运营好。比如说接了节庆活动的单，可以请艺人来演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种内部的资源整合，是最经济实惠的。
　　王鹏说好呀，很好。接下来就是相约了去新闻大厦或今朝宾馆唱歌喝酒。要的包厢越来越大，呼朋唤友一起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人逢喜事精神爽，董事长的酒量似乎越来越大了。
　　王伟不知道王鹏把他的话听进去没有。
　　后来，王伟越来越觉得，他的一些想法在公司根本无法推动，这让他很郁闷。
第四节　“超级女声”火暴之谜：偶然大于必然的爆炸性事件
　　我无意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去解析“超级女声”，要了解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读者可以去阅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夏青女士和梅文慧女士的两本书。
　　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火暴到底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没有湖南卫视的播出平台、如果没有蒙牛的加入让传媒与资本碰撞产生核裂变、如果没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如果没有众多媒体的全方位炒作和追踪报道、如果没有高达近四亿观众、粉丝的高度关注与狂热追捧，“超级女声”能火起来吗？
　　我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有据可查的情况是这样，2002年，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以近亿美元的版权费买入英国金牌经理人西蒙·富勒构思的“流行偶像”，推出美国本土化了的竞赛类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短短两三年，便创下了超过9亿美元的业绩。紧接着，以“美国偶像”为样本，依据不同国情和语言复制出的选秀节目多达30多个，均大获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南方周末》看到相关文章的不是夏青，在互联网上搜索节目的也不是廖珂，而是中国另外一家强势电视媒体，如央视或上海文广或其他什么卫视，并迅速付诸行动，很难说不会复制中国版的“××偶像”之类的收视神话，也就是说，众多国家在同一节目上的成功，会让我很自然地认为，在西蒙·富勒的节目模式中，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功因子，各国电视人所要做的，无非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及文化，让它落地开花，这也是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愿意花上大把的美钞购买其版权的原因。
　　夏青和廖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花一分钱的版税并且行动迅速。在此，我忍不住要提醒英国和美国的版权组织，你们在中国反盗版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用我提醒，据说英国“流行偶像”版权所有人就曾扬言要跟天娱传媒、湖南卫视打官司，只是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不了了之。
　　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便宜的湖南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是应该给夏青和廖珂记上头功的。当然，娱乐频道和湖南卫视都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让夏青和廖珂撇清跟西蒙·富勒或“美国偶像”的任何关系，以证明“超级女声”完全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视湘军品牌。
　　问题是，当其他兄弟电视台对“超级女声”改头换面，再回过头来与湖南卫视进行同质PK时，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克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克隆你？
　　互相抄来抄去的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同行业的模仿与被模仿，当然不仅仅限于电视节目。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哪个行业、哪种模式一赚钱，必定跟风者云集，直到把这一行业、这一模式彻底做乱掉。
　　其恶劣影响不限于此，它使真正下工夫投资的原创者、研发者得不偿失，进而使社会弥漫着投机取巧的浮躁气氛。
　　另外一种具体的假设是，如果“超级女声”等系列品牌能够在国内拥有版权，以其不被模仿、拷贝、克隆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而且实际上也能从根本上杜绝同质化竞争的话，它又将会做成多大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也付给人家近亿美元的版权费又怎么样？
　　要知道，“美国偶像”版权投入与节目业绩收入的比例是1∶9。
　　在目前的中国，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假设。
　　我们的企业太急功近利了，为此可以牺牲诚信和人性。极端的例子是三鹿奶粉，在奥运盛事过后不久，它惹火了每一个看电视看报纸和进商场超市的中国人。它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计算的，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却根本无法估量。
　　它最终害惨了自己——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市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让你破产、让你血本无归，甚至让你负刑事责任。
　　问题是，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三鹿集团”？
　　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发生？
　　在奶制品行业有极大美誉度的蒙牛集团也未能幸免。它现在应该知道了，为了恢复名誉，它可能不得不付出因为添加三聚氰胺所赚取的利润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代价。
　　2008年，三鹿奶粉，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事件，此时此处，你可能是直接的受害者，但在别时、别处，难说你不是帮凶。
　　毒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有多少非典型的例子在暗处甚至人们眼皮底下生生不息地发生？
　　只有当不诚信的行为开始伤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诚信才会成为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的自律或追求，尽管这只是做人做企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但它也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置性条件。
　　扯远了。
　　我并没有事事处处贬损旧天娱传媒的成见，但我确实怀疑，一个像我了解的那种公司，能够花一大把钱去买什么版权（他们也没有那笔钱），在目前这种商业气氛中，连我都认为那会很傻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超级女声”红得发紫了，天娱传媒名声日隆了。尽管王鹏一直很敏感人家说他们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但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以此为起点，开创另外一番事业。
　　相反，你如果以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怎么样去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你会认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王伟的看法与我类似。
　　他在用混乱、膨胀一词描绘2005年的天娱传媒之后，还使用了另外一个顶格形容词——最顶峰，他说：“2005年是旧天娱传媒最顶峰的一年，财富和名声来得太快，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磨练，典型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财富和名声以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一档节目火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奇怪（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档制作成本低廉、先叫“奥运向前冲”后更名为“快乐向前冲”的节目正播得如火如荼）。但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给我的感觉，真的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偶尔上街中了彩票头等奖的农民。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的偶然事件，如此而已。
　　且慢，如果我企图让读者相信这种说法，那也未免太懒惰和太不负责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受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训练的人来说，我宁愿相信任何偶然都蕴藏着必然，也宁愿相信加拿大着名传播学者麦可卢汉的话，他在《理解媒介》中说：“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我把他的话延伸开来，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日益开放、日益包容和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作为平民游戏的“超级女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的一场游戏。
　　展开论证会陷入到学术语言的枯燥乏味中，但我们又必须给读者一个起码的交待，幸好梅文慧女士的书可供我们引用：
　　2004年1月，“美国偶像”节目中出现了一位梳“蛋挞头”、长着龅牙的21岁华人参赛选手——孔庆翔，他不仅唱歌走调、五音不全，而且台风相当滑稽，但他在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率直却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影响力顿时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实现了自己的歌星梦。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含蓄、内敛、隐忍，始终得到提倡，张扬、纵乐，则总是受到压制。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游戏无疑是最好地表露与展现自己的机会，那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彻底释放出来，因此，狂欢的需求便产生了。
　　“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出现，正是满足了中国青年大众的这种狂欢需求。2004年“五一”期间，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超级女声”，节目首开“大众娱乐”之先河，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加之其较强的参与性、交互性，是继益智类节目之后又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节目形态。
　　“超级女声”诞生正值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并在主流意识的逐步认可中发展，让大众有了展现个性的机会。尤其伴随着新经济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超级女声”带来了中国娱乐节目彻底的平民化和娱乐青春化，让每个有梦想的青年都获得一个自由展现的电视平台，满足了许多青少年心中埋藏已久、急需释放的欲望。这种平民化、个性化的娱乐趋势说明，在今天，关门办文化、自己拍自己播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无疑对传统娱乐文化是一种冲击，一个挑战，一次超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总监袁方认为，“超女”是中国大众娱乐的开始。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业级别比赛，而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娱乐活动，这有别于强调艺术性及专业性的央视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同时，这个活动并不是靠明星取悦大众，他们打出的是“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制作者将传媒的门槛放低，满足了女生们自我表现的愿望。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整个电视娱乐界还是湖南卫视而言，“超级女声”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传统娱乐节目制作理念的一次尝试。可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创办开启了大众娱乐大众的新时代。
　　撇开作者字里行间对湖南卫视的颂扬与褒奖，我也愿意得出以下结论：湖南卫视竞赛类真人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火暴是必然的，这个馅饼部分地砸到旧天娱传媒的头上是偶然的。不是旧天娱传媒捧红了“超级女声”，而是“超级女声”让旧天娱传媒一夜成名。
　　如果旧天娱传媒能够摆正这种关系，它便多少会有一种感恩之心，便有可能像八爪鱼捕食猎物一样，牢牢地抓住落到自己头上的天赐良机。
　　否则，对于旧天娱传媒来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发生一次叫神话，指望它再次发生那叫鬼话和梦话。
　　如果我抄书上了瘾，关于“超级女声”前世今生的文章足以让我忙上大半辈子，2005年8月26日落幕的“超级女声”引发的话题是如此之多，用浩如烟海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随手在“百度”上搜索“超级女声”，出现的辞条竟高达500多万条，事隔三年，喜新厌旧、口味变化得像翻书一样快的人们，还能热情不减当年、关心过去似乎不吐不快的话题吗？
　　我实在是有点怀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还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关心那一届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相关商业利益。
　　当下的人们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两性关系，一是权力与财富。既然大家都说“超级女声”缔造了商业与财富的神话，那么就一定有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琢磨这件事，因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有心人克隆的，又有谁故意跟钱过不去呢？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甘愿让商业的幽灵渗透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与毛孔的人，除了我是一个案例分析者，我觉得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商业气氛左右的人，另一种是左右商业气氛的人，人生的境界，无非是爱人、利用物，而不是爱物、利用人。而且，“超级女声”早就不是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了，也早就不是一档全民狂欢的游戏了，在公共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的今天，我们反而不能放弃建立健康的商业文化的努力。先帮旧天娱传媒简单地算算财务账，然后再看一看，不加控制地过度商业化，或听之任之地让其自生自灭，将会怎样使品牌迅速贬值。已经有人在帮相关利益方算账了。2006年1月13日，董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后来被众多媒体广泛转载的文章：
　　社科院发布“文化蓝皮书”权威解读“超女”经济，
　　“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
　　湖南卫视一档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但老百姓议论纷纷，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也就此做起了文章。社科院1月11日发布的“文化蓝皮书”追踪了“超女”的整个产业链条，并估算出这个节目各利益方直接总收益约76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
　　节目制作商
　　在“超级女声”的利益分配中，湖南卫视作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制作与播出平台，无疑是第一赢家。冠名赞助收入、广告、手机短信构成了湖南卫视的三大主要收入来源。
　　第一，冠名赞助收入。该项收入采取竞标的方式运作。据相关报道，湖南卫视最初对冠名权的标价仅为300万元，而最终却是以大约2000万元出手。
　　第二，广告收入。由于收视率的飙升，“超级女声”的贴片广告费也一路走高。从湖南卫视公布的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表看，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的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元。但据称实际净价仅为15秒广告价格2万元左右，总决赛广告为15秒4.5万元。根据有关数据估计，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收入可达到3000万元。去掉广告代理的费用（约40%），湖南卫视至少获利1800万元。
　　第三，短信收入。“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短信投票和向观众发送有关超级女声等节目资讯的短信增值服务。据天娱传媒负责人说，湖南卫视大约能从每场比赛的短信收入中分得100万元左右。而总决选期间短信投票量激增，每场总决赛的短信收入至少200万元，7场比赛就是1400万元，加上预赛期间的收入，总计有3000万元左右的收入。
　　这些还不算“超女”为湖南卫视带来的巨大的间接收益——电视台品牌与节目品牌的价值提升，冠名赞助费与广告费溢价等。
　　节目品牌运营商
　　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超级女声”的品牌所有权，是“超级女声”系列节目的品牌运营商。这家成立于2004年5月的小公司，不参与电视节目的分成，而将“超女”系列品牌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与运作，作为主要盈利模式。2005年9月1日，《超级女声终极PK》唱片在全国正式上架；10月1日，“超女”全国巡演在成都开场，历时近两月，巡演10场，场场火暴；“超级女声”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准备投入拍摄；“超女”服装旗舰店也将在国内各大城市同时开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按照国外综艺类节目中“广告收入：品牌衍生收入＝40%∶60%”的商业规律保守推算，天娱传媒的品牌衍生市场空间将接近2亿元。但在目前，天娱传媒的实际主要收益仍来自于艺人经纪部分。艺人经纪包括签约“超女”的广告代言、演出、唱片发行收入等。
　　第一，广告代言。天娱传媒把5个分赛区的前10名选手都签在名下。冠军李宇春为某品牌产品做“广告代言人”的身价已达150万元。
　　第二，商业演出。“超女”全国10场巡演，整体上座率达到了60万人次，这是中国内地演出市场前所未有的。门票总收入就超过1.5亿元。天娱抽取10%左右的分成，从而获得约1500万元的收入。
　　第三，唱片《超级女声终极PK》。该唱片的首批发行量已经达60万张，总销量估计突破百万张。唱片销售额将达2500万元。天娱同样提10%的分成，约250万元。以上相加，天娱传媒在艺人经纪方面的收入约为2750万元。
　　赞助企业
　　作为“超级女声”的赞助企业，某乳业集团不仅对该节目进行冠名赞助，而且在“超级女声”播出期间，先后又投放了8000万元后期宣传费用，但该企业从市场上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费用。
　　2005年上半年，“酸酸乳”在全国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0%，2005年全年销售收入可达25亿元。按照液态奶平均毛利率22%推算，该企业由此赚取的毛利润至少为5.5亿元。
　　广告代理商
　　作为湖南卫视广告业务独家代理的上市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其下属的广告分公司依托“超级女声”等高收视率、高品牌价值的节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02年年底，电广传媒就与湖南卫视签订了长达5年的广告代理合同，约定3亿元以内的广告收入，电广传媒分成40%，并有1.2亿元的保底线；3亿元以上的，电广传媒提成15%。按照上文估算的2005年“超级女声”3000万广告总收入的数字来计算，电广传媒从“超女”广告业务的代理中获得的广告收入至少为1200万元。其他电视、广播、网络、平面媒体、公交等流动媒体、路牌广告代理商等均从“超级女声”广告市场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电信运营商
　　“超级女声”的短信投票参与节目模式，使电信运营商从中获得巨大的服务费分成。上亿条短信流量，成为电信运营企业短信行业应用最成功的经典案例。电信运营商与节目制作商、增值服务提供商的利益分配比例，基本维持“运营商∶合作伙伴＝15%∶85%”的原则，通常节目制作商与增值服务提供商对余下的85%进行五五分成，但在“超女”热播之后，湖南卫视所占分成更高。按照湖南卫视3000万元短信实际收入（占短信总收入的50%）数据推算，短信总收入为6000万元，电信运营商则从“超级女声”中获利约为900万元。
　　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
　　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是指为节目的短信参与者提供相关资讯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向短信参与者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短信增值服务的基本服务费为6元，订制后服务提供商会在一个月内发送15条“超女”花絮，每条1元。一旦投票者发送定制信息，就被捆绑接收关于“超级女声”各类资讯与花絮的增值服务。按照短信总收入6000万元的数据推算，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从“超女”节目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估计为2100万元。
　　网络公司
　　在百度搜索一下“超级女声”，相关网页有669万篇，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关于“超级女声”的专门论坛。某公司注册了“超级女声”的民间网站，日访问量达43万人次。按照同样点击率的其他网站广告收费标准收入估算，该网站可以获得的广告收入至少为100万元。
　　蓝皮书认为，按照产业链主要环节直接产生的经济收益来看，“超女”的经济效应已非常明显，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累计已超过7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按照品牌估价的一般方法，目前其品牌的商业价值将超过20亿元。
　　“一个单一的文化产品取得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社科院有关专家称。
　　面对上述动不动就以百万元、千万元和亿为计量单位的数字，我承认有点热血沸腾，如果我怀疑上述数据的真实性，恰恰又把我目前的工作定位于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话，说不定我会深入到前文所提及的行业和单位，做一次会计学或审计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求得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对“超级女声”各利益方获利的“估算”的精确度，可惜的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和精力，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不过，如果仅仅涉及天娱传媒的真实获利情况，事情就简单了，我只要拿它当年度的财务报表与上文中的数据两相对照就可以了，我唯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找律师咨询一下，像我或者王伟现在的身份，是否有权披露天娱传媒的财会信息。
　　作为畅销书作家，我承认我性格中有八卦和泛娱乐化的爱好，我不希望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和剑拔弩张，让我们轻松一下，引用一下网友“粽子有点好玩”在“新浪财经”转发董伟文章后面的留言：
　　两个聪明的经济学天才青年，经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一天饭后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两位杰出青年又争了起来，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
　　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五千万。五千万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五千万，当然，乙的这顿加餐吃的也并不轻松。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了。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的收回了五千万，而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嚎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的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他们的导师，一位着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高足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嚎啕大哭起来。好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我得申明我没有影射攻击中国社科院专家学者的意思，他们对其他利益方的获利估计精准度我不知道，我只能欣喜地告诉读者，他们对旧天娱传媒2005年度在“超级女声”项目上赚的钱，估算得还是对的，我找王伟求证，被他证实相差无几。
　　在后面的章节我会告诉读者，这些钱没有两年就又被他们亏损出去了。
第五节　“老外”眼里的“超级女声”
    苏建华看到2005年那一届的“超级女声”的时候，正好在加拿大读书，他学的专业是电影和音乐经纪。他是因为对湖南广电太失望才出国的，那时已有将近5年没有关心过湖南广电的任何消息了。
　　但突然之间，在海外华人的媒体里面，电台、报纸、网络，到处都充斥着“超级女声”的消息。天娱传媒如此之火，“超级女声”如此之火，让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本来互联网上就有，但苏建华还是想看DVD，觉得这样有质感一些。他和谢湘林曾经是湖南电视台专题部的同事，两个人关系很好，在他出国以后仍然一直都有联系，他就打电话给谢湘林，让他一定要给他搞套碟来，然后谢湘林就用特快专递寄了一个2005年“超级女声”8进6的比赛实况。收到碟的当天下午没课，他就呆在家里看碟。
　　苏建华一连看了几遍。到底看了几遍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清清楚楚地记得看最后一遍时已经差不多凌晨一点。就那么反复看。从那天中午拿到碟之后就不断地在看，中餐没吃，晚餐也没吃，他似乎忘了什么叫饥饿。
　　我无法理解他反复看同一张碟片的动机是什么。
　　苏建华说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一种很大的感动，这种东西别人可能无法理会。他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身处异乡有关。应该有，又似乎不全是。毕竟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想过家乡的这么多事情。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看了让他感动的东西。
　　苏建华觉得最打动他的就是真诚。
　　本来他对中国电视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节目不真诚，永远透着虚假。要么是一种官样文章的腔调，要么是经过“编导”了的矫揉造作。越不真诚，他就越不喜欢。但是湖南卫视的这个东西让他看到了非同一般的真诚，那种小孩子的表现，那种评委的性情评价，让他对湖南广电、乃至对中国电视的印象完全颠倒过来了。他没有想到离开这么多年，突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他记得看头一次的时候，他老婆和儿子还和他一块起哄，他们也挺喜欢看的，后来他们实在没心思看第二遍、第三遍、第N遍了，但是他还在看，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太打动自己的心了。
　　那种真诚。
　　苏建华不厌其烦、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真诚”两个字，节目啊，选手啊，评委啊，无不透露出那种真诚。
　　几乎一夜未眠的苏建华，第二天拿着那张碟早早地去了学校，他要与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那天正好上西方音乐史课，算是比较合适的教辅材料。他们学校那些个课程的安排是比较松散的，不像理工科那么严谨。苏建华向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保证，里面选手的表现，一定会让他们刮目相看……
　　然后苏建华就很期待，觉得他们一定会有共鸣，一定会有启发。
　　他们看的时候鸦雀无声，完全没有苏建华期待中的任何反应。搞得他很失望。他一个一个地追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笑笑、耸耸肩。他知道他们并不像自己那么感动，“超级女声”一点都没有打动他们。
　　这个结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似乎只要稍一闭眼，就能看到苏建华多少有点尴尬地杵在那儿。我问他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苏建华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和这个节目，和湖南广电有着巨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我当年是怎么带着怨恨走的，但是我和湖南广电之间的那种感情，真的很难割舍。平时，这种感情只是被扭曲了，被掩盖了，被冷落在一旁了。突然之间，以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现在了我面前，让我体会到那份感情还在，复杂的、不可磨灭的感情。那毕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在中国干的唯一的一份工作，而且是在我懵懂的、暗流涌动的青春时期。实际上我是在湖南广电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没有湖南广电，也就没有我。不管有多大的怨恨，不管在出国的这段时间里多么想忘却那段经历，但是，这份感情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太不可磨灭了。我是带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对家乡的感情，对我原来工作单位的感情，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来看待这个节目的，所以我完全被打动了。被它饱满的感情、无限的真诚打动了。然后其他所有的缺点，对我来说都视而不见了。稍微冷静以后你仔细一想，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2005年的“超级女声”，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从技术层面来看，它的舞美是极烂的、极粗糙的，要档次没档次，要水准没水准；从歌手的表现和演唱上来看，也可以说是毫无水准的；从评委的角度来说，也毫无重量级的评委可言；从包装上说，也是不上档次的、不专业的。总而言之，你可以挑出一万个毛病来，说这个节目不行，这完全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些老外，对这个节目的背景完全不熟悉、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看这个节目，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太正常了，他们不批评你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老师看着看着不耐烦了，说我们还是上课吧。那时还只放了一半，当时我还不死心，我说，等一等等一等，精彩在后面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往下看了。
　　没想到事情还有转折。
　　第二天苏建华上另外一门课，还是昨天那个老师，他上两门课，这次上的是音乐经纪。
　　在上课之前老师说，你们还记得昨天上课的时候看的那个“超女”吗？这个时候他拿出一张报纸来，在半空中抖得哗哗直响，因为他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公交车上有时会免费赠送当地的报纸，是《温哥华太阳报》。这个报纸的影响力，相当于湖南长沙市的《长沙晚报》和《潇湘晨报》。那张报纸的国际版刊登了李宇春的大幅照片，占了1/4版，标题就是“这是‘超女’”，另外配了1/4版的专题报道。讲这个“超女”在中国如何的火爆，它是哪个公司做的，哪个电视台做的，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这篇东西让那个老师非常激动，他说我现在请你们猜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总决赛在中国有多少人在看吗？他说苏你不要答啊，你肯定知道，你不要答，其他每个人给我一个回答。同学们议论纷纷。因为在加拿大有个节目，叫“加拿大偶像”，也是一个娱乐节目，是当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们拿它作参照，有说五千万的，也有说一个亿的。老师揭晓答案，说是四个亿。然后所有的人就对这个节目重新认识了。对苏建华也重新认识了，说你是从那么大一个公司出来的啊？呵呵呵。那一会儿，苏建华就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在改变、在提升。以后就有人说我这里有个乐队，你觉得去你们中国会不会有戏？我们从来没想过四个亿，你说四百万有没有问题？
　　苏建华反复强调自己对“超级女声”的感情，觉得这是他远离湖南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突然给他的一份感动，让他觉得又点燃了对中国电视的希望。
　　谈到“超级女声”对中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启示，苏建华也是滔滔不绝，他说，通常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好搞，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你那么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多少人在这里蝇营狗苟呀，多少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呀。但当下的中国，绝对是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时代和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市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把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投放到文化消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产品的制造地和消费地。而现在，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的时候，只要你的观念稍微先进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制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只要你的机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这几个“一点点”加起来的结果可能就会让你获得机会与速度，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完全可能大得让你无法想象，它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你看看，让我那些加拿大同学和老师激动起来的，并不是节目本身，而是它的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是它潜在的、极其巨大的商业价值，是它背后庞大的中国市场的潜力。你在欧美那些文化市场已经很成熟的国家，永远不要想这种事，你要付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能得到一个大体相应的果实。
　　这就是在中国干事业的魅力。
第六节　“超级女声”与眼球经济
    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大纲交给王伟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一节的标题叫“‘超级女声’与妓女评选”，遭到了王伟和他的团队众口一辞的反对，他们甚至问我害不害怕遭到超女“粉丝”们的追杀，他们是认真的。
　　我知道，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比较。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原创，它来源于颇有争议的另类教授张鸣一本叫《历史的空白处》的书，张鸣没有提到“超级女声”半个字，但我却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边想到了那些“想唱就唱”的姑娘们。
　　我反问他们，如果张教授几年以前就敢这样写，我引用一下的权利总该有吧？他们中马上有人指出，张鸣书里的小标题好像叫《选举与美女经济》，上网一查，果真如此，这就容易接受多了。我狡辩说，这就是张鸣教授未能大红大紫的原因之一。他只敢另类，不敢太出格。当然，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弄得像地摊文学，便不再顽固坚持。
　　前面引用别人着作的地方已经不少，张鸣教授的文章堪称奇文，当然要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作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甚至对那些通过“超级女声”解读民主政治的文章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完全是牵强附会。知道李宇春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原因吗？据美国朋友自己解释，是因为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西方式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我认为美国朋友是在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
　　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一定能带来商业机会，其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一定值得给予更大的关注和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哪怕是对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妓女评选活动也是如此。公正地说，我们难道不是很容易在两个活动中间找出它们的相似度吗？
　　这就是我坚持使用这个标题和引用这篇文章的原因，别看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其中蕴藏的商业玄机，其实大同小异，如果我把这一节的内容放到社科院专家学者的蓝皮书后面，甚至更能相映成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小文章所披露的旧闻，对开启我们的商业智力仍然具有意义。
　　在我的朋友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湖南卫视的“奥运向前冲”是一个碰巧撞中了的火暴节目，这不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我的一系列问题是，即便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节目，是否有人想过要把它做到极致？也就是说，除了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是否还能做点别的文章？如果能做，怎么做？由谁来做？是由栏目组的人来做，还是由另外的专业的经营班子来做？
　　我丝毫不怀疑湖南卫视或湖南广电员工的智商与能力，我由衷地认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很优秀，是做电视节目的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具备主动做上述思考的动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而每一个单位的行为动机只能被体制所赋予，否则就会变成狗拿耗子。
　　将电视节目延伸到市场，实现产业链条化，确实不是电视节目制作人想的事。
　　是他们的领导该想的事。
　　想到以后就去做，但千万不要让电视节目制作人去做，要让懂经营管理的人去做。如果湖南广电找不到这样的人，就到外面去找。
　　在这一点上，被湖南广电的前同事认为有点另类的王伟，堪称旧天娱传媒的开创功臣，正是他的“不务正业”，才发现了活动经济可以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感谢在别人为“超级女声”的成功一味陶醉的时候，王伟把他的商业触角伸展到了似乎与“超级女声”并不关联的地方，并最终撑起了天娱传媒的半壁河山。
　　我不是有意往王伟身上堆砌溢美之辞。一个最现实的比较是，“奥运向前冲”（或“快乐向前冲”）至今仍然没有人想到要对它进行电视节目之外的商业开发、产业开发（在好莱坞，光是一部电影就要开发出多少衍生产品？），倒是有不少电视台在对它竞相模仿，让人不得不预测它离寿终正寝的日子正越来越近。
　　但是，有谁能想到，王伟奋力打拼、几乎不需要占用娱乐频道或天娱传媒多少资源、完全可以闷声发大财的那一块业务，在初期甚至差一点被娱乐频道的个别领导，把它从公司的业务中强行砍掉？
　　这个人就是……嘘，我不能说了。
　　如果王伟软弱一点或老实本分一点，后来在他手上越做越大的活动运营业务将被永远地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使在那个时候，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的王伟，也没有据理力争。他知道，面对官大一级或两级以上的反对者，做比说更有说服力。
　　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当初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当他以职务人的身份说话的时候，我承认我无法像揣摩一个正常人一样地揣摩他的所思所想，这很难不让我们对体制的弊端发出咒骂的声音。
第四章　谁有可能搞垮旧天娱传媒？
    我对与小四儿“勾肩搭背”的天娱传媒新掌门龙丹妮也是心情复杂。我没有见过她，但我真的很怕她不懂得吸取《超级女声》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和品牌价值的教训，为了吸引眼球而忘了一种社会担当。出于对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关心，我很想给龙丹妮提个醒儿：
第一节　董事长的无“奈”而治
    这本书就要交印刷厂付印的时候，郭敬明即将加盟天娱传媒的事正被炒得甚嚣尘上，我实在忍不住想就此说上几句。
　　我对小四儿的评价充满矛盾，一方面，我对这个靠抄袭别人的作品起家、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抄袭成立”、并要求其于七日内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的终审判决置若罔闻的文坛小混混，非常鄙视（像他这样的，要在那些版权严格的国家，绝没有再在这个圈子里混的可能），这有关他的德性；另一方面，我对他的商业头脑和市场运作能力又颇为欣赏，他不仅能让自己持续大红大紫，还能让“小弟弟小妹妹”跟着分一杯羹，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做到的，这有关他的能力。
　　我对与小四儿“勾肩搭背”的天娱传媒新掌门龙丹妮也是心情复杂。我没有见过她，但我真的很怕她不懂得吸取“超级女声”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和品牌价值的教训，为了吸引眼球而忘了一种社会担当。出于对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关心，我很想给龙丹妮提个醒儿：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那些忧心忡忡的父母，其实更期待天娱传媒能够制造和输出健康向上又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产品，龙与郭可以是私下里的朋友，但为了公事而“勾搭”在一起却很难不让人替湖南广电捏一把汗。可是，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欣赏龙丹妮的市场敏锐能力，她似乎很懂得“跨界整合资源”，这可是王伟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儿。
　　当然，我不想假设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龙丹妮急于重振天娱传媒之雄风，以至于有点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
　　“看四爷我搞垮天娱……”是郭敬明2008年12月7日的一篇博客题目，对此我相当不以为然，我始终认为他抄抄书还可以，卖卖书也还可以，就是真的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搞垮天娱，他可没那个能耐。
　　谁有这个能耐？
　　我也不知道。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上来吧。
　　天娱传媒公司注册在上海，运营在北京，总部在长沙。这是旧天娱传媒的整体布局。
　　公司的管理架构是这样的，公司王鹏总负责，几位副总对王鹏负责，结构比较扁平。五个副总，都是内部产生的，主力还是王鹏的老部下。他们分管品牌授权推广、艺员代言演出、大型活动策划以及行政财务等各个方面。对王鹏来讲，不管多大事，只找这几个人就可以了。
　　上面关于王鹏治下旧天娱传媒的描述几乎是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的原话，我只是把其中的第一人称换成了“王鹏”。
　　在这种架构中我们看不到董事会、监事会的身影，我们看不到总经理办公会的协调、沟通功能（实际上，2008年元月旧天娱传媒宣布取消了总经理办公会，要开会由总经理下达到各公司各部门去开），我们看到的是具有条块管理色彩的行政管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王鹏不想当老大或家长都难。各部门要想直接沟通、横向联系、协同作战，也难。大家都得围着王鹏转。
　　这种架构要维持基本正常的运营，除了各部门关联度不大、交融性不强，各部门领导都能独当一面，或能从制度上保证让专家打理专业之事以外，还要求“老大”是个全面发展的通才，既具有铁的手腕，又能以德服人。
　　王鹏是这样的人吗？
　　美国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萍是一个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者，她认为一个卓越的团队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优秀的领导。第二，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三，良好有效的沟通，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第四，团队目标一致，充满积极向上的气氛。第五，是一个分享和创造知识的团队，并不断学习、不断创造、不断分享的一个团队（参见《马云创造》，作者杨艾祥）。
　　拿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一下王鹏，去衡量一下旧天娱传媒，将会很有意思。
　　我不想轻易下结论。
　　尽管结论很容易下。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从网上搜索了一些王鹏的言论，并力求客观地做了一些点评。在这个章节里，我会相对集中地把王鹏和王伟做一个初步的比较，当然，我的素材主要来自于后者。此外，我还会大致地说一下天娱传媒主要三块业务——品牌授权推广、艺员代言演出、大型活动策划是怎样具体运作的。
　　最先的题目叫《天娱传媒三驾马车中的猴、马和牛》，但我觉得不够有张力，因此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受王伟的影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对旧天娱传媒产生感情，所以我本章的题目不是一种魔咒，而是一种预警。
　　2005年的“超级女声”就像阿拉丁神灯，给旧天娱传媒带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个时候要钱有钱，要品牌有品牌，要关系有关系，要舆论支持有舆论支持，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
　　可惜的是，一切都没有被充分利用，资源没有被有效整合，短暂的繁花似锦转瞬即逝，伴着潮涨潮落的喧嚣之声，过去近在咫尺的一切，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
　　对王伟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公司没有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整合内部资源。对外招聘世界一流的管理人才，真正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世界级的专业水准，打造天娱传媒，以致让历史性的机遇与他们擦肩而过，空留一声叹息。
　　我认为，旧天娱原有的那种扁平化管理模式，正是公司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沟通，以至于内部资源不仅不能合理整合，反而互为沟壑、相互掣肘的主要原因。
　　王伟讲了两个很小很黑色幽默的故事。
　　2005年做中国宁乡首届国际佛文化节的时候，王伟计划安排旧天娱传媒的艺人参加表演。应该说这个想法太正常太合理了，既能为自己公司的艺人提供一个演出平台、曝光机会，又能为自己公司节省中间支出。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闹出了很大的动静。首先，艺人事业部那边，很多制度尚不完善，旧天娱传媒更是从来没有开会讨论过各部门之间怎样共享资源、怎样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问题。王伟这边要急着安排艺人（第一届“超级女声”）的档期，艺人事业部那边强调，安排艺人的档期必须先签合同。签合同就签合同吧，但王伟拿到艺人事业部准备的合同哭笑不得，原来他们只有对外的合同，拿过来就用，结果甲方是“天娱传媒”，乙方也是“天娱传媒”。王伟打电话直接跟王珂沟通，王珂忙着做第二届超女，手机根本接不通。对方那个办事的还挺有“主意”，甲方乙方都让王伟签，你王总不是公司的副总吗？王伟说，我签？我签那不等于左手签右手吗？要签也只能董事长签，他才是公司什么都能管的人。
　　王伟去找王鹏，王鹏也乐了。跟王伟说，这点小事你处理就行了。王伟急了，直接对王鹏发飙：这是小事也是大事，我不能越俎代庖、公司也不能这么混乱、这么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宁乡首届国际佛文化节不久，王伟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手机电话，说他是××公司，有一单什么什么业务想请他们做，问他们有没有兴趣。王伟当时赶着去机场，便让他跟公司的谁谁谁联系。但对方越说越不对劲儿了，开始在电话里骂骂咧咧，说你是什么鸟人？你是天娱传媒的？我才是天娱传媒的！你敢再在外面冒充天娱传媒的副总，小心我派人整死你！
　　王伟莫名其妙。他让公司的人按照手机号码去查一查，看他是不是旧天娱传媒的员工，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有了结果，原来他还真是旧天娱传媒艺人事业部的人，有一单业务，同时在跟王伟下面的人在竞争，互相之间还不知道，免不了一家人在外面打架。
　　王珂还是很尊重王伟的，知道这件事后马上就把那名员工辞退了。
　　炒一个普通员工的鱿鱼很容易，那个人不认识王伟也不奇怪，问题是企业不是这样做的。像湖南广电频道之间的恶性竞争一样，通过自相残杀而把利润往小里挤压，这种事情太不理性了，不应该在一个公司里发生，而且完全能够避免这种事发生。
　　王伟曾经多次跟王鹏及公司其他的管理层沟通过，我们不能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兄弟齐心，力可断金，否则，公司设置这么多部门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指望以小公司的格局办大事，我们不能指望靠狭隘的个人经验和想当然、靠从湖南广电找的几个人办好企业，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不能。
　　王鹏没有听进王伟的话。
　　他怎么回复王伟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很清楚他的指导思想，因为他自己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点。他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天娱传媒内部有说法，说是公司力求基业常青，争做伟大公司？”的提问时，这样说：“想把公司做好是肯定的，做大做强是每个企业的梦想，但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至于伟大的公司，没有这么远大的想法。毕竟我们以前不是做经营的，而是做电视的。我们公司没有几年规划，在中国做规划会面临各个层面的情况，不仅包括政策影响，你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我们还是一步步往前走吧，把每一步都走踏实。”
　　我得说这种朴素的低调显得太没有底气了。
　　问题是王鹏怎样会在媒体上发布这种在我看来“有损形象”的言论？
　　也许王鹏有他的无奈之处？“政策影响”、“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这样的关键词绝对不能被解读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倒像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另外一种表述。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处在王鹏这样的位置，要做一点事，其实是挺难的。除了他自己说的“做电视的”被派来“做经营”，他一定还有其他的说不出来的苦衷。
　　“被市场拖累了”。事隔三年，王伟这样解释他的前顶头上司为什么会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王鹏其实是个很好的人，豪爽，讲江湖义气，人也特别聪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就是面对媒体。其实他也很着急，还是想把事情做好，至少是不能出什么乱子。在中国，做传媒、做电视，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但王鹏有个特点，碰到什么事，很要面子，总是想由自己一个人死撑死扛，这是他的优点，也正是他的缺点。”
　　这里，我们本来将不得不谈到王鹏的一些助手，他们是旧天娱传媒的高管和中坚力量。但是，这样做将明显违背我们制定的“不伤及无辜”的原则，何况，随着天娱传媒新的董事长、总经理到位，原来的高管已所剩无几，所以，我苦思良久，决定采取另外一种讨巧的方式，讨论一下旧天娱传媒发展到2005年，要想把公司做好、做大、做强，那些高管和中坚力量，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
　　旧天娱传媒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智囊团，懂电视而没有电视人的思维定势，它由各方面的专家构成，但主要是战略营销专家和经营管理专家，为公司设计企业形象、品牌形象，并宣传推广之，使其更具知名度和美誉度。制定公司发展方向和公司中长期规划，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各种规章制度，每个部门有岗位责任制、每个项目有操作流程，从制度上保障公司高效、务实运行，对重大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旧天娱传媒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财务总监，他懂财务规划和企业经营管理，最好能有在国际大公司历练过的经历，不仅要懂得传媒规律而且还要精通资本运营，既能有效地控制财务成本，又能制定与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配套的财务规划和科学合理的财务制度，并能保证实施。旧天娱传媒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项目运营官和营销官，在项目运营和营销方面，他在公司是仅次于董事长的CEO，对外，他掌管项目的正常运营；对内，他负责整合各种资源，是公司内部资源的调配者和关系协调者。
　　旧天娱传媒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行政总监，他能最大限度地提供后勤服务保证，对各部门所需人员尽快配备到位，保证公司大政方针和员工思想情绪的上传下达，以及各部门的横向沟通，他应该善于调度各方力量逐步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公司的气场。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我在写下上述文字时，没有参考任何一本经营管理类教科书，所以，我不能保证它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但我起码传递了一种信息，就是高级管理人才的至关重要性。
　　是的，人才。人才是生产力，是可以为公司创造财富的。人才是竞争力，它是公司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公司高层、高管，关系到决策与执行，是公司的中流砥柱。
　　对事不对人地说，旧天娱传媒当时的几个副总都是内部产生的，没有一个CEO，没有一个运营官，没有一个营销官，没有一个统管这个运营、营销的人。
　　王伟说，能把旧天娱传媒做到那种程度，已经是很难为同志们的了。
　　王伟没有因为多次大权旁落而有什么不良情绪，不是说现在，而是说当时。
　　王伟说，权力不是死的，完全有必要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进行扩充和进行二次、三次、N次的再分配。关键的问题是，腾挪出来的权力分配给什么样的人，新的权力分配是否对公司更有利。
　　我一直认为不能搞武大郎开店，湖南广电本来经营性管理人才就缺乏，权力的分配如果局限于频道或公司内部，就会堵塞从外部引进最优秀、最适合于某个岗位的人才的通道。要把一个现代企业做大做强，是不可能光靠某一个人的力量的，为了这个目标，王伟完全可以坦坦荡荡地把他原来分管的事项划拨出来，实际上他理解王鹏的难处，有几次权力的再分配甚至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但是，在王鹏的权力调整中，第一，他根本就没有对外招贤纳士的视野，没有理解到大政方针确定后，干部的重要性（如果真有什么大政方针的话）；第二，根本就没有必要的组织、会议程序，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或唯上是听，甚至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上面说进也就进了。公司进人成了一件具有行政色彩和官场平衡的事，一件颇有江湖色彩的事，不仅无形中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也把公司的格调和气质弄低下了。据说王鹏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会搞统战工作，多少有点个人魅力，英雄不问来路，三下两下就被他统战过去了，这样做人是可以的，这样做企业就不好说了。
　　我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王鹏到底想不想把天娱传媒做好？
　　当然想做好了。王伟毫不犹豫地替他的前上级做了回答。
　　当然，想不想做好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或者运气把它做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连内在的驱动都没有，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对王鹏求全责备了。那是领导的责任，他是一颗螺丝钉，可能一开始就被领导拧错了地方。
　　这是一个误会？
　　如果是，我们真得好好梳理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种误会？这种误会会在民营企业里发生吗？是不是只会在国有企业里才能发生？
　　现在的新天娱传媒，不会再发生这种误会了吧？
　　在王伟接下来的描述中，我了解了王鹏喝酒的方式，他确实是一个豪爽的、喜欢热闹的人，连王伟都觉得如果不是跟他做下级，他们完全可以一直把很铁的朋友关系做下去，这令王伟多少有些唏嘘。
　　“超级女声”淘汰赛中后期，王鹏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去盯“超女”上，工作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为媒体炮制八卦新闻，今天投票决赛出来的是谁，明天对媒体说这个明星怎么样，李宇春怎么怎么样，周笔畅怎么怎么样，何洁怎么怎么样，诸如此类。后来，每一场超女的巡回演唱会他都到现场去，他真去，不知道是乐此不疲，还是怕出什么事。
　　我还真不能说王鹏不称职，起码，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消防队员”。
　　王伟说，别人说我不务正业，我认，我的思维是发散性的，总在不停地寻找商业机会。王鹏不同，你是公司的首脑，你就应该在总指挥的位置上。你干的那些活儿，都是运营官的事儿，都是下面负责执行的人的事儿。比如说，如果你意识到舆论的掌控有问题，对内可以加强制度建设，对外可以向娱乐频道、湖南广电求援，并加强沟通与联动；又比如说，如果你意识到王珂或别的部门跟不上了，人手不够，你可以及时地调配我们所有的资源去支援他，你犯不着亲自上阵去扛机枪、扔手榴弹。你是掌舵人，你应该进行宏观调控，高端地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做整个公司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什么的。总而言之，你应该在别人热闹的时候保持起码的冷静和尽可能高度的理智。
　　你是领导啊，我的哥哥。
　　2005年年底，掌管内容事业部的副总经理李志华离开旧天娱传媒，他留下的摊子王鹏让王伟去接手。在这之前，“超级女声”的制作权被湖南卫视拿走。
　　问题是，没了“超女”的节目制作权，这个时候的内容事业部还能做什么呢？
　　这个损失说多大有多大，说一点损失没有也行，关键是你要有应变思维和应对措施。
　　王伟是有应变思维和应对措施的，按照他的构想，在做2005年“超级女声”赚得钵满盆盈的情况下，如果有个好的领导、一个有事业心的决策者、一个智者、一个目光远大的人，他会砸下去两千万，第一个一千万砸下去做管理，增加旧天娱传媒的内在功力；第二个一千万砸下去做研发，以便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不要怕砸钱，只要砸对了地方，就会成几何级数地回报给你。
　　现实中的旧天娱也砸钱，却把钱砸下去做艺人、出唱片。在没有任何评估、没有任何靠谱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对一张唱片的广告投入就高达两百万。
　　王伟说，“超级女声”对天娱传媒来说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等于是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是，虽然“超级女声”这四个字是你的，但是你在攫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就要立即开始积蓄能量，把“超级女声”这个品牌迅速地、巧妙地转化为“天娱传媒”的品牌，这样，天娱传媒这四个字才能长久，才能可持续经营。任何一个节目品牌都是不可能永远长久的，除非你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为什么可以几十年常播不衰？因为它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需要，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后面有强大的政治机器在推动。但“超级女声”是一个以时尚为主流的娱乐品牌节目，靠收视率支撑，民众的口味今天可以把你捧上天，明天就有可能弃之如敝屣。这没有办法，时尚潮流和大众口味，不是哪个公司所能左右的。但是，如果你整个企业的品牌做出来了，意义就不同了。这就类似于某一个具体剧目跟舞台的关系。单一的剧目重复上演，观众肯定会流失，但只要舞台不垮，并且不断有精彩的新剧目轮番上演，你就一定能吸引观众、留住观众。
　　王伟就按这个思路去忽悠王鹏（前面说过，王伟是一个很有忽悠能力的人，在他的辞典里有一个词条，叫忽悠是生产力。王伟这样解读这一辞条：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明细的社会，现代企业做生意不可能小而全，单打独斗难得有大的作为，必须在方方面面跟政府、别的企业和其他的团体、实体合作，要合作就必须先影响别人，取得别人对你的充分信任，别人信任你了你才有机会）。
　　但王伟这次没能把王鹏忽悠过来，资源依然没有任何有效地整合。
　　王伟对旧天娱传媒太有感情了，他太想把它经营好了。当他们借助湖南卫视的力量，甚至借助全国全世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力量搭建了一个那么好的舞台的时候，他的同志和同事，却用来在上面睡觉，韵味着刚才的热闹与喧嚣，全然不顾那舞台可能会被另外一拨人冲上去把他们赶下台，或者由于搭建匆忙成为“豆腐渣”工程而随时垮掉。
　　一个人要有理想和激情，一个公司也要有理想和激情。
　　但是，王伟感到不管是他自己也好，还是王鹏也好，还是旧天娱传媒别的高管也好，还是天娱传媒的顶头上司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也好，甚至还是娱乐频道和张华立上面的领导也好，似乎都被一根或很多根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了。顺利的时候，你可能还感受不到那种束缚；但只要一遇到一点阻力、一遇到不同的利益诉求，你可能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最安全的做法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领导要干吗就干吗。
　　领导板着面孔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无为而治吧。
　　王伟真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不过，如果我们用一种行政人员的惯性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王伟要用两千万去改造公司、打造新节目的想法太不现实了，几乎完全不具有操作性。
　　太激进了。
　　谁会拍板花这么大一笔钱做研发？万一弄砸了呢？会不会有人查这笔钱花到哪里去了？其中有没有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活动？再说了，请谁来公司进行法人治理？我们不行吗？现在我要从公司调钱就从公司调钱，要往公司派人就往公司派人，如果公司完全按《公司法》的条款规范运作，钱我还调得出吗？人我还派得进吗？
　　中国男人之间的交情，常常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这种情况居然也能套用到旧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头上。在湖南广电，频道与频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常常是互相对掐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是明掐还是暗掐。“超级女声”越火，两家的关系越敏感。有时候，湖南卫视可能不会很认同旧天娱传媒的一些炒作；有时候，各自会很在意谁是不是抢了谁的风头；至于一些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言辞伤害，来不及澄清的误会的叠加，就更多了。
　　我们不要忘了那是娱乐圈，本来就是一个是非之地。这还是大家愿意公开说的，不愿意公开的议题（类似于古代的腹谏）更具杀伤力，比如说，到底谁是超女之父呀？每个人都免不了心里嘀咕，真是一地鸡毛。
　　当一件事情跟自己没有血肉相连的利益关联的时候，得过且过就可以了。这是当下很多文化事业单位的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
　　一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是否也是这种心态，我不得而知。所谓的事业心是需要强大的内在动力驱动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兄弟，你就别那么认真了，何必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王伟跟这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是旧天娱传媒和湖南广电，其实都装不下他的理想与激情。
　　我挺有把握地猜想，这是有那么一天王伟敢于那么决绝地离开天娱传媒的真正的、内在的原因。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每个人其实都不容易。王伟渐渐也明白了，他不可能对王鹏期望太高。其实，王鹏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心境和心思。
　　真是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自从“超级女声”火爆以后，王鹏所拥有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便岌岌可危起来了，已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
　　从2005年开始，2006年、2007年，每年十月份左右的董事会，王鹏都要例行公事地过一次关，面对各种各样质疑于他的声音。有时候做企业，把它经营垮了，可能还没有人管你；你要是搞得红红火火，对于企业法人来说，各种风险反而是很大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其实，旧天娱传媒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部，一个政治部，有权要求王鹏做政治上过关似的述职报告。
　　很难说其中没有暗礁险滩。
　　我猜想，王鹏所感受到的困惑、烦恼和痛苦，应该一点也不比王伟少。
　　推而广之，其实在张华立身上，在欧阳常林身上，在魏文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感应该也都不会陌生。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何尝没有体会到禁锢与无奈？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的政谋得怎么样，当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组织的鉴定。
　　我忘了消息来源，说本世纪最初的两年，湖南广电准备进行第三次改革时，曾经酝酿过公司私有化问题，尽量使单一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让职工参股。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但我觉得相对于成立几家由湖南广电或哪个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它应该是市场化的根本。产权的明晰和变化，首先会带来决策程序方面的变化，最权威的声音将不再来自于某个行政机关的领导，而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我们知道，来自于行政机关的声音太混沌和太强大了，任何个人的诉求在它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在面对市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过去那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能逐渐减弱，如果以股份红利为基本分配方式的财富获取方式能得以实施，变成了股东的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便会油然而生，生命的激情也将随之昂扬与迸发，整个机器将正常而飞速地运转。
　　当行政与企业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行政权力很容易导致利益的分摊，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化，当所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且外面还裹了一层迷雾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而行政权力的手是无法解开那团乱麻的，是无法拨开那层迷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某个人某些人，身兼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他或他们的每一次发声，将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小集团小集体的拥戴和排斥。
　　改革真的有难度，如果一切都还过得去，干嘛要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事？
　　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切真的有那么难吗？生个孩子还要阵痛、流血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对于现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某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市场化经营问题，泾渭分明地分开？
　　毕竟，市场已经证明，在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国有企业的生存，是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的，它对一部分人是一种福祉，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损害。也许只有在垄断性的领域，国有企业才能生存，它所要防范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产经营者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至于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可持续勃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非垄断性的领域，某些国有企业就算做好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跟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们又该说故事了。
　　2005年的10月1日下午三点，王伟从长沙只身飞往成都。
　　因为王鹏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场“超级女声”的演唱会，那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第一场巡回演唱会，那一届超女的前三甲中的李宇春、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全部来自于那里，那也是“超级女声”的巅峰时刻，也是旧天娱传媒辉煌的起步阶段。王伟飞赴成都可不是为了看演唱会，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前一天，2005年9月30日晚上，娱乐频道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除了王鹏没有参加，旧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都参加了，这个会上明确表明了以下信息：旧天娱传媒管理太混乱了，应该进行全面整合。并且经营不如预期，频道有关领导在会上明确表示，做生意很简单，不就一分钱的投入，一分钱的产出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那是谁都能干的事！
　　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而说到“天娱”、“超女”、娱乐节目、中国电视、他个人的前景，他又显得异常平淡，随遇而安，从不奢谈理想，从不愿描绘宏图伟业。
　　据说他曾在儿子出生时，把他儿子的小脚印刻在石头上，书“御风而行”四字，再添感言一段：“娇儿××丙子年三月廿四诞于长沙，为父母平添一喜一忧，一喜者家中添丁王姓有后，此常人之喜，一忧者恐其日后不学无术误入歧路，此亦为常人之忧也，为父母皆为凡夫俗子，亦不敢奢望娇儿成就大业，唯愿其日后以平常之心独善其身是也。”
　　“独善其身”，其实是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御风而行”，也许便是他的商人哲学了——他说，简单点儿，就是“见风使舵”呗。
　　王鹏的处事态度包括他对他儿子的态度，总让我联想到他对“超级女声”和旧天娱传媒的态度。
　　有了这样的“舵手”、“掌门人”，旧天娱传媒是喜耶忧耶？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简要地谈一下旧天娱传媒关于艺人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一些情况，细心的读者将发现，它们会与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所谓的“权威解读”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艺人经纪。
　　艺人经纪曾经是湖南广电领导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旧天娱传媒的主营业务，当初之所以要和北京的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合作，也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后台老板李小麟以前就是专门做艺人经纪的，旧天娱传媒需要借鉴人家的管理经验。
　　现在看来，天博宏达从旧天娱传媒退股是一种双输的格局。
　　李小麟和娱乐频道未能成功地度过磨合期，以至完全没有享受到“超级女声”的胜利成果；股本结构更趋单一的旧天娱传媒，则一度赚过很多钱，外界传言几个亿，实际上大约五六千万，但因为对艺人经纪的专业知识完全不了解，不得不走上很多弯路，甚至犯下一些低级的、致命的错误。
　　事隔三年多，最令人羡慕的开局已不复存在，正好应验了那句“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老话，因为管理队伍恶性膨胀（旧天娱传媒的员工人数一度达到300多、月人员工资将近120万）、因为盲目投资，不仅赚的钱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甚至还亏损了一两千万，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息。
　　分管艺人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也姓王，叫王珂。在舞美师的某篇博客后面，有网友留言谈到了天娱传媒的几“王”：“王鹏天天钓鱼忙，王伟时时谈理想，王珂赔钱搞演唱……”
　　在王伟眼里，1979年出生的王珂是一个聪明能干而且勤奋肯干的人，现在经王伟的推荐，王珂也上了长江商学院，成了王伟的师弟。他以前是娱乐频道演艺部的制片人，曾经跟王鹏的太太夏青做过两届“星姐”选美，算是夏青带出来的，两个人是有师徒关系的。刚从大学毕业两三年的他，一进旧天娱传媒就碰上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暴期，他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活动，便不得不下场做主力，担子一下子几乎全部压在了他肩上。先是“超级女声”节目的宣传炒作，接着是跟艺人签约谈判，然后是艺人的推广包装，等等等等。
　　真的就像打仗，需要王珂应付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公司几个副总很难凑到一块儿，凑到一块儿也是为了处理突发状况。
　　为什么制度管理优于人的管理？因为前一种管理模式可以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事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它以把事情做好为终极目的。人管人却将极大地增加沟通成本，甚至可能因为与事情无关的一些个人因素而生嫌隙，结果不仅费时耗力，而且可能还会偏离目标。
　　王珂真的很累很忙，但按照旧天娱传媒的扁平管理模式，王伟很难插上手帮上忙，尽管他是有艺人经纪证的（当然，也不是说拿了个证就一定做得好艺人经纪）。
　　好在账上很快就有了钱。
　　用一夜暴富形容当时的旧天娱传媒真是恰如其分。很多企业慕名而来，合同没签就先打钱，说要预订某某某艺人，就好像上医院排队挂号一样。
　　这种情况就是乱搞乱发财，旧天娱传媒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哪有必要加强内部管理？
　　包括王伟在内的很多人是提过一些建议的，他觉得天赐良缘让旧天娱传媒有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这时应该根据新的形势作出新的长远规划，应该立即引进专业的营销人员，专业的艺人部开发人员，组建一流的专业团队，走上专业化发展的轨道。
　　他们的建议被忽略了。
　　人员的引进倒是挺快的，但绝大部分是为艺人做公关、后勤服务的助理。在全社会的狂热追捧下，超女的草根性一夜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马上就丑小鸭变白天鹅、野鸡变凤凰了。像李宇春，马上大牌了，配人配车，助理和司机加起来就是三四个。原来不到十人的艺人事业部，没多久就扩张到一百六十多人，翻了十几倍。坊间曾传言，说艺人事业部在北京招人时放言：到天娱传媒来吧，两三年保证你有房有车。对此没有话语权的王伟心里直呼看不懂。他知道，北美最大的经纪公司，就是艾薇儿的那家公司才六十来人，人家一年的产值是16亿美元。王伟认为旧天娱传媒的那些钱根本就没有花对地方。
　　旧天娱传媒各部门进人、行政性支出完全没有计划。王伟不知道准确的财务报表数字，但他知道艺人事业部2005年的大致收入有四千多万，当年大概就花掉了将近两千万。
　　2005年“超级女声”的选秀活动结束后，王珂他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策划，就是准备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搞一个“超级女声”巡回演唱会。王伟觉得这个创意不错，“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结束不久，大众的热情还未消散，如果以晚会的形式进行商业演出，将有效地把“超级女声”从电视中延伸出来，与观众和市场互动，拓展其产业链。
　　但市场能否接受超女巡回演唱会这种形式？当超女的名次已经排定、没有了悬念的超女商演是否还会受到观众的追捧？
　　谁心里也没有底。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总经理办公会，他们确定了每场一百万的对外发包价格（这个价格包括了灯光、音响、场地、服装、演员的吃喝拉撒等等），扣掉成本，利润是很少的，平均下来，一场也就赚个二三十万。演出承接方却赚了大钱，全国十二场，场场火爆，上海、成都等地的贵宾票限价380元一张，居然被黄牛炒到1000元以上。
　　这次演出持续了几个月，把王珂他们累得够呛，旧天娱传媒到底赚了多少钱，读者可以自己去算。
　　它的意义却十分明显，不仅继续扩大着“超级女声”的影响力，而且也在努力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王伟看了成都的首场演出。前面说过，突然火爆起来的“超级女声”让王鹏成为了标靶，王伟亲赴成都是为了给他通风报信，商量怎样共渡难关。他去成都看超女演出不过是一个幌子。
　　古希腊诗人荷马说：“你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力量而战斗，纵使你竭尽全力。”如果我们知道了王鹏当时所处的环境，撇开他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不谈，我们真的没有理由要求他去为旧天娱传媒竭智尽忠。
　　为王鹏设身处地着想，任何一个处于具有强烈上下级行政关系色彩的夹缝中、而非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决策者位置的人，恐怕都会是“位子决定脑子”。他这时的主要精力将不得不放在别的方面。
　　这些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二年的演出。
　　实际上，2006年的超女巡回演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所幸的是旧天娱传媒并没有亏钱，甚至比2005年赚得还多一点，因为前一年的赚钱效应，包给演出商的基数提高了，卖得最高的一场好像是160多万。
　　你不能说王珂不能干。
　　但2006年巡回演出的演出商赔死了，因为时过境迁，超女巡回演出的票不好卖了。人气是个奇怪的东西，说不行就不行。现场观众寥寥无几，包括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那场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的演出，实际情况是连内场都没有坐满。
　　到2007年做快男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只能改到一万人的大舞台上，一场也就卖两三千张票。2007年12月9日，一直没有找到演出商的旧天娱霸王硬上弓，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又搞了一个“2007三生有幸马拉松演唱会”，号称国内娱乐王国天娱传媒的一场三年成长秀。舞台场租、灯光、音响等演出的一切环节全部由天娱传媒负责，花费三四百万，收回来不到一百万。还得打肿脸充胖子，透过媒体发布演出火爆的消息，以维持虚假的繁荣，殊不知，那时的旧天娱传媒已经再次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
　　庞大的员工队伍和艺人盘子把旧天娱传媒拖累了。
　　王伟并不知道跟旧天娱传媒签约的艺人具体是多少人，他估计王鹏和王珂甚至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但我们可以大致地算一下。
　　每一届的超女快男的签约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各分赛区的前十名（若按五个赛区计算为前五十名）要签约，签了以后才能进入总决赛（前十名的一个总决赛）；前五十名的那个协议，活动完了之后是可以自动解除的。也就是说，最终签约的是进入总决赛前十名的选手（天娱传媒认为特别有潜质、但被淘汰出前十名的个别选手，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也可以签）。这样，每年至少要签十个，这是固定的。超女一共举办了三届，快男举办了一届，这样加起来是四十名，以前每年天娱传媒还签了很多星姐，再加上原来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林林总总，与天娱传媒签约的艺人应该是一百四十多人的样子。
　　这真是一个庞大到吓人的数字。
　　据说大部分艺人无需支付工资，但他们每一年实际上都要报销一点花费，有时候也会向公司借一笔钱去花销，实际上旧天娱传媒借给他们的钱也不少。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财务制度以及借资的具体数额，王伟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这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旧天娱传媒是否有财力和能力为它旗下的艺人提供培训、宣传和发展的机会？
　　回答非常不乐观。据王伟所知，旧天娱传媒认真对待、肯在他们身上花钱的艺人没几个，算来算去，也就李宇春、何洁、黄雅莉、叶一茜、陈楚生和安又琪等十来个人。但那些花出去的钱很难说花对了地方，以何洁为例，旧天娱传媒在何洁身上是花了大钱的，她的第一张唱片由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艾回公司制作，费用高达两百多万，为了宣传这张唱片，又花了两百来万，砸钱买电台电视台的广告时段、公交车站广告牌，艺人事业部号称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唱片营销模式。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举动，连基本的投入产出之间的账都没有算清。投钱的人似乎完全不了解，想在盗版肆无忌惮的音像市场赚回四百万，从而获得收支平衡，得卖掉多少张正版唱片？
　　那么，现在一张正版唱片能销多少张？
　　上网去查，大致的答案是1——5万张。
　　旧天娱传媒对旗下艺人的唱片销量往往会号称到了30万甚至50万。
　　两者的差距如此之大，你相信谁的说法？
　　我是愿意相信唱片销量不景气的说法的，原因如下：唱片总体数量增加，单碟市场份额被分散；网络下载更符合年轻人的欣赏习惯，而且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免费的午餐；盗版碟猖獗。这几点足以让唱片业成为一个夕阳产业。
　　我们还可以把图书出版拿来做比较。与早十年一本书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销量相比，现在的图书能有2——3万册的销量就算全国畅销书了，原因跟唱片业差不多，也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盗版猖獗、纸张涨价和是人都可以出书造成图书品种总体数量上升。
　　前面提到2008年7月2日的《潇湘晨报》曾报道“天娱集体放假30天”，在同一版，还有“唱片行业不景气”的报道，称唱片业市场大幅萎缩，如跟香港英皇娱乐签约合作的时尚唱片（旗下拥有谢霆锋、Twins、黎明等歌手），已被证实关门大吉；英国唱片巨头百代唱片公司，因削减开支裁员1800多人，新上任的主管艾尔廉·莱维不仅“踢”掉了老牌摇滚歌星大卫·鲍伊，还以2800万美元解除了和玛丽娅·凯莉的合同；由于传统唱片举步维艰，不少唱片公司经营方向都有很大改变，如太合麦田转向数字音乐、星外星转向销量相对有保证的独立音乐等。
　　如果旧天娱传媒对唱片业的生存环境都不了解，那我只能说它也太冒失了。如果它了解，还敢那样砸钱，那我只能无语。
　　当然，如果我有机会，我可能会悄悄问上一句：兄弟，这钱要是你的，你会这样砸吗？
　　在这点上，王鹏倒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曾公开对媒体宣称：我们不可能包装每一位超女。
　　可惜的是，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超女是国有资产，出售超女就是让国有资产流失。
　　我还有事，这里就不对王鹏说的两句话进行点评了。
　　李宇春也是一个花钱大王，公司负责她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可以说公司所有的资源都能为她所用；但在她身上的投资是值得的，她既为自己和公司赚了名声，也为公司赚了白花花的银子。更重要的是，当周笔畅、张靓颖和旧天娱传媒的关系别别扭扭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在为整个超女群体品牌的延续而卖命。即便如此，她的唱片约还是卖给了太合麦田，她出唱片和开演唱会的收益归太合麦田，旧天娱传媒赚的是广告费（形象代言费）和影视演出经纪费，不过，到目前为止她除了在旧天娱传媒自己拍的《美丽分贝》里有过一次影视处女秀外，好像还没有另外的公司找春春拍电影或电视。
　　再说说签约艺人解约的事。2005年的超级女声巡回演唱会，大家都很卖劲儿，包括艺人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这时就有别的唱片公司开始来挖墙脚了。
　　第一个提出解约的是周笔畅。
　　有媒体报道，旧天娱传媒老总王鹏曾说，“周笔畅个性太强，我们虽为她打算很多，但她自己打算也很多，目前她应该尽快调整心态，想清楚一些东西。”周笔畅的老师罗湖却为她辩护，说一直以来，笔笔都很尊重天娱方面，但天娱却因为她看重学业、不肯参加各种商业活动而和她产生了很多矛盾。他说：“天娱对笔笔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对歌手很不尊重。到后来就好像形成了一条规则：听话的孩子才有糖吃。但是我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听话和艺术有什么关系？笔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歌手，对于歌手来说，这点是很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地激发她的创作热情。”罗湖还说，笔畅在成名以后，有过很多公司通过天娱试图跟她联系出唱片、代言等事宜，但是大部分都被直接挡掉，笔畅根本不知道，以至于后来不少公司辗转找到了他这里，要他来帮忙联系。他认为天娱传媒作为笔畅的经纪公司，发生这样的事让他觉得很不正常。这次发生的解约事件，天娱方面有很大责任。
　　对此，旧天娱传媒自然是另外一番说辞。
　　旧天娱传媒2005年12月30日发给新浪娱乐的声明中说：自2005年7月10日，我公司和周笔畅签署了经纪人代理合约以来，公司一直以积极务实的态度规划她的演艺事业，并在所有工作安排前与之进行沟通，获得其同意后才执行。其间包括就周笔畅的唱片事宜多次与某国际唱片公司进行磋商，即使在牺牲公司利益之情况下，仍努力推进促成与该唱片公司之合作，但由于周笔畅的不配合，最终导致双方合作没有成功；还安排诸多强势媒体的采访活动，以及联系接洽境内外大型的晚会、慈善演出等活动，但均因为周笔畅对这些活动采取概不配合的态度，致使我们安排的多项活动夭折，使得我公司在业内蒙受了很大的名誉损失。尽管如此，公司仍然抱以宽容的态度，且对外仍在尽力保护她的声誉及形象。
　　两家各有各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周笔畅最后还是支付了五百万元的违约金才为自己赎回自由身，旧天娱传媒这次可没吃亏。
　　张靓颖的解约，却让旧天娱传媒有些无奈。
　　还是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张靓颖出走天娱的过程——在2005年超女比赛中，分赛区比赛、全国总决赛的时候，选手分别被要求签不同的合约，然而张靓颖一直都没有签。一直到全国六进五的时候，因为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最后的名次了，迫于压力，她才勉强签下了一个“友好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大致为：张靓颖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名义上仍然是旧天娱传媒的艺人，同时她也会在这一年里以“超级女声”的名义出现，而且她还将参加完超女演唱会。但是，旧天娱传媒对张靓颖却没有约束能力，如果有人直接找到张靓颖联系演出或者其他商业活动，张靓颖有完全的自主权，同时旧天娱传媒也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收益；而有人通过天娱传媒联系张靓颖参加演出或者其他活动，那么旧天娱传媒可以获得一定费用，但是这个费用比起李宇春等人须将收入的一半以上上交旧天娱传媒，完全有着天壤之别。而且，据悉，这个一直不被王鹏看好的张靓颖，目前并不仅仅是将唱片约签给了华谊，她的演艺约也签给了华谊，不过她的经纪约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上面一段文字是网上的说法，我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但张靓颖一分钱也没有给旧天娱传媒就解了约，却是真的。
　　是张靓颖或她背后的高人太厉害，还是旧天娱传媒在艺人管理方面存在重大漏洞？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评说。
　　关于艺人经纪，我跟王伟的共同感受是：主动的时候，是他们在“贩卖人口”（王鹏认为这是一种羞辱性的提法）；被动的时候，是别人在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在旧天娱传媒与艺人之间，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也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其实除了王伟和我，别人也是这么说的（当然在表述方面客气多了），旧天娱传媒曾经自己聘请了一家内地公关公司为超女全程服务。王鹏说：“他们给我们更多的是预警，也就是事情进行到某一阶段要注意规避的东西。”据这家公司说：2005年天娱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建立完整的危机体系和CEO形象公关体系，致使天娱公司成为2005年超女负面新闻的主角，并站在了超女和粉丝团的对立面。
　　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中国艺人市场的不了解。
　　艺人是需要一个演出平台的。如果按照王伟的设想实施，艺人实业部与活动运营完全可以良性互动，比如说，王伟可以借助“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的知名度承揽业务，并把他们植入到文艺表演的节目之中，他们则借助活动运营的平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而合理的内部结算制度，更是旧天娱传媒公司能够掌控的，可以保证各参与方的最大利益。
　　应该说，这种构想未能得以实施，与旧天娱的管理构架有直接的关系。
　　外面曾经谣传王伟和王珂关系很僵，互相之间不买账。我曾特意就此找王伟求证，被王伟否定了。王伟说，我跟王珂关系好不好，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实际上，我们的关系一直还可以。王珂也是成长、成熟很快的一个人，从能力方面来说，我很欣赏王珂，超女快男做得好，有王珂的功劳。天娱传媒艺人经纪出现问题，不是王珂的责任，起码不能全部怪他。
　　艺人事业部这几年每年都有两三千万的进账是事实，每年花出去的钱比这还多，也是事实。我没见过王珂，关于他的形象，被有关“超级女声”的大量资讯淹没了，我得承认我对他始终印象模糊，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以一种肯定的语气对他进行描绘与评价。
　　顺便说一下旧天娱传媒电视剧制作那一块。旧天娱传媒总共买了三部电视剧剧本，拍了其中的两部。第一部电视剧剧本叫《彩虹学院》，数十万买了一个垃圾（前面已经说过，因为跟李小麟的博弈，我们可以不把它当成纯粹的市场行为）；第二部是关于超级女生的，叫做《美丽分贝》，从合同上来看，没赚钱也没亏钱，但外面有些欠账恐怕难得收回来，因为收视率很差，电视台就不付账；第三部电视剧叫《那小子真帅》，预算八百万，实际投资超过一千万，因为拍得实在太烂，根本就卖不出去，到目前为止还是颗粒无收。
　　我问王伟，像这么大的项目难道不需要进行可行性分析？难道不需要经过总经理办公会、只需要董事长拍拍脑袋说做就做了？频道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吗？这是一个决策失误的问题，还是一个别的什么性质的问题？
　　对此，王伟选择性地做了回答：总经理办公室刚开始还像那么回事，后来就形同虚设，再后来干脆就取消了例会制度；这些情况他不知道频道领导知不知道。
　　实际上，王伟一直尽量远离张华立，平时很少和他打交道，在旧天娱传媒和娱乐频道的几年时间，他跟张华立吃饭也就吃过一两次，说话应该没有超过一百句。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越级汇报工作，那不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
　　我正在写这一章节的时候，看到了2008年9月25日《南方周末》时局版上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湖南省将在“行政机关”进行“作茧自缚”式的革命。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让我特别心血来潮，为此我起码激动了两分半钟。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今后县以上政府做出重大决策，必须严格遵循五个步骤：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研究。我冒着可能被人骂成马屁精的风险，向我们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周强致敬，因为他是这项地方性立法的背后最大的推手，他说：“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又缺乏程序制约，规则不完善，就很容易出问题。”
　　或者有人说，你的这段文字是否与题目不相符合？
　　我的回答是：你说呢？
第三节　品牌营销：跑马圈地，一场游戏一场梦
　　谈到旧天娱传媒的经营和一般的文化公司、唱片公司的差异，王鹏说：“我们的操作方式有特色，更多是依托与电视台的紧密合作做全方位的品牌推广活动，不是提供单一的娱乐产品，而是更注重品牌延伸。”
　　品牌是被很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儿。
　　为了这一节的写作，我专门上网查了查，这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搞法——我得让我自己和我的读者对什么是品牌和品牌营销，有一个学术上的基本概念。
　　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旧天娱传媒另外一块重要业务——品牌营销，我不想重复一些书籍和报刊上的论调，而是希望给出自己的解读。我知道，无论是湖南广电高层还是旧天娱传媒，都曾对这一块业务寄予厚望。可惜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检查他们的作业的时候，却不得不给他们打零分——他们曾经雄心勃勃、他们曾经东奔西忙、他们终于一无所获。
　　还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品牌营销（branding）吧。单词“品牌（brand）”在英语中的原意是“打火印”，它来源于牛场上的长期习惯——把一个标志烙在一头牛的皮肤上，从而让它与其他农场的牛区分开来。即使一大群的牛看起来很相似，只要你已经给你的牛打了烙印，你和其他人就能分辨出哪头牛是哪个人的。
　　用现代营销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品牌营销是指企业通过利用消费者的品牌需求，创造品牌价值，最终形成品牌效益的营销策略和过程。是通过市场营销运用各种营销策略使目标客户形成对企业品牌和产品、服务的认知过程。品牌营销从高层次上就是把企业的形象、知名度、良好的信誉等展示给消费者或者顾客，从而在顾客和消费者的心目中形成对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品牌形象。
　　品牌营销的前提是产品要有质量上的保证，这样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品牌建立在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基础上。有形是指产品的新颖包装、独特设计、以及富有象征吸引力的名称等。而服务是在销售过程当中或售后服务中给顾客满意的感觉，让他/她体验到做真正“上帝”的幸福感。让他们始终觉得选择买这种产品的决策是对的。买得开心，用得放心。纵观行情，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推广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其实已差不多，从消费者的立场看，他们看重的往往是商家所能提供的服务多寡和效果如何。从长期竞争来看，建立品牌营销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途径。对企业而言，既要满足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顾客的满意度，注重双赢，赢得终身顾客。
　　我知道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上述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他们并不需要从教材的角度深入了解这个那个。
　　但是，你如果有足够耐心和细心，把上述文字中的关键字转换成超女、快男、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梦想中国等一系列选秀节目，你应该多少会加深一些对某一特别类别的品牌营销的感性认识。
　　如果还不行，那就让我们用打麻将来作比喻吧，所谓品牌营销就是先抓一副好牌，然后把好牌打好。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
　　我们再退一步，说说故事吧。
　　从前，在美国有个农村里面住着个老头，老头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城市工作，小儿子和老头在农村相依为命。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个人，找到老头，对老头说：“我想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市去，可以吗？”老头说：“你赶快滚出去！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在我身边，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呢？”这个人说：“我给你这个小儿子在城市找份工作，可以吗？”老头说：“那也不可以。”这个人就说：“我给你这个小儿子在城市找一个对象，你看如何？”老头说：“那也不行。”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儿子找的这个对象是洛克菲勒的女儿，你同意吗？”老头想了想：“洛克菲勒是世界首富、石油大王……”最后老头同意了。
　　过了两天，这个人又找到了洛克菲勒，对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先生，我准备给您女儿介绍一个对象。”洛克菲勒说：“你赶快滚出去！我还用你给我女儿介绍对象吗？”这个人说：“如果我给你女儿介绍的这个对象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你同意吗？”洛克菲勒笑了笑，点头同意了。
　　又过了两天，这个人找到了世界银行的总裁，对他说：“总裁先生，你现在必须立刻任命一位副总裁。”总裁先生说：“你赶快滚出去吧。我这么多的副总裁，为什么要听你的再任命一位呢？而且还要马上？”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位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你同意吗？”总裁先生当然同意了。这就是一个资源整合的故事，资源整合就是如何把一个农民的儿子既要变成洛克菲勒的女婿，又要变成世界银行的副总裁。
　　上面的故事是从舞美师的博客里下载的。我知道不是他的原创，但我懒得费劲寻找它的出处。
　　不管怎么样，舞美师说得还是对的，这是一个资源整合的故事，与我们要说的品牌营销似乎不沾边。但我不这么看，故事中的那个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巧妙地运用了两个人的影响力，一个是洛克菲勒，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而这两个人都是有品牌价值的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好牌。两个有品牌价值的人加一块儿，相当于扑克里的大王和小王，能干很多事儿，所以，这个故事无论真假，都值得我们好好玩味。
　　还有一则借钱成富翁的故事。这则故事发表于《名人》2008年第7期。说的是美国造船大王路维格运用借钱公式发财的真实故事。
　　像任何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人一样，路维格发迹之前是个不起眼的穷小子，只是他比其他的穷小子更愿意动脑子。第一个步骤：他打算把一艘货船买下来，改成油轮，因为载油比载货更能获利。问题是他没有钱，得找银行借钱。他在这之前找到了一家石油公司，游说他们向自己租用那艘计划购买的油轮，每个月收到的租金，正好向银行支付他要借的那笔款子。路维格建议把租契交给银行，由银行去向那家石油公司收租金，这相当于他在分期付款。所幸的是一家叫大通银行的银行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尽管路维格本身的信用也许并不可靠，但那家石油公司是可靠的，能够按月付钱。退一步说，如果路维格把货轮改装油轮的做法失败，只要那艘轮船和那家石油公司继续存在，银行就不用担心收不到钱。路维格的精明之处在于，利用他人的信用来增强自己的信用。路维格用这种方式买了几艘船。每当一笔债付清后，他就成了某条船的主人。租金不再被银行拿去，而是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时，他又产生了一个更妙的想法：既然可以用一艘现在的船来借钱，为何不能用一艘待建的船来借钱呢？
　　这是他利用借钱赚钱的第二个步骤。他的办法是这样的：他设计一艘油轮，或其他特殊用途的船，在还未开工建造之际，就找到愿意租用的人。很快，他拿到出租契约，再到银行去借钱造船。船一下水，租金就能转让给银行。等到船款还完，路维格就以船主的身份把船开走。
　　他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银行。大通银行偏偏认为路维格的想法既让人震撼，又让人可信。因为路维格这时的信用已经没有问题，况且还有别人的信用作保证，即使中间一方无法偿还，另一方也会把债务解决，银行等于有了双重保障。
　　路维格由此积聚了巨大财富。他先去租别人的码头和船坞，然后借别人的钱建造自己的船。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购买了他所造的每一艘船，他的造船公司就这样飞速成长起来。
　　这个故事属于一次资源整合还是一次品牌营销已经不重要了（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位成“一个美国佬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上世纪末，我在海南生活和工作过六年，那里曾经有过他的许多学艺不精的中国徒弟）。重要的是路维格让大通银行相信他将有一副好牌（他极其巧妙地租借了石油公司的信用），更重要的是他把这副当时并不完全属于他的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打好了。
　　在我们这里，抓牌的过程就是“超级女声”品牌的形成过程，打牌的过程就是怎样将“超级女声”的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的商业价值的过程。
　　抓牌是湖南卫视的事。
　　打牌是旧天娱传媒的事。
　　如果需要区分谁更重要，我会认为是后者，因为它是“超级女声”品牌持有者，也最适合扮演资源整合者的角色。
　　我们看看它把这一角色扮演得怎么样。
　　根据湖南卫视与旧天娱传媒的合作协议，湖南卫视是“超级女声”节目的播出平台，是“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运营者，旧天娱传媒是“超级女声”的品牌持有者，当2006年它把“超级女声”的节目制作权转给湖南卫视以后，“超级女声”是否火暴便与湖南卫视有了直接的利益关系（它得不断提升“超级女声”的收视率而把广告卖个好价）。所以，我的结论是，湖南卫视处于上游，旧天娱传媒处于下游，湖南卫视作为抓牌的人，“超级女声”的火暴其实跟旧天娱传媒的关系不大，归根结底，湖南卫视才是其品牌价值的第一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天娱传媒是坐享其成者，它傍上了“大款”湖南卫视，沾上了人家的光。现在人家已经替你抓了一副好牌了（不是说值几十个亿吗？），就看你怎么打。
　　在这一点上，旧天娱传媒不服气是不行的。
　　比如说，与蒙牛结成战略联盟的，并非旧天娱传媒而是湖南卫视；这一后来被品牌营销界大书特书的战略联盟，不是简单的由企业出钱冠名电视节目，而是由蒙牛和“超级女声”共同工作，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来打造这个项目。
　　业界公认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从湖南卫视来说，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那种简单的“赞助——广告——栏目”运作模式。从蒙牛来说，就是要通过其自身所有的渠道和相关产品，共同来为超级女声造势助推，在与节目的充分互动融合中，使蒙牛酸酸乳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在最初的谈判中，蒙牛乳业副总裁杨文俊就提出一个基本合作思路：蒙牛不仅要冠名“超级女声”，还要通过蒙牛的通道和营销整合，把“超级女声”推广到全国。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出一块钱赞助“超级女声”，再花十块钱推广“超级女声”，让“超级女声”唱响中国！这个观念成为后来整合营销成功的关键。因此，最初湖南卫视给蒙牛的报价是2800万元获得“超级女声”节目冠名权，而结果则变成，蒙牛以1400万元的价格赢得了“超级女声”的冠名权，并包括角标、比赛现场的广告牌等项目，然后蒙牛再追加了2亿元去帮助推广“超级女声”，这样一来，合作双方就真正是站在一条船上，获得了真正的共赢。“超级女声”的火暴不说了，说蒙牛酸酸乳的销量，2004年是7亿，2005年截止8月份已经上升到了25亿。
　　可惜的是，在这期间我们几乎看不到旧天娱传媒的身影。
　　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三鹿毒奶粉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蒙牛也因为某些批次的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而蒙羞，但一码归一码，其当初在行业中的强者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那时，它与旧天娱传媒的直接关系，不过是启用了2004“超级女声”季军张含韵做蒙牛酸酸乳的代言人，但前面我们说了，张含韵虽然顶着“超级女声”的头衔，她其实是天中文化的签约艺人。
　　这一切都表明，在打造“超级女声”的过程中，旧天娱传媒不过是个“敲边鼓的”角色。
　　还有，“超级女声”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在“海选”，其中对于评委的运用及为“超级女声”增加品牌分值是很成功的。而对于评委的聘请和表现，旧天娱传媒好像也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总而言之，节目的制作与播出是湖南卫视的事，回头清点其中的相关环节，我们确实无法从中看出旧天娱传媒有分量而实打实的推波助澜作用。
　　但不管怎么样，2005年和2006年的“超级女声”还是走红了，“超级女声”品牌也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股的商标抢注风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直接以“超级女声”命名的商标有90多个，而类似“超级女声”的商标，诸如超级女生、超级女孩、超女……的商标近400个，注册商品共涵盖了45个类别，诸多“超级女声”品牌的侵权产品更是泛滥成灾。在上海、义乌、广州、长沙等地市场上纷纷出现了“超级女声”、“宇春”笔、“宇春”笔芯、“笔畅”圆珠笔、“靓颖”修正液系列商品……
　　旧天娱传媒的绝地反击是成功的，他们让“超级女声”商标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尽管他们承认，申请驰名商标原为“恶意抢注风”及“‘超级女声’侵权产品在市场上泛滥”所迫，他们立志将努力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正版文化产品，力求让广大正版支持者享受超值回报。他们开始尝试将“超级女声”品牌进行有偿转让和与其他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实际上，这种尝试早在2004年“超级女声”比赛结束后就已经开始了，天娱传媒与“超级女声”总冠军安又琪签约，不仅在年底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唱片，还帮她联系作为某首饰、服装的形象代言人。旧天娱公司向媒体透露，单安又琪从代言、演出、出唱片等活动中获得的年收入可达七八百万元。
　　按照我了解的情况，除了年收入一项可能被大大地注了水外（公布的数字除以十还差不多），这些事都是真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它的触角在试探性地向市场伸进。
　　仅仅过了两年，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已经俨然成了行业中的巨人，旧天娱传媒头顶着“超级女声”的光环，越来越把自己当回事，认为自己很牛B了。
　　2006年8月2日，“2006超级女声”总决赛新闻发布会在湖南举行。
　　会上透露了一个消息，旧天娱传媒公司已在广州设立了一家天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运营的日化品牌“超级女声”涉及洗护、基础护肤、彩妆、染发等多个品项和领域，并称将在2——3年内实现年销售额超5亿元。该公司已一边着手产品线的设计和开发，一边开始了相关市场策划和推广。
　　在富有梦想的旧天娱传媒人眼里，那将是一次借总决赛进行的造势营销。一年前的“超级女声”总决赛，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娱乐革命。在那段时间，任何有关“超级女声”的产品均卖得十分火暴。但由于当时准备不足，在众多假冒品牌靠“超级女声”衍生品大肆捞钱时，旧天娱传媒显得手足无措。因此，针对今年的市场，旧天娱传媒已做好准备，他们准备大干一场，而“超级女声”牌化妆品显然便是其中的重头戏之一。
　　主管这一块的叫刘琛良，他当时是天娱传媒的副总经理，现在还是。王伟离开后，他还一度做了海南天娱传媒的总经理。
　　对于自己的继任者，王伟对刘琛良的人品赞誉有加，认为他绝对是一好人。我听到王伟这么说心里便开始犯嘀咕，因为按照我朴素的理解，人品的好或者坏似乎不能成为评价品牌营销者（哪怕是企业CEO）的标准，它们应该有另外一套价值取向和评估体系，比如说专业和敬业精神。
　　刘琛良大学是学工艺美术的，对包装设计和视觉艺术很在行。按照我们前面谈到的理论知识，他的专业对于提升品牌的有形价值有帮助，也就是说在产品的新颖包装、独特设计以及富有象征吸引力的名称等方面，他应该绝对有发言权，因为这些都是技术活儿，而不是做品牌营销管理。
　　刘琛良是个有很多想法的人，觉得“超级女声”就是一块金字招牌，随便往哪个门店上一挂就能财源滚滚，何况有的是企业找他们，希望借“超级女声”之船出海。他一度很忙，打“飞的”全国东南西北到处飞，谈项目和合作。
　　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不断更新，先是上海一家银行要合作做“超级女声”银行卡，接着是浙江有着国内最大的文具生产企业之称的贝发集团对外宣布，“超级女声”牌文具将很快面世，而贝发集团将为此向天娱传媒支付三年上千万元的特许权费用。
　　可是，项目谈着谈着就没影儿了，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还是让我们稍加详细地谈谈天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吧。
　　它一开始就遭到了业界的质疑：“超级女声”日化产品的运作企业——天薇生物是一家刚刚组建的新公司，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没有研发和技术团队，其系列产品的推出全部都要靠外包OEM贴牌进行生产。由于天薇生物核心管理团队皆出自营销行业，没有人懂化妆品配方的研制和品质、技术管理，连技术总监等生产技术骨干人员，也是临时在广州紧急招募的。
　　当然，行业内的人士都明白，只要有客户想生产加工“自有品牌”的系列产品，客户有无经验已经并不重要了，OEM代加工工厂现今业已比较专业了，无论从产品设计、产品形象设计、产品配方、包材采购，还是市场政策、订单处理、仓储服务、物流管理以及营销计划都可以有偿提供。问题是，像在这样高倍同质化的竞争背景下，又如何体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又怎能保证产品的高品质？
　　总之，“超级女声”日化产品的市场定位是什么？“超级女声”日化产品的目标消费群（核心顾客群）不言而喻，但在重多国际一线品牌横扫本土日化品牌的背景下，“超级女声”日化产品又该如何寻找市场的缝隙，建立自身的品牌导入、品牌发展和品牌推广系统的免疫机制？化妆品不同服装或是饰品，顾客对于品牌的追求和挑剔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超级女声”日化产品要卖给谁？谁又会去购买？
　　问题太多了，不是刘琛良一个人能考虑和解决的。
　　天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在投资了近百万元生产出了超女洗发水、牙膏、香皂等等样品之后，感觉自己越来越身陷迷茫，它发现，决定新产品成败的因素：市场分析不足、产品缺失、高成本超出预估、时效不佳、竞争者的反应、行销努力不足以及时间不够等原因，它的合作伙伴几乎占全了，它根本看不到自己希望合作伙伴拥有的强大的执行能力和畅通的市场网络渠道。
　　结果可想而知。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看到那想象中的五个亿。那些超女洗发水、牙膏、香皂之类的样品，至今还摆在王伟的柜子里，它们可能永远不会有被摆上购物中心、超市专柜或货柜的一天。
　　略微值得一提的是超女娃娃，它被指定为“超级女声”的形象代言人，由湖南广电集团旗下的湖南卫视、天娱传媒、金鹰卡通卫视联合打造，她被赋予的使命是芭比娃娃的终结者。
　　更详细一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超女娃娃由旧天娱传媒授权金鹰卡通频道（同属湖南广电）开发，不仅湖南广电局对此非常重视，据说就连国家广电总局也特别支持，期望超女娃娃能够带动民族卡通产业的发展。超女娃娃是金鹰卡通2006年最大的产业项目。从2006年8月底开始，超女娃娃系列产品将陆续上市。湖南广电乐观地估计，今年的销售将达到2000多万元。超女娃娃系列产品包括：flash连续剧短片，9月份开始将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四格漫画，将在平面杂志上连载；超女娃娃主题歌，由超女演唱，并在音乐电台打榜；超女娃娃玩具、饰品以及电子消费品都在委托制作中。
　　结果又怎么样？
　　结果是打造者放了一颗卫星，超女娃娃的市场表现令人……怎么说呢？如果非说不可，只能说两句俗话：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它随着“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的遇冷而偃旗息鼓。
　　旧天娱传媒在品牌营销方面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源于其操盘手素质方面的缺失。
　　关于这一点，王伟不希望我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我不同意。我的想法是，人有专长，术有专攻。希望刘琛良不至于因此而耿耿于怀。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处在刘琛良位置的是前面我们讲的故事中能把洛克菲勒和世界银行总裁忽悠得动心的那个人，或者干脆是美国船王路维格，根据“超级女声”当时的知名度，别说区区五个亿，恐怕五十个亿、五百个亿都能替你收入囊中。
　　第二，源于旧天娱传媒营销观念的缺失。
　　旧天娱传媒没有扎扎实实、沉下心来做这项工作。
　　一个企业能否成功、获得财富，要看其是否能为消费者、客户提供价值与服务。你要从别人那里赚钱，就得了解别人、尊重别人、不断琢磨和了解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说实话，在旧天娱所谓的品牌营销中，我一点也看不到他们对合作者尤其是对市场和消费者所应该怀有的敬畏之心。我知道一些企业习惯用谋略和商业技巧搞定消费者，用虚张声势、夸大其词的广告和毫无诚心的“承诺”讨好消费者、诱人上钩。殊不知，这是最自欺欺人因而最没有生命力的。品牌营销要成功，必须致力于与消费者一起成长，甚至不惜帮助消费者变得理性和成熟。因为它知道，要把自身的企业、品牌真正做大做强，必须两条腿走路，首先是打造消费者价值链，让其在品牌、广告、服务诸方面得到系统或系列地满足；其次是打造经营价值链，讲究运营流程效率，不是用某一点，而是用整个流程形成一个系统，为消费者提供价值。
　　不管天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背后的投资方当初怎样与旧天娱传媒一见钟情，最后却差点对簿公堂，我只能认为后者在营销观念上既没有长远规划，又没有高瞻远瞩的现代意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也太以为钱好赚了。
　　第三，源于“超级女声”核心价值的缺失。
　　从电视节目的火暴来看，“超级女声”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其产生的商业利润来看，也堪称奇迹；但从品牌角度来看，“超级女声”也就一空心品牌，缺乏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涵，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持续的利益和价值，除了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强大的整合营销手段创造了惊人的品牌知名度外，除了被当作工具为蒙牛、湖南卫视等作了嫁衣外，“超级女声”并未在市场上留下什么，美誉度缺乏，忠诚度无从谈起。
　　具体来说，“超级女声”品牌缺陷有几点：政策、资金、技术方面的门槛很低，可复制性太强，致使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它的成功容易破碎，品牌价值随时可能被稀释；炒作手段低俗，旧天娱传媒和“超级女声”一直负面新闻不断，再加上靠炒作十几岁女孩们的绯闻、笑料、情感纠纷、堕胎传奇来吸引眼球和扩大知名度，一个缺乏民间特性而内涵全无的超女群体，又怎么能不让其品牌价值很快透支、没落和丧失？
　　王伟在“超级女声”最红火的2005年就说过，超女火不过三年。李志华也曾经大声疾呼要去泡沫化和去伪潜能化，但他们的声音被当成了耳边风。
　　这让王伟不得不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别的方向。
第四节　小试牛刀：一个人的南岳佛教文化音乐会
　　王伟真是一个精力超级充沛、商业神经超级发达的人。
　　2004年5月天娱传媒注册成立，紧接着开始做《超级女声》，当王伟听从王鹏的调遣，从上海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很偶然地知道了一个信息：南岳要做一台佛教文化音乐晚会。他很快把自己做超女的时间估算和调配了一下，觉得应该可以挤出时间。
　　他想争取一下。
　　这其实是南岳衡山国际寿文化节的一个分活动，包括开幕式与晚会。他们要找一个既有做晚会的经验又有传媒优势的执行者。消息是李志华告诉他的，当时李志华从娱乐频道企划部出去以后做了一档节目的制片人。主办方找了湖南卫视，没谈拢；找了湖南经视，也没谈拢；还找了湖南广电其他频道和一些大的广告公司、策划营销公司，都没有谈拢。
　　王伟得知消息后决定试一试。
　　李志华把南岳区一个叫唐瑾的副区长的手机给了王伟，王伟电话打过去，先自报家门，把天娱传媒公司的背景和优势简单地说了一下，为了套近乎，他还说自己老婆就是衡阳的，他算是衡阳女婿，希望唐副区长给个机会。
　　离节会活动只有两个多月了，分管这些工作的唐副区长也很着急，又见王伟说得还象那么一回事儿，马上约好了在长沙见面的时间。
　　王伟心里免不了忐忑，论硬件，天娱传媒刚成立，要机器没机器，要设备没设备，根本没法跟人家比。那就只能比软件。什么是软件？按照王伟的理解，一是态度真诚，二是服务品质。
　　所谓服务品质，只能体现在接了单以后的具体执行过程当中，那是以后的事。现在的当务之即是，你要用真诚打动别人、让别人相信你，为此，你必须做足功课，看能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与共鸣。
　　那么，怎样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与共鸣呢？简单一句话，就是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想，怎样才能把这台音乐晚会做好。
　　注意，不是普通的晚会，是佛教音乐晚会。
　　在这之前，王伟对佛教音乐完全没有概念。
　　与唐副区长约好时间后，王伟一头扎进了书店，买回来一大堆关于南岳衡山、关于佛学、关于佛教音乐的书。遇到书上的资讯过于陈旧的地方，他就上网，或者干脆打电话向懂行的朋友请教。俗话说，“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这是形象那些平时不准备、不用功、碰到什么事只能抓瞎的慌乱状态的。王伟不一样，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自己充电。他的态度很端正，完全一副备考的心度。连续几个通宵通钻研下来，王伟感觉自己成了半个居士，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点底气。
　　王伟终于和唐副区长和他带来的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正光见面了。
　　王伟开的是公司新买的一辆别克商务车，请客的酒楼叫“湘鄂情”，这家闻名京城的湘菜酒楼在长沙还算上档次。
　　那是天娱传媒公司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请客，也是王伟第一次见那么高级别的地方官员。
　　但是，拘谨很快就消失了，在什么地方吃、吃的是些什么东西，完全不重要了，王伟对即将举办的南岳佛教音乐会的理解与描述，让两位从衡山远道而来的客人，觉得有了与他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对王伟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饭没吃完他们心里就已经认定，能够策划和操作这台晚会的，非天娱传媒莫属，他们认准了王伟这个人。
　　直到现在，王伟和唐瑾、朱正光以及南岳区区委副书记唐文峰（现在是衡阳市蒸湘区区委书记）都是很好的朋友。关于那次见面，关于他一个人怎么会“打败”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王伟是这样说的：
　　首先是一个态度和立场的问题。电视台栏目组靠上面的拔款做节目，他们没有对外承接活动的内在驱动；负责广告的部门，在功能设计上有缺陷，无法调动电视台内承办节会活动的资源；至于电视台的记者，长期以来以“无冕之王”自居，习惯了高高在上，那些外派的记者，每到一地，书记和X长都是要亲自宴请的，他们个人既不可能接私活，也不可能象我一样做功课。我不一样，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去参加考试、接受挑选，表面上摆出一副和他们平起平坐、不卑不亢的架势，内心里实则诚惶诚恐，因为只有他们选中了我，我才有机会，我们公司才有机会。
　　其次，这么多年做业务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也是我反复跟我的团队强调的，一定要做功课，你去哪里谈，你一定要对项目有一个尽可能详细和深入的了解，客户的诉求是什么？项目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的东西，你一定要事先就弄清楚。包括对跟你沟通的领导和具体的经办人员，最好也能事先了解他的性格特征和个人爱好，以及他的忌讳。然后，如果客户是政府，最好能了解和掌握各个部门对项目本身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希望值。兵书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一个“知彼”的过程，实践证明，它一定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最后，当然就是事实求是地推销自己，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方面寻找与对方项目的结合点。在推销自己时一定不能信口开河、说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大话、废话，要尽可能具体化，对于自己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甚至不妨态度诚恳地告诉对方，总而言之，你跟客户交了底反而会让他觉得心里踏实，这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你说你能做到十分，结果只做到了七分，别人给你做完一单后可能就会把你否定掉，因为他给你下的结论是华而不实、吹牛皮；你说你只能做到七分，结果做到了八九分，你等于给了别人一个意外的惊喜，别人会认为你很有潜力，一定会再给你机会。最不可取的是大家都故意兜圈子，然后花上老鼻子的力气、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地摸清对方的底细。
　　王伟当时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了解到，在此之前，南岳衡山国际寿文化节已经做了四届，每做一届似乎都要落下一桩官司，主要是承办方开始说得天花乱坠、最后执行不到位，结果总要就尾款呀违约责任呀之类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
　　王伟是准承办方，却很理解主办方，人家花钱请你办事，事情办好皆大欢喜，决无克扣你的辛苦费的可能，因为这是作为主办方的政府的最基本的信用。
　　这一届的领导就是这样，既想把活动办出新意，又怕再次陷入诉讼的漩涡。一件事做了就做了，哪里还有闲功夫陪你扯皮？
　　王伟明白了领导的意图，首先就表示他们将拿出一份与以往各届完全不一样的策划方案，其次，他们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凡事协商解决，决不会闹不愉快，更不会对薄公堂。
　　王伟在电视台的从业经历也帮了他的忙，让人家觉得他对导演、记者、编辑，制片人的工作都非常熟悉。其实王伟的着力点还不在这里，他知道他们已经找过很多人了，从湖南卫视到湖南经视已经兜了一圈了，他们肯定已经听过了太多的关于晚会和电视元素的话题，王伟就想，我不要再和你们谈这个了，再谈这个就没有什么新意了，我得另辟蹊径、跟你们谈点差异化的东西。我们谈中国五岳之寿山、历来为祈福、求寿之圣地的南岳吧，人类人文始祖、南岳主神祝融氏生息于此，是主管人间福、禄、寿之神；我们谈佛吧，谈怎样以南岳为中心，禅宗传承弟子遍天下，远至日本、东南亚。
　　当然最后要谈佛教音乐会。
　　这个佛教音乐会既然是国际寿文化节的一个子项目，就应该有一点娱乐化的元素，但是它一定得遵循佛教的仪轨，一定得法相庄严，然后规模气势要恢弘，要用电视的一些手法去制造气场：灯光要最好的，必须弄出佛光普照的感觉；音响要最好的，必须要有天簌之音的感觉。具体来说，宏大的场面怎么构建？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在有限的舞台上，让三四百个僧人变幻不同的队例与阵式，那会是一种怎样蔚为壮观的场景？
　　第二，节目得地道，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作为宗教，音乐作为艺术，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一种媒介手段。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其音乐风靡天下，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佛教音乐，旋律优美，婉转动听，其宁静、清淡、脱俗、高雅、独特风味浓厚，其表达情感，是其他音乐所不能替代的。
　　王伟对佛教音乐的理解，俨然一个专家，他的表述方式，又象一个抒情诗人，这正是客户所要的。
　　王伟继续说，所谓地道，那就一定要遵循佛教的仪轨，娱乐的元素要少用，但又不能不用，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让娱乐成为一种表现手法、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内涵一定全是佛教的根本性的东西，不能喧宾夺主。
　　第三，宗教与艺术不是完全割离的，它有一个桥梁，为了服务于这次节会，我们会自己创作一些东西，因为你不能照搬人家的，你要有所创新。那是什么呢？我们不变它的内核，只做形式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我们得对节目进行重新编排和再创作。比如说，你们邀请了六大名寺的佛乐团，他们很棒很有特点，但特点同时就是缺陷，因为僧人虽然很庄严、很符合佛教的仪轨，但是他们不懂电视、不懂舞台表现，那么，我们就给他调一调，排一排，彰显它的形式感，让它有舞台表现力。
　　王伟讲得很生动很实在，他的客户完全被他打动了。
　　也就一两轮接触，大的原则很快就定下来了，该签合同该谈钱了。
　　他们把底子兜给了王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钱，政府每年给南岳寿文化节的行政拔款是50万，这是一个固定的专款，然后他们是五年一大做，通过市场营销搞点钱，这一年正好是大做，他们有把握再从外面搞个200万，这样，一共是250万元左右。支出方面是这样，全国各地和尚僧人的接待，包括其他公共关系方面的接待，估计要花掉100多万，还有一些不可预知的支出，也得预留几十万，这样，他们能给王伟的钱便不足一百万了。你能大搞得了吗？
　　最后他们签的合同金额是90万。南岳区政府也觉得太亏欠王伟了，就把音乐会的门票那一块划拔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卖票，卖多少算多少，都是王伟他们的。
　　王伟当然不能把它当成是公益活动，他得多少赚点钱。在合同的细节方面，显示了王伟精打细算的一面。对于第一单，他想得最多的其实还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它的可操作性，必须把策划书上的内容执行到位。王伟取长补短，把节目主持人、名星演唱人员这一块拿下来，把所有和尚僧人的邀请、佛乐团的邀请、公共关系方面的邀请，全部划给当地政府，包括客人衣食住行等全部接待事宜，他既无资源优势，更怕接待不周坏了人家的清规戒律或闹出什么笑话。还有就是舞台的搭建，他只提技术要求，把具体搭建事宜也划给了区政府，因为舞台搭建是个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就是一些钢管呀，脚手架呀之类建筑材料，再加上一些劳动力。区政府有优势，在当地随便找家建筑公司或包工头就能弄好。
　　90万，负责节会的开幕式和佛教音乐晚会，其实在王伟当时眼里，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你想呀，他在生活频道做一个栏目，做一年也就50万。做“大当家”节目，1万块钱一期的制作费嘛，一年也才50万，得做50期节目。
　　当然，做开幕式、做晚会，跟做电视台的节目还是不一样的，你得组织一个庞大的执行队伍，你得请演员请节目主持人，你还得把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灯光音响弄到现场去，并保证它们正常工作。还有，演出有那么多环节，得衔接好，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
　　这个时候，王伟也就一光杆司令。
　　做方案、起草合同，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还身兼律师、业务员，总经理、司机和公关经理，谈判阶段一条龙的流水作业，他包全了。
　　如果南岳区区政府知道这一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吓出一身冷汗？
　　真等他把合同签了下来，王鹏倒急了：离活动只是两个月了，你行不行呀？
　　王伟说行，当然能行。
　　有什么不行的？在王伟准备接这活儿之前，他已经把各个环节的工作象过电影似地过了一遍，他不是一个莽夫，他是一个谋定后动的人。
　　合同一签，王伟立即招兵买马。
　　王伟把眼光盯在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身上，他首先就找了李卫。
　　李卫当时在龙丹妮的手下工作。仇晓不是和晓雯、贾芳做了一档《闺中密友》的节目吗？李卫就在仇晓那个节目组里当编导。李卫跟王伟是老搭档，也是王伟的老部下，王伟知道他做事踏实。他直截了当地问李卫，你在那边干得怎么样？不行就过来跟我干，大家一起合作。王伟特意提醒他，我那儿是公司呀，比不上正规的电视台呀。李卫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那边的职给辞了，到王伟这儿来了。
　　当时天娱传媒条件差呀，什么都没有。办公室电脑都没有一台，但王伟很有信心，他知道，“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过了几天，王伟抽空专程跑了一趟北京，他要去挖王谅。
　　王谅也是王伟做《大当家》制片人时的同事，这个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编剧系的河南人，很有才气也很有能力。他当时正在北京做一档节目，好象叫什么“艺人连环炮”。一边当导演，一边打杂、一边学习学习充充电什么的。那个节目本身不温不火，大家都不是很顺心。王谅也很快就答应了。
　　李卫和王谅两个人到位以后，王伟心里就有点底了。后来王谅、李卫又找了周镇，负责音乐制作，不过，周镇那时是客串性质，他要到第二年才会正式加入王伟团队。
　　第三个到位的是王平波。他曾经在一个保险公司干得非常出色，业绩首屈一指，却因为不想屈服于官场的潜规则而愤然辞职。他本来想拉王伟做某个牌子的酒的代理，却被王伟拉进了天娱传媒。
　　王伟对他们进行了分工：王谅任总导演，管节目；李卫任总制片，负责技术、设备、编辑、后勤保障等等；王平波呢，当时区政府不是把演出门票划给了他们吗？就去做“票贩子”吧。
　　班子搭起来以后，节目这一块很快就上路了，王谅做事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算是一名虎将。王伟又给他安排了几个副手，事情便顺顺当当地做起来了。李卫就更不用说了，他办事从来不需要王伟操心。唯一不好弄的是王平波管的票务那一块。按王伟最初的设想，一万张票，平均票价500元，他们可以有500万的进账，扣除20%的票务营销成本，还有400万，多么令人鼓舞。但推销起来才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演出门票主要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推广，因为是佛教音乐会，不方便大张旗鼓地宣传，加上定价偏高，推销起来非常困难。但王伟他们做事的诚信和劲头，还是感动了南岳大庙的主持和区政府，一方面通过佛教寺庙网络由和尚僧人们对外“化缘”，另一方面区政府也通过它的影响力，发动大家支持一下，这样下来，最后也才卖了20来万。
　　2004年10月18日，中国佛教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气势最为磅礴的佛教盛会“盛世梵呗妙音禅韵”中国南岳衡山大型佛教音乐会，在万寿广场隆重举行。
　　那是国内首场大型广场佛乐演出，佛教音乐会涵盖汉传、南传、藏传三大佛教流派音乐精华，圣徒云集，来自北京灵光寺、福建南普陀寺、北京雍和宫、甘肃拉卜楞寺、西双版纳总佛寺、嵩山少林寺等各大寺庙僧众以及包括修行居士曾志伟和黄安在内的两岸三地佛教信徒近千人参加演出，组成豪华佛乐团。《洒净祈福》大型法事表演，《普安咒》曲的生动演奏，对长期浸淫于现代流行音乐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智慧之声、天籁之音。
　　这场佛教音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有网友评论说，这台佛教音乐晚会宁静、致远、肃穆、平和，象一朵朵美丽的浪花，在庄严佛法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启迪广大有情趋向觉醒，接应无量众生走向解脱。
　　这届节会后，南岳成立了佛乐团，定期向香客游人进行佛乐表演，渐渐地南岳佛乐成了一个品牌、一张名片。
　　当时的区长、现在的南岳区委书记刘力华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南岳打造了两个人，一个是走钢丝的阿迪力，一个就是办佛教音乐晚会的王伟。
　　这说明，区委区政府给王伟和他的团队打了满分。
　　那场晚会扣除花费，王伟他们赚了三四十万。
　　相对于一两年以后一次节会活动数百万近千万的入账，这点利润真的算不了什么，但作为天娱传媒在活动运营方面的第一个项目，它的开创性意义，却不容低估。
　　首先，它让王伟看到了活动运营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从纯粹的商业意义上来说，活动运营这一块一点也不亚于《超级女声》之于天娱传媒。这种说法乍听有点夸张，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类比，当时娱乐频道全年的广告收入为3000多万元，对于广告投放超过100万元的客户，在频道被称为“大单”，频道总监一般会亲自出面洽谈或宴请人家，客户的广告得占用频道时段资源半年乃至一年；
　　反过来说，活动运营在媒体上的播出时间是有限的，它甚至可以不归类于广告，而直接成为节目内容，因为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为频道赢得收视率甚至插播广告的。其次，它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技术加媒体资源的输出，基本上是用可以用客户的预付款来完成运作的。而且，如果把活动的流程科学地归纳总结，活动运营完全可以具有工业产品的主要属性，可以被克隆和移埴，所以它具有良好的扩张能力。如果你的服务到位，只需要花少量的客户维护成本，它今后所有的相关业务，都有可能继续找你做。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通过一次活动，建立与客户的长期的、良性的循环关系。
　　而如果没有这一块，仅仅在赔本赚吆喝的演艺圈子里混的天娱传媒，可能将不得不更早地进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艺人事业部名气大，赚得也多，但花钱也不秀气，甚至很难说不是它的恶性膨胀拖垮了天娱传媒。活动运营这一块占用大股东娱乐频道的资源少之又少，它唯一需要支出的只是人力资源成本和基本的办公费用。
　　其次，王伟开始自觉地树立天娱传媒活动营运的品牌和自己的品牌。
　　关于品牌营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我有理由相信，王伟是把自己做人的原则推广到了商业上的，那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和“客户至上”理念的天然结合，这使他和他领导的团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真诚不一定换来真诚，但不真诚绝对换不来真诚。
　　在社会上、商场上混的人，谁都不傻，要是比玩聪明、玩套路，鹿死谁手真的很难说。因为你一开始就把合作的双方摆在了相对的、互相算计的位置，即使你这一次赢了，那么，你的成功同时就是你的失败，你将同时失去跟你合作过的客户与机会（包括那个客户的朋友和他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圈子）。相反，甲乙双方正确的站位是相向而立，大家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从不同的着力点使劲，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双赢。而来自于客户的良好口碑（这是谁也影响不了、强制不了的），却能让你广结善缘、广开财源。
　　从一开始，王伟就领略并进入到了“商道即人道”的至高境界。
　　这不是肉麻的溢美之辞，南岳衡山佛教音乐晚会的成功，使南岳区委区政府、那些大德高僧以及所有认识王伟、了解他的团队的人，都成了他和他们的业务宣传员。
　　一年后，湖南宁乡密印寺的开光法会、湖南省旅游节——炎陵“百龙祭祖、万龙归宗”开幕式及文艺晚会，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的业务，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分别听到了来自于王伟的合作者的赞誉与赞赏。
　　第二年的南岳衡山国际寿文化节的全程运营，也理所当然地交给了王伟。
第五章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王伟性格中天生有一种闯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比别人傻吗？我比别人缺胳膊少腿吗？任何事情，只要你努力去做，总有办法。相反，如果你不去尝试，你很容易被自己想象出来的困难击倒，那岂不是很冤的事吗？你完全有可能因此而一事无成。
第一节　从一百万到一千万
    2005年9月12日，由国家旅游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05中国湖南旅游节”将在株洲市炎陵县拉开序幕。届时旅游节开幕式“百龙祭祖，万龙归宗——全球华人共祭炎帝始祖大典”将由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湖南卫视以及新浪网现场直播。
　　9月20日，2005中国宁乡首届国际佛文化节也将登场。据悉，此次佛文化节以“万家祈五福，沩山拜大佛”为主题，举办“密印佛像开光大典”、“四海宁乡·沩仰宗风——沩山佛文化演证会”、“中国禅·沩仰论坛”等主题活动。“佛文化演证会”上，国内首部旨在整理挖掘沩山密印寺祖庭历史的大型“梵呗”剧也将正式推出。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将会对此录播。
　　9月29日—30日，南岳第六届国际寿文化节将在南岳衡山如期举行。集宗教与艺术为一身的中国首家佛教音乐会馆已经在南岳建设，并将在本次寿文化节上举行首次公演。
　　炎帝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始祖，象征着华夏子孙的龙头；南岳衡山，自古就有“寿岳”美称；宁乡县沩山乡密印寺是禅宗首派沩仰宗祖庭，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以上是天娱传媒长沙分公司发给各大媒体的新闻通稿。王伟任总经理的长沙天娱传媒负责以上三次节会的全程运营，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三个节会分别蕴涵有龙、寿、佛三种文化，也是当地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旅游品牌。电视湘军可以用现代娱乐传递古代文化，用娱乐的手段把旅游品牌传递给观众，以推动当地旅游品牌的传播。”
　　我们看到的只是王伟的意气风发，看不到的是王伟拚死一搏的决绝。
　　因为2005年9月，正是天娱传媒大获丰收的金秋时节，半年前靠借钱过日子的灰头土脸一去不复返了，《超级女声》名声鼎沸，天娱传媒不仅雄心勃勃地要做行业领袖，与它有关的每一个人，似乎只要拿个袋子跑到外面去就有钱捡。
　　在这种背景下，王伟的活动运营反而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在某一次会议上（是频道办公会、还是公司董事会、还是总经理办公会？对天娱传媒来说，这三种不同规格的会议，却没有明显的差别，完全可以模糊处理），某位频道的领导就已经提出来了，要把王伟这块儿业务砍掉。
　　客观地说，动议者不是针对王伟个人的。正相反，他是觉得王伟挺能干的，可以当“万金油”和“自由人”使用，干干策划呀、营销呀、公关呀什么的，所以才不同意王伟乱用自己的智力与能力。
　　做了南岳衡山佛教音乐晚会，经历了天博宏达的撤股，看到了天娱传媒象坐上了过山车似的一会儿上一会下的冰火两重天的景况，以及公司结构性的缺陷和功能性的障碍，王伟对活动运营这一块的思路越来越明确，觉得前程越来越广阔，但他暂时还不想说，他认为踏踏实实地做出一定的规模给大家看，胜于最精彩的雄辩。
　　幸好张华立拍板支持他。
　　王伟一点也不轻松。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那三个节会可不是小打小闹的，都是省级和国家级的，而且，全部集中在九月，每个活动中间只间隔八天。
　　如果说作为王伟活动运营之发韧的南岳衡山音乐晚会只是小试牛刀，多少带有一点游击队的性质，那么，2005年的三大活动，就是三大战役，要求具有兵团作战的规模与指挥作战的能力。
　　那时，湖南广电任何一家电视台、任何一个团队，从来没有承接过一个月做三大活动的记录，王伟一口气签下三单，王鹏真的开始担心了，反复问王伟，行不行？这可开不得玩笑，这可出不得半点差错。
　　王伟知道表决心没用，只是很壮严地对董事长说，我先做做看吧。
　　王伟性格中天生有一种闯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比别人傻吗？我比别人缺胳膊少腿吗？任何事情，只要你努力去做，总有办法。相反，如果你不去尝试，你很容易被自己想象出来的困难击倒，那岂不是很冤的事吗？你完全有可能因此而一事无成。
　　但在战术上却不得不特别重视，甚至小心谨慎。
　　王伟对摆在自己面前的困难看得非常清楚，第一，他们刚刚进入活动运营行业，并没有积累多少可资利用的现存资源；
　　第二，客户对活动运营这块的要求非常高，以宁乡县政府为例，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他们已经投入了3000万元，主要用于修建直通密印寺的公路、修缮寺庙和对外宣传，当时的宁乡县县长黎实秋亲自抓，他是一个做事很有魄力、敢想敢干的人，包括县政协主席贺映辉，也是实实在在的，一项一项督促抓落实。这让王伟既感到庆幸又倍感压力。
　　中共炎陵县委书记、县长王继恩对活动的要求更高，他要求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全程直播，具体来说必须要有两台转播车，三个转播点，一个在炎陵大庙对面的山上，一个在舞台上，一个在迎宾拱门处；他要求参加演出的演员必须是全国顶级知名的演员，他还要求一百支舞龙队。
　　王伟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
　　王伟恰恰是那种越有压力精神越亢奋的人，他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仍然可以精神抖擞。好不容易逮着机会把头搁在枕头上或靠在沙发上了，只要有事，保证能在五秒钟内进入状态。连续两个月，他硬是连回一趟家的时间都没有，这可苦了刚生小孩的妻子，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力挺他。
　　但王伟太清楚了，知道自己就是浑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铆钉，他必须依靠他的团队。他迅速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参加南岳衡山音乐晚会的李卫、王谅、王平波和周镇分别“晋级”为大将，这个时候必须独当一面。同时还邀请了大众传媒学院的段子清老师加盟导演组，段以前也是湖南广电的主力编导，水平不错，他后来还一度加盟天娱传媒。还有湖南经济电视台副台长周雄，也被王伟请来帮助出谋划策，帮助把关。
　　然后开始扩充兵马。
　　王伟的思路是，所需人员不一定要调入或招聘进公司，只要骨干是我信得过的人，其他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可以采取松散的用人方式，完全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进行调配，项目完了以后按劳取酬、论功行赏，湖南广电有这么多闲人，各个栏目组能够抽得出时间的人，从里面去挑，一定能挑选出精兵强将。
　　很快就组识了三拔人马，由王伟、王谅、李卫和王平波各自把关。王伟本人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演出台本的把关；第二，负责邀请凤凰卫视。
　　台本的审查是对王伟政策水平的考验，身为共产党员，又做了多年的电视，自然难不倒他。难的是对凤凰卫视的邀请。
　　他是怎么弄的呢？
　　王伟后来反复向我表达一种观点：很多事只要做起来，真的比想的要容易很多。
　　王伟先上网找到了凤凰卫视的值班电话，然后打国际长途过去，冒充是湖南省旅游局组委会的秘书长（省旅游局授权他可以有类似的表述），先告诉对方这边有个什么活动，然后以政府的名义邀请他们过来参与现场转播。凤凰卫视的每一个员工包括接线员都是很职业很敬业的，马上把电话转到了他们那边可以说话算数的一个负责人手上，那个人叫吕宁思。王伟跟他一谈，他马上就说好好好，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要求王伟以省政府旅游节组委会的名义发一个邀请函给他们，他们保证过来直播。王伟又说，我们还希望你们出一个节自主持人。吕宁思当场表态同意，后来派了周英琦来了。
　　香港凤凰卫视直播，组委会仅仅支付了2000多块钱的卫星信号传送费。
　　对王伟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他从此跟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李志勤成了很好的朋友，和凤凰卫视建立了兄弟般的合作关系。
　　在我看来，王伟邀请凤凰卫视如此顺利，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本届旅游节的主题有关——“百龙祭祖，万龙归宗——全球华人共祭炎帝始祖大典”，凤凰卫视参与直播责无旁贷。
　　王伟并不完全这么看，因为同样参与直播的湖南卫视，就没有这么爽快。两个同属湖南广电的单位，在相互沟通的时候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一切最简单不过的事情，都有可能匪夷所思地成为障碍。最终湖南卫视没有直播那台晚会的，尽管省领导、省旅游局领导、株洲市领导都出面做了很多湖南卫视的工作。
　　算了，我老人家还是笔下留情，放它一马吧。再说了，我们这会儿还有更精彩的故事要讲。
　　组委会又给王伟加任务，问他能不能请到成龙。百龙祭祖，万龙归宗。成龙成龙，也算是一条龙吧。
　　王伟说我试一试。
　　王伟找到了成龙。
　　他是怎么找的呢？
　　又是通过网络，先找到了成龙经纪人的一个电话，一个公司的电话，王伟以省政府旅游节组委会的名义发了一份传真过去，对方三天后给他回了一个很正式的答复，说你可以过来跟我谈。后来王伟就一个人跑到了香港，成龙的那个经纪人叫苏志宏，是成龙公司的大管家，约王伟去成龙家面谈。成龙的豪宅在九龙半岛，有当时的王伟没有见过的气派、场面，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西服革履、正经八百的样子，可跟人家一谈，挺好的，彼此谈得非常好，成龙不仅答应了参加，而且不收一分钱的出场费。
　　也是缘份，两个月前王伟才知道，成龙的经纪人苏志宏是他现在就读的长江商学院EMBA的同学。
　　这里面套了一个故事，节会开幕式前两天，苏志宏通知王伟，成龙在好莱坞拍的一部片子因为有些镜头要赶着补拍，过不来了。王伟当即立断，决定让那一届的《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替补。
　　李宇春不愿意来。
　　外面很少有人知道，当《超级女声》总决赛结束以后，前三甲跟天娱传媒签协议的时候，李宇春也是闹过别扭的。王伟这个时候去做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可想难度之大。
　　李宇春毕竟还是识大体的，终于勉勉强强答应下来，王伟担心夜长梦多，连夜一个车子把她从长沙拉到炎陵，多少有点“绑架”的意思。到达炎陵县城的时候是凌晨4点钟，王伟生怕她出事，叫了另外一个女同事一起守着她，所以，第二天李宇春的演出状态很不好。
　　还有，就是“百龙祭祖”，一百龙怎么弄？
　　王伟他们的时间不多，总共才两个来月。
　　王伟又是通过网络，找到了中国舞龙的专家。
　　其实，对舞龙研究最深的专家就在湖南，一个在湖南师大，一个中南大学，最后他们找了中南大学体育部主任黄益苏教授，找到黄益苏教授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手上有几十只舞龙的队伍。再一联络，一下子把世界上最好的舞龙队都吸引来了，最后黄益苏把中国大学生龙狮锦标赛都放在了炎陵。
　　王伟是总指挥，纵横调度，协调推进。好在三个活动全部集中在湖南，而且基本上以省会长沙为圆心，实在需要王伟出面的时候，一辆车一个半天就能从长沙到宁乡、从宁乡到炎陵、或者从长沙到衡山。
　　王伟精力再好也不可能事事都亲历亲为，他鼓励下面的人大胆工作，只要真有什么难事，他会教他们怎么去搞掂。
　　一个人能干不算什么，难的是手下的人个个都能干。
　　后来我才知道，王伟的精明之处就在这里：一个单位免不了人员的进进出出，既然每一个人都能干，某个人离开了，另外的人马上能顶上，系统照常运行。就像一只球队，除了上场的队员，还有坐在板凳上的队员，他们没派上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术上的步署，但只要有机会，同样可以冲锋陷阵。而且，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那些已经首发上场的队员，可就不能不卖命了，因为只要你消极怠工或水平发挥失常，就有可能被换下场。
　　王伟说，这就是一个团队永保活力和战斗力的首要条件。
　　王伟对那些80后的导演说得最多的，就是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你自己内心里的畏难情绪，只要你明明白白我们的工作属服务性质，然后你有足够的诚意和精力，不管看起来多么难多么难的事，其实都不那么难，不信你就大胆地试一试。反过来说，你试都不试怎么知道事情是难还是容易呢？
　　“公祭炎帝，火龙告天，击鼓九通，鸣金九响。”9月12日上午，一声雄浑的高呼，拉开了“百龙祭祖”的序幕。那气势恢弘的场面，令世人瞩目，更让全球华人为之热血沸腾。
　　王伟暂时一口气都还不能松，因为相比于炎陵祭祖的大张旗鼓，宗教题材的活动在宣传方面更为敏感。
　　宁乡政府一开始就要求湖南卫视全程直播。
　　王伟不用向上面请示就知道，这个太难了。不仅湖南卫视全程直播有困难，就是在新浪网上开一个专题也都花了很多心思，新浪网上并没有专门的佛教门户，人家要考虑放在哪个板块才合适。经贸、旅游、还是文化？后来放到文化里面，还是找了很多关系才搞掂的。
　　电视这块儿王伟还是想了很多办法，香港、台湾地区能直播尽能直播，不能直播就录播，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省内这一块儿，化整为零，并注意与电台、报纸的联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咱们大家齐心协力把这台大戏唱好。
　　是大戏就要有顶级的节目主持人，客户开出的名单是吴小莉和曾志伟。
　　去年做南岳衡山佛教音乐晚会时，曾志伟就是节目主持人，王伟一个电话过去，曾志伟很爽快地应承下来。辗转找到吴小莉，也很快就落实了，和他们两个人都正式签了协议。
　　谁也没有想到以为最没有问题的曾志伟突然出了状况，离节会还有两天，他也已经订好了从美国赶回香港的机票，却因为美国发生飓风，取消了所有飞抵中国和香港的航班。
　　曾志伟是一个很有职业操守的艺人，碰到这种自然灾害不能履约，仍然很着急，积极主动地配合王伟想变通的办法。他跟王伟建议，可不可以让他儿子曾国晨跟他公司下面一个叫张国强的艺人来替代他。
　　这事麻烦了，因为宁乡所有宣传都已经做出去了，王伟怎么办呢？只好赶紧跟宁乡沟通，宁乡政府，包括那个贺主席都对此表示谅解，对曾志伟的建议也表示同意。
　　王伟立即把意见反馈给曾国晨，曾国晨马上安排购买香港到长沙的机票，却发现没有航班，更要命的是，张国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在TVB还有一台晚会要主持，要到晚上9点钟才能脱身。
　　因为涉及到档期问题，演员和主持人的安排问题非常复杂，一般都要准备两三套应急的备选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王伟团队出现了不同意见，要求他放弃算了，一是象飓风这种自然灾害，属于不可抵抗力，跟客户解释得清楚，要违约也是曾志伟违约；第二，湖南广电自己就有一大批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换上他们毫不逊色，并非一定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王伟不这么看。
　　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算了一下时间，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正好十二个小时，用车去接他们应该来得及。
　　王伟立即派车，带上够几个人吃的食品赶赴深圳罗湖口岸，在那儿候着。与此同时，通过香港的朋友在香港那边租了台车，在TVB门口等，只待张国强一下节目就拖了他往罗湖口岸送，然后立即上王伟派来的车。王伟派了三个司机，轮着开，人休息车不休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务必在第二天上午8：30赶到湖南宁乡密印寺。
　　王伟后来问我，你知道我会什么要那么固执、不计成本地那样做吗？
　　王伟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只要有1%的希望，我都会争取，都会用99%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不这样做，客户方面尽管也能理解，但在心理上很难说不对我个人和我的团队打折扣，甚至以为我是在耍他们。他们心里也许会想，你们事先说得那么好，吹嘘有这些资源那些资源，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说到做不到，再拿一些原因来搪塞人，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我就是不能让我的客户这样想，哪怕曾国晨他们不能准时赶到，哪怕是演出完了他们才到，但只要他们在那一天跟客户见了面，客户知道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在努力，也是好的。我相信他们会感动，会给我和我的团队加分。客户的肯定与满意，就是对天娱传媒品牌的一种宣传。哪怕在某一单上超出了预算、甚至有了亏损，你承诺了的事情还是要去做，我们就要用这种诚信度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只要你这样做了，市场给你的回报可能会超过你的付出，这就是古之圣贤所说“吃亏是福”的道理。
　　王伟说，其实这还是做人经商的初级阶段，再上一个台阶，做品牌就是看你是否把你的客户作为你的衣食父母，你是否可以为此不计回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徐少华身上，他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的扮演者，他把时间记错了一天，所以又在广西南宁接了一个活动。王伟二话没说，只好又派人派车去接他。
　　为了接两个人，派了两台车，在十几个小时内行程数千公里，王伟说，那一次，玩的就是心跳。
　　“2005中国宁乡首届国际佛文化节”同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堪称国内佛教界的顶级盛事。文化节包括密印寺佛像开光大典、沩仰宗风·沩山佛文化演证会、中国禅·沩仰论坛、宁乡旅游产品推介暨经贸洽谈会、闭幕式文艺晚会五大主题活动。中国佛教协会的6位会长和副会长，26个省级佛教协会的会长，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佛教协(总)会的会长参加了佛文化节。
　　其中，开光大典由一诚大和尚、圣辉大和尚等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全体成员及印尼、马来西亚等佛教界、商界、新闻界人士观礼指导。吴小莉、濮存昕、李娜、张国强主持了佛文化演证会，他们和徐少华、左大玢、白雪、陈思思等知名艺人共同献上了国内首创的梵呗剧，在海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还有南岳第六届国际寿文化节哩。
　　这就好办了，一是王伟他们上一年做的佛教音乐晚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彼此早已建立起了互相尊重的良好关系，二是前两拔人马一起在南岳衡山会师，想不成功都难。
　　那一年，娱乐频道给了王伟一个很大的荣誉，他被评为了当年度的优秀共产党员。再过一年，当王伟顺利操作完几个大单以后，娱乐频道又给了他一个“最具价值贡献员工”的称号，还奖了他5万块钱。
　　在整个娱乐频道和其所属公司，获此殊荣的，仅王伟一人。
　　他被认可了。
　　再没有人在董事会或别的什么会上，对活动运营这块业务提出质疑了。
　　到后来，王鹏面对媒体的时候开始说，天娱传媒不仅仅是一个唱片公司，而是要转型，我们要做品牌营销，要做节会活动的顶级运营商。
　　王鹏不是随便说的。至少在活动运营这一块儿，怎样面对媒体，王伟与王鹏达成了共识。王伟借王鹏之口，泄露了自己的雄心或野心。
第二节　王伟的雄心或野心
    王伟不是那种满足于自家院子里一亩三分地的人，当活动运营逐渐成为公司的一个长远的发展业务、当王伟本人不是因为副总经理的职位而是因为替公司挣得了白花花的银子而取得了更大程度的话语权之后，他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让单笔活动运营业务形成一个产业，如何让天娱传媒公司变成一个品牌。
　　还是得谈《超级女声》。
　　首先，是湖南广电高层的艺人经纪情结催生了作为公司的天娱传媒和作为电视节目的《超级女声》。但是，中外无数经纪公司的盈利模式和具体的营运状况表明，单一的艺人经纪公司风险太大了。就象三个圆环组成的链条，它处在中间，前端是艺人的来源，后缀是艺人的出口。按照最初的格式，天娱传媒是湖南广电娱乐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而娱乐频道仅仅是个地面频道，最终让《超级女声》如日中天的，不是它而是湖南卫视。天娱传媒拥有艺人资源，但这种资源就像炎炎赤日下的冰激凌，如果不能及时消化掉，便只能白白地融掉、浪费掉。湖南卫视勉强算一个出口，但从产权关系和功能结构上来说，它不承担《超级女声》无形资产、品牌价值保值增值的责任。何况，外面更加广阔的舞台，对《超级女声》毁誉参半，有些甚至怀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抵制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天娱传媒要做艺人经纪，只能是两头瓶颈，那些经过无数次RK、无数艰难险阻，终于脱颖而出的超女们，便不得不被迫陷入到一个狭小的池塘之中，天娱传媒无法为她们搭建跃上更高平台的梯子。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够成立，下面的结论就顺理成章——天娱传媒的品牌价值、无形资产，不是靠艺人经纪做起来的，而是依附于《超级女声》电视节目而形成的。怎么样让《超级女声》电视节目继续红火，面对同质化的恶意竞争使其继续保持它的江湖盟主地位，不仅不是天娱传媒能够掌控的，即使湖南卫视愿意施以援手或举全台之力为之一搏，前景也并非能够完全预测，因为有太多的主观客观因素让湖南卫视无法左右。
　　认清上述情况，并不是为了证明天娱传媒只能坐以待毙，让《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自生自灭。
　　王伟为天娱传媒理了一条思路：不能把艺人经纪作为公司的主打业务，因为它起不到龙头的引领作用，必须大力发展活动运营业务，搭建与政府、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运营平台，从而让签约的艺人有一个登台亮相的机会。因为艺人的价值与其曝光率成正比，在中国现阶段，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宰着市场的走向与规模，政府和市场都认可你了，你就能保值增值。换句话说，只有围绕活动运营来调动艺人资源，才有可能形成公司的核心价值。活动活，一切皆活；活动死，一切皆死。活动能够打破艺人的出口瓶颈，并向外扩散，派生出其他的附属产品。
　　表面上看来，只是把活动运营与艺人经纪所处的位置作了一下调整，却摆正了艺人与平台、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两者相辅相存，相得益彰。
　　王伟补充说明，相比于香港那种通过星探找苗子、然后不断砸钱对其进行培训、包装的打造艺人之路，通过电视节目选秀产生的艺人，其对公司的忠诚度要低很多。就是艺人本身的艺术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没有后续的培训、包装、适当频次与强度的曝光率，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一旦艺人与公司闹纠纷，虽然双输的可能性要大很多，但对公司的损失其实更大。假设一下，如果李宇春也跳槽了，或者没有一点市场价值了，天娱传媒公司还能靠什么支撑？
　　还有，如果公司只做艺人经纪，面对一个逐渐开放的市场，天娱传媒将不得不与国内国际顶尖的艺人公司去正面冲突、竞争，但是，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既无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更没有先进的运行机制，它的前途与命运就可想而之了。
　　在王伟的视野之中，《超级女声》就是一个全民全社会参与的大型娱乐活动，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过程，因为很多参与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它就象火山爆发一样，造就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眩目景观，却让巨大的能量白白地浪费掉了。
　　《超级女声》作为电视节目是可圈可点的，但如果把它作为天娱传媒的一个工业出品，则完全可以说它不是被策划、运作出来的，它来得过于匆忙，它所蕴藏的商业机会的滔天巨浪把天娱传娱打懵了，反而在它下游漂亮的沙滩上，那些有着足够商业敏感的头脑，捡了很多色彩斑斓的贝壳和死鱼子。
　　作为天娱传媒两名元老之一，王伟不想让它一身肥肉、满嘴假牙、胃口极差时，才能参加由它自己炮制的盛宴。
　　王伟对自己做的几单业务进行归纳总结，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针对整个活动的管理模式，很自觉地把它当成工业化的产品进行分析研究，设计出从策划到执行的活动流程，以使其可以批量生产。
　　比如说王伟特别看中前期的项目策划，除了公司智囊反复开会进行智力碰撞，几乎每次都要借助于外脑的力量。王伟非常了解客户的心理，要求自己公司拿出来的策划方案一定是为客户量身订做的，因地制宜、有足够的差异性。这是保证具体的活动有个性的前题。
　　活动生产流程规范化，则是关系到活动能不能复制、能不能批量生产的问题。只有借助于科学的流程管理，才能合理地进行人员配置、及时进行质量监管与考核，在保证活动流程正常流转的前提下，使成本降低。
　　王伟掌管的海南天娱传媒，人员只有艺人事业部的一半，需要人手的时候，摸清什么岗位需要几个人，再到外面临时找人，然后按流程对他们进行为期一天的强化训练，基本上就能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王伟说，这是他的团队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有了它，自己才敢一个月同时接三四个大型活动。
　　王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付出了探索的代价，有一些甚至堪称惨痛的教训。王伟毫不避讳地向我谈起了长沙市雨花区商文化节的事。
　　对于海南天娱传媒来说，2006年长沙市雨花区商文化节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项目，也是一个彻底失败的项目。2006年11月16日至18日，中国.湖南首届雨花商文化节在长株潭一体化的融城前哨——长沙雨花区召开。锦绣商圈欢乐商道巡游、“十大魅力湘商”评选、名商与高僧对话等三大活动，构成这次商文化节的主体。
　　应该说三大活动的设置还是独具匠心的。
　　首先，盛大的锦绣商圈欢乐商道巡游，以“和”及“商”为主题，以绚烂多彩的花车和热烈奔放的表演方阵在从红星到高桥的主干道上组成一道流动的欢乐线，用参与性极强的巡游表现方式最大限度的将雨花商业成就展现在观众面前。
　　其次，名商与高僧对话算得上是本次雨花商文化节的最大亮点之一。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朱翔认为，佛道与商道在本质上有相融点，名商与高僧心灵对话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共同之处，通过心灵对话，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商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呼唤商业社会责任，大力弘扬诚信无欺的商业精神。
　　最后，“十大湘商”评选活动，更是在“徽商”、“晋商”以及“温州商帮”之后，首次推出了“湘商”这一中国商界新势力的全新概念。
　　项目本身的执行也很到位。
　　那一年，同一个月，王伟在外省还有两个非常大的项目——一个是海南欢乐节，一个是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王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那里，这边的具体操作交给了一个从湖南广电聘请的导演，这个导演不论是策划能力还是运作能力都是非常强的，王伟交给他做完全放心。实践证明，王伟选人并没有选错，那个导演的表现真的很出色，把整个项目运作得非常好，从项目的技术层面来讲，客户是很满意的，那一单的利润也很高。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与客户的沟通与关系的维护上。
　　王伟对于那个把自身工作完成得非常好的外聘导演，没有半句怨言，反而多次强调是自己疏忽了，因为客户的维护不是人家导演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不是他的事。但一个成功的经营者，应该在流程上考虑到这一点，应该为此配备高水平的公关人员，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公关危机。
　　王伟特别注重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但从湖南广电出来的人却不一定有这个理念。王伟心里清楚，公司跟媒体不一样，在市场中，公司必须放下架子、放下身份，象他们做活动，只有先树立起替人服务的意识，才能获得商业机会。媒体不一样，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工具，人们多少会对它有些敬畏。在体制内的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端着店大欺客的架子，认为自己就是老大，就是无冕之王，什么长、什么书记都要请我吃饭。因为做雨花节的班子是临时搭建的，很多来自电视台，让王伟颇为自责的是，他未对他们充分洗脑，没有让他们明白，人家出钱就是请你帮他做事，这就叫市场，你要服务好，让人家满意，这才是你的本份，结果在与政府的沟通中出了问题。一些不当的言语，一些不好的细节，积累在一块，人家对你这个团队的印象就坏掉了。
　　那个时候的王伟也太忙了，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因为温家宝总理要出席，王伟随时可能要跟南博局汇报活动的准备情况。海南的欢乐节也是，副省长陈成盯得也很紧，王伟随时都有可能开会。他不得不象空中飞人似的，从南宁到海口，或从海口到南宁。分身无术的他，忽略了雨花商文化节执行中的一些细节。
　　损失是惨重的，他们有60多万的尾款没有收回来。
　　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口碑受到了影响。
　　后来，雨花区要举办第二届商文化节，王伟的新活动公司刚成立，正是急于找业务做几单以求站稳脚跟的时候，区政府个别领导主动跟王伟说，让他们也出个方案，王伟想都没想便谢绝了，他对我说，天娱可以说不做就不做，但是我还得在这个市场上混啊，我也想做那一单，但我觉得没脸见他们。
　　相比于活动执行过程中的技术难度，如何正确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是对活动运营管理者的最大考验。王伟说，既要替客户服务、适当地迁就客户，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活动本身的艺术水准与个性特点，有时候真的挺难。
　　因为你为之服务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往往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就以客服对象是政府为例，它不是铁板一块的，各部门立场不同，诉求也就不一样。宣传部希望把宣传的声势弄大一点弄好一点；招商局又希望把招商项目摆在突出的位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能够推销和引进多少项目、吸引多少投资才是重中之重；政府办公厅的务实体现在对领导的被关注度上，怎样把领导的讲话弄得精彩一点、长一点；赞助企业则希望把自己的广告搞大一点、醒目一点，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平衡不好绝对出问题。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技巧，能够把各方面的矛盾化解为无形。
　　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很多部门非常满意，个别部门基本满意，这就行了。关键是你要让各部门都看到你已经实实在在地尽力而为了，就象《青瓷》里说的，“岂能万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但是，只要有一个部门很不满意，很有意见，可能就会坏事。那一定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没有教科书可翻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很难把握，你得掂量好。同时它又非常重要，因为它同时关系到你自己品牌的含金量。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服务意识的问题，还是一个态度是否诚恳、真诚的问题。在坚守底线、坚持自己最基本的原则的情况下，要学会“矮化”自己，要善于妥协，用你的诚恳、真诚换取客户的信任、理解。这就要求你的团队，具备一种非常高的综合素质。否则，你光只有某个单方面的才能，比如说你光只会做电视做节目，是绝对不行的。加上你要是始终以“无冕之王”自居，把事情搞砸太容易了。
　　因为王伟的团队主要来自电视台，他对电视台员工的思维习惯便特别敏感与防患。
　　因为电视台是在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事的。什么叫计划经济？比如说上一个栏目，然后频道给预算，一万块钱或者两万块钱一期的电视节目，那你就按这个节目做就行了。领导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制作节目的人，是从来都不需要去想市场的。市场的压力归营销部，是它在考虑广告好不好冠名阿，要不要考虑到能卖多少钱啊，还能有些什么样的广告位啊，甚至节目的主题能不能跟广告用户的产品同质呀，等等。
　　在电视台，制片和广告部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平行而不交叉。制片费是台里给的，跟广告收入没有关系，广告部管不了制片，如果某个客户愿意出一百万，广告部希望在这个节目中做一些宣传，它其实是做不了主的，因为它无法干预内容。在电视台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广告部带来了广告，在现场贴一个东西，制片人一撕就把它丢掉了。制片与广告部无须沟通，体制没有替他们设计出良性互动的情侣关系。
　　王伟说，我这里是企业，经济利益是最高原则。在运行机制的设计上，我会打破部门之间人为的壁垒，注意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协同作战。与之相适应，我对人员的要求，除了会策划会做节目，还得有市场意识。因为我的所有项目都是通过市场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所以，我这部公司的机器，从发动机到每一颗螺丝钉，都必须围绕着客户的需求运转。所以，我进人是很挑剔的，不是说电视台所有的编导都能在我这里做，没有市场意识你就做不了。我得先给你洗脑，灌输这些东西，如果灌输不成功，那你就只能被淘汰。
　　活动运营不是一台电视台的晚会，策划很重要，执行更重要，不仅因为执行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过程，还因为客户对你的考量与评估，最后都以你执行是否到位为基础。电视台做一台晚会简单多了，因为它可能只需要在自己台里播出就行了，很大程度上是自产自销。节庆活动完全不一样，它一启动，便开始直面媒体，不单是在某一家电视台播出，还要在所有的报纸和所有的网络媒体上宣传，是一个跨媒介的资源整合。而这种跨媒介的媒体是不被你控制的，你要是做得好，大家一起跟你造势，你要是做得不好，它们完全有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王伟批评电视台的体制，但对媒体资源却非常看重。他说的资源整合，首当其冲的就是
　　媒体资源的整合。
　　王伟认为，单一的媒体，优势与局限并存。优势在于对于它所覆盖的受众，可以有深度的影响，但是，对于受众以外的人群，可能就会流失，而且，无论是报纸、杂志的版面，还是电视台、电台的时段，还是网络的页面，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组合拳、立体交叉，既要节约成本，又要扩大影响力。
　　让王伟颇为得意的是，他已与很多媒体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一般事项，只须打个电话就能搞掂。
　　整合资源除了媒体资源还有硬件设备的资源，比如在外省去搞活动，公司没有什么音响、灯光之类的设备，但只要王伟打个电话马上就能在当地解决，这就是整合资源。现代企业不能搞小而全，必须善于分工协作，善于拆分整合。王伟说，能在市场上租赁到的设备，我干吗要去买？就算直播车、灯光、音响都是我自己的，我在海南、云南、广东、河南做活动，我们也搬不过去，光运输费就要多少钱？但如果在当地租赁可能就省下了十万块钱，这省下来的钱，就是利润。
　　王伟的这种感悟或者说经营理念的形成或提升，是在天娱传媒的四年磨练出来的，他说这是他对天娱传媒始终有感情、始终有一颗感恩之心的根本原因。他感谢天娱，因为在天娱的几年，帮他完成了一个积累。你如果长期在体制内做记者、做制片人、做导演、做办公室主任、甚至做台长副台长，你可能永远感悟不到这些。
　　王伟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地为天娱传媒构架了一步一步的发展方向：调动公司资源、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在活动领域攻城略地，扩大版图；将之作为天娱传媒的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使其成为顶级运营活动机构；第三，让活动的生产规范化，制定行业标准，进行品牌化运营，让公司形成规范化的工业生产模式。
　　王伟说，上述三点讲的是一件事，但具有层层推进的意义，第一，是单项的业务范畴；第二，是战略范畴；第三，是管理的范畴。
　　我们知道，天娱传媒完全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走。随着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易人，它早已物是人非。
　　其实湖南广电何尚不是这样，随着《丑女无敌》获得全国收视率冠军，将有一大批新的电视连续剧陆续投拍。过去的超男或许在这些剧中会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湖南广电或许会暂时舍弃《超级女声》而做《快乐男生》，甚至《星姐选举》？一切皆有可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管是行政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与公司，一个单位的气场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单位的领导确定的。务实的、靠电视剧起家的欧阳常林，一定会让电视湘军染上更多的欧氏色彩。
　　（就在我最后一次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作为天娱传媒的第一任女性掌门人，龙丹妮刚上任就对天娱公司进行全方位重组，将之分为艺人、影视、节目三大块。我得实话实说，我觉得相比老天娱的艺人、品牌运销和活动运营三大块，这种布局更加紧促和具有张力，每个板块之间关联度也更加密切。作为关心它成长的一员，我哀心希望它不要再犯老天娱各自为政、各板块乐当小地主、小诸候的老毛病。当然，它作为湖南卫视“自留地”的色彩也就更加浓郁，对外扩张能力有待检验。）
　　这样一来，天娱传媒或新天娱将逐渐淡出我们这本书的视野，因为它已经失掉了被质疑、被批评、被参照的标本意义。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被更多的湖南广电人看到。如果欧阳常林同志建议湖南广电的员工人手一册，我一点也不反对。当然，我同时也做好了挨骂挨板砖的思想准备。
　　对旧有体制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旧有体制对生产力、创造力的禁锢作用，新的运行机制才有可能在博弈中取得优势与胜利，而湖南广电和其他的精神产品制造单位，终有一天，要把两只脚都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还是谈一下王鹏吧。
　　王伟说，王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好人，甚至可以把他列为有大智慧的人，他在整个体制中间也很不容易的，他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当他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的时候，他可能不得不让哥们儿受点委屈。当我完全跳出来之后，我能感觉到这一点，知道了他曾经是多么不容易。
　　行了，哥们儿，哪天再一起喝喝酒吧。
　　不是所有想跳出来的人，都有王伟那样的决绝与好运气。
　　他们就只好窝在那儿，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激情的衰绝。
　　当激情衰绝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旧体制的同盟与帮凶。
　　是的，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湖南广电从来不缺人才。但湖南广电绝大部分都是专业人才。可怕的是它的管理队伍绝大部分也都是从这些专业人才里面产生，学而优则仕。包括被派遣到各个公司或经营单位任职的人，有多少是懂管理的职业化人才？这对公司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做节目与做管理是两码事，节目做得好并不当然就能做好管理、经营。
　　其实，你是优秀的专业人才转而从事管理、经营也不要紧，但管理、经营的知识、技能培训一定不能缺位，你得把自己整成复合性人才，这样，当你进入市场的时候，才不致于因为跟你的竞争对手不在一个级别之上而一败涂地。
　　还是以《超级女声》为例，最后蒙牛赚了那么多，电信运营商赚了那么多，你湖南广电虽然也赚了，但从性价比来说，赚的只是人家的一点皮毛，而你本来是可以赚得更多的，原因就是，你的市场意识不如人家，你的品牌意识不如人家，你的经营管理人才不如人家。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
　　还有，同样是做传媒、做娱乐，迪士尼就不样，一个米老鼠和唐老鸭，构建了一个多么庞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因为它除了有设计米老鼠唐老鸭的动画人才，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大量的职业化管理人才在那里掌管与推动，能够让这个品牌不段地升级换代。
　　湖南广电也好，天娱传媒也好，有没有一支专门的节目研发团队？有没有做品牌研究的专家？有没有一支专门搞市场营销的专家？有没有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做出一台好的节目不容易，但既然做出来了，便完全有可能带来无穷无尽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但你如果不去开发或开发不当，这档节目就夭折了，资源就流失了。这都是很可惜的。
　　可是，是否真的有人认认真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呢？
　　都说这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做管理的和做业务的，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考虑同一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马兰山的不同位置上，放眼四望。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站在马兰山的任何一个地方，你能看到比湖南广电更高的高楼吗？
　　不能。
　　一个跟王伟在河南做过项目合作的舞美师（绝对不是以写博客闻名的那个），跟王伟讲过一件事，他说湖南卫视的老同事问他，在外面接一些小单算什么，别去搞了，离开湖南广电你什么都不是，最后还不是得回湖南广电？舞美师说，我在外面接的最小的单比湖南广电最大的单——金鹰节还大很多倍，你别看这栋三十的楼，我们现在河南做的天瑞大佛的基座比这栋楼还高。
　　你以为你这栋楼已经很高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参照物，你的参照物是地平线。
　　那个时候，王伟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他因此获得了新的立足点与新的视野。
　　他的雄心或者说野心，就是在活动运营领域，做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行业攻击者。
第六章  七剑下天娱
　　三天时间做三大主题活动：第一，激情鼓艺乐海南，来自五湖四海、各具异域风情的鼓艺将汇集海南，中西融合，以恢宏的气势掀起欢乐节第一波高潮，三届超女冠军将齐聚海南，在花车巡游现场一展歌喉。第二，璀璨烟花靓海南，我们将搭建全球第一个海上舞台，举办中国首次专业的艺术烟花大赛，届时，在璀璨的焰火、美丽的海滩、迷人的夜色的完美结合下，加上现场交响乐队的助兴，将使大家的视听享受得到一次无与伦比的冲击；第三，中华奇绝聚海南，奇人异士纷纷登台，超级女声全程贯穿。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在活动结束之后，还能给每一个参与者留下无穷的回味与谈资。
第一节　王伟的王国：沉舟侧畔万木逢春
    “成功的节会经济是生产力的一种促进。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西班牙马德里的斗牛节，这些成功的节庆活动已经存在了几十上百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甚至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
　　这是某着名杂志采访王伟时他说的一句话。我们已经知道，早在2004年运作第一届“超级女声”时，王伟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新支点——节会经济或叫活动运营。
　　事实上，在中国传媒界，活动运营并不是天娱传媒的创造，当然也不是王伟的创造。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家在媒体看来时常打破常规、总会在不经意间做出惊人之举、让娱乐挑逗经济的脉动、让经济分享娱乐的深邃的公司，之所以能给人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王伟的另类。
　　王伟从来就不是一个按部就班、按常理出牌的人，但他决不是一个哗众取宠、有前首没后尾、自己拉巴巴让别人擦屁股的人，他的“异端邪说”，总是看上去很美，而且总能很快制订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并总能想方设法让别人跟上他的脚步。
　　对节会经济的发现，不是王伟的心血来潮。用一句被滥用的话来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谢天谢地，正是这一发现，帮助天娱传媒度过了最初“超级女声”不被市场认可时的难关。
　　也正是这一发现，帮助王伟在“超级女声”锋芒的掩映下、在天娱传媒混乱的管理模式上，开辟了一块越来越广阔的新天地。
　　2004年的湖南南岳寿文化节，是王伟涉足活动运营的处女秀，很成功很经典，其示范效应，很快让天娱传媒在2005年又顺利接下了南岳的寿文化节、湖南省旅游节和宁乡佛文化节三大活动。
　　省内漂亮的三大战役，夯实了活动运营的基础，王伟很快把他的触角伸到了面向长三角的苏州，面向珠三角的广州，还有祖国最南端最年轻的省份海南。
　　“天娱是个娱乐的传媒，我们以一种很快乐的心态来做事。我们依靠‘超女’实现品牌扩张，然后合理地利用这个平台，实行战略转移。在王鹏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这两年就一直在构建节庆活动这条路。”王伟面对媒体时，从来不会忘记突出他的董事长，至于他在天娱传媒“做事”是否真的有“一种很快乐的心态”，还是酸甜苦辣五味杂存，王伟轻意不与外人道。
　　但不管怎么样，王伟坚信他选择的策略是对的。他很睿智地转换了一个概念——把具有庞大市场的活动运营当成一种新媒体。
　　什么是媒体？媒体就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活动是效果、性价比非常高的。在信息革命时代，传统媒体“提高广告价位”和“扩充广告版面(时段)”的两大赢利模式将面临致命的挑战。特别是电视，要接受高科技的挑战，要实现增量、整体的扩张，目前通行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广告提价，一是把原有播放电视节目、电视剧的时间改成广告，但这都行不通。王伟说，“只有走一条新路子，将娱乐业、传媒业、旅游业、体育业这些有交叉点的行业进行资源整合，走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
　　按照王伟的构想，第三种办法就是跟一个新的产业结合，走一条新的路子。中国的旅游产业比传媒产业大得多，中国的体育产业比传媒产业也大得多，它有两大块需要，一是推广，促进当地或本行业的经济发展；一是植入快乐的内容，以使其可持续发展。而一个成功的活动运营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两种需要的，活动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平台，更是能创造出具有无限想象力与无限实际空间的产业链。
　　王伟的新媒体概念由此形成，通俗地说，他把活动本身、把参与活动的每一个部门、个体都当成了信息的生产方和传播者。这种传播方式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但又与传统媒体不冲突不矛盾，是众多单一性的叠加、组合和立体交叉，口耳相传是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组织者、举办方的宣传实施方案，走传统路线，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网络实现；此外，参与者、旁观者走边缘路线，通过博客、视频、论坛、手机信息“广而告之”，则是一种草根与民间的表达与传播，等等等等。
　　关键的问题是，你所操办的活动本身是否具有新闻、时尚、娱乐、话题等等首次传播和再次传播的价值。
　　王伟认为这正是他的强项。
　　“我从来不认为活动运营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人海战役就能完成。不，它更多的是一种智力输出与文化输出，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玩得好的。”王伟说。
　　有野心或雄心的人，时常口出豪言壮语，但不是所有口出狂言的人，都有野心或雄心。王伟不仅仅是图嘴巴快乐地说说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在实打实地在做，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
　　2004年的合同金额是90万，2005年突破1000万，2006年达到3000万，到2007年，再翻一番，突破了6000万。
　　还是让我们从2006年的海南欢乐节谈起。
　　那是王伟在外省做的第一单。
　　为什么说“商道即人道”？因为商业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你的客户，甚至尊重你的竞争对手，你就能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你就能获得商业机会与商业利益。
　　对这句话，社会上还有一种另类的理解：做商业就是做人脉，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社会关系的时代，人脉资源是最大的生产力。
　　一定有很多人奇怪王伟凭什么在湖南以外的地方还能够攻城略地、如鱼得水？
　　但是，如果你了解了王伟其实是个特别真诚、性情的人，干起活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好人缘。
　　还有，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当官的”，在他们中间，绝大部分是很有事业心的，起码想在任一方，为福一方。
　　在这一点上，王伟能够与他们很好地对接。他能接下海南欢乐节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好人缘有关。
　　谈到与海南省儋州市市长张琦的结识过程，也算是男人间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
　　张琦当时还是三亚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分管旅游。那是2005年，当时三亚要举办两个大型的活动，一个是举办世界小姐选举，另一个是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王伟说张琦师一个很有魄力和能力的领导，他不仅务实、平易近人完全没有领导架子，同时对举办大型活动来说还是真正的专家，他知道大型活动对地方招商引资、旅游开发及提升城市品牌的巨大作用。“南山大佛开光”、“世界小姐”都是他任的总指挥。他知道天娱传媒的影响力，也知道天娱传媒有王伟这么一个人，就安排了人打电话找他，找了很多人，转了很多弯，最后通过新浪网一个什么人终于找到了王鹏和王伟的电话，便邀请王鹏、王伟去三亚考察，作为“外脑”替两个活动出谋划策。
　　王鹏和王伟那天如约而至，不巧回来的那天碰上了台风。也可能是张琦有意留他们，本来是下午的航班，飞机还可以起飞。张琦却安排晚上一起吃饭，结果台风就来了，他们不得不在海南呆上三天时间。
　　他们很谈得来。王伟一直都在考虑跨行业整合资源的事，一直觉得传媒加娱乐加旅游，一定能产生1+1+1大于3的放大效益，这与张琦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感觉张琦的务实、能干，很想为三亚做一点实事，便把自己的想法倾囊而出，三天时间，两个互相欣赏的人，很自然地建立了建立在相同理念上的的个人友谊。
　　到了2006年3月，张琦打电话给王伟，说他们要在三亚南山寺搞一个海上观音开光大典一周年的纪念活动，问他能不能帮忙。为什么是帮忙？因为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做下来肯定没有钱赚。
　　对这一单公司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在商言商，人家都说白了没有利润，不如找个借口回绝算了，免得白辛苦一趟。王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反倒认为这种没有交易成份的友情，是最珍贵的财富，再说了，人家堂堂的常务副市长能开这种口，证明他看得起自己，自己怎么能辜负人家呢？
　　即使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效益，也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回报。第一，可以广结善缘，等于与那些大德高僧又有了一次零距离接触、合作的机会；第二，可以在没有湖南广电的背景与影响下锻炼自己的团队。
　　那场叫“碧海明月慈悲心”的佛教音乐会做得非常成功。
　　王伟与张琦的第三次见面是在湖南。此时张琦刚升任海南省旅游局局长。那时正有个全国性的会议在长沙召开。王伟在向张琦和同来的海南省分管旅游的副省长介绍前一年在炎帝陵举办的湖南省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时，张琦突然说起，我们海南省每年都有个旅游节庆活动，叫欢乐节，但是因为没有专业团队操作，做得要死不活的，如果邀请你们天娱传媒来做，你们有兴趣吗？你们会怎么做呢？
　　张琦之前并没有跟王伟提起过任何关于海南欢乐节的事，乍一提，倒好像给王伟出了一道考题，好在这个话题正好落在了王伟的饭碗里。
　　王伟说，旅游与节会有许多交叉之处，在热衷于依托旅游与节会进行地方推介的热潮下，旅游市场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企业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了，而是产业链的竞争。在所有行业中与媒体联系最紧密的就是旅游，它必须依赖于媒体的包装和推广，这方面恰恰是天娱传媒的优势。《超级女声》有多火爆，你们也看到了，超女其实就是一场活动，一场全民、全社会的娱乐狂欢，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积累了许多资源和经验，具体来说，我们有专业化的策划团队和大型活动经验，能够进行高水平的电视节目的工业化生产，《超级女声》的超高人气更是不可多得的娱乐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统统嫁接到旅游活动上，产生的效应绝对是巨大的。
　　王伟说，你们的欢乐节已经连续举行了六年，为什么一直“不痛不痒，不冷不热”？据我分析，可能是因为缺乏资金投入，策划思路不够开阔，市民参与程度和热情不高。其实，海南岛旅游资源最为丰富，完全可以与夏威夷、芭堤雅等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相媲美，只要省政府痛下决心，完全可以把海南塑造成“欢乐海岛、度假天堂”的旅游形象，并把它做成国际品牌。
　　王伟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反对政府投资办节会。如果把节会变成一种时髦、为办节会而办节会，那是劳民伤财，当然要反对。但办得好的节会活动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却是不庸置疑的。怎么样才叫办得好？就是不刻意进行招商引资，也不大把花钱从国内外请免费的贵宾。而是要把它变成真正的狂欢节，让每一个参与者都心情舒畅，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下次来的时候还要呼朋引伴。
　　王伟分寸感把握得很好，他知道他的听众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可能听他长篇大论，该讲的几点提纲挈领地讲完之后，便有意地停了下来。这时分管旅游的陈省长和张琦局长叶参与了活idong的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指导性意见。最后对欢乐节策出了三个板块。
　　三天时间做三大主题活动：第一，激情鼓艺乐海南，来自五湖四海、各具异域风情的鼓艺将汇集海南，中西融合，以恢宏的气势掀起欢乐节第一波高潮，三届超女冠军将齐聚海南，在花车巡游现场一展歌喉。第二，璀璨烟花靓海南，我们将搭建全球第一个海上舞台，举办中国首次专业的艺术烟花大赛，届时，在璀璨的焰火、美丽的海滩、迷人的夜色的完美结合下，加上现场交响乐队的助兴，将使大家的视听享受得到一次无与伦比的冲击；第三，中华奇绝聚海南，奇人异士纷纷登台，超级女声全程贯穿。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在活动结束之后，还能给每一个参与者留下无穷的回味与谈资。
　　同时陈副省长和张琦局长也提出以后欢乐节都采取政府主导、专业公司运作的模式，形式固定，板块固定，但内容及主题每年更新，并且可以由各地市轮流申办。这样就可能将海南岛欢乐节大打造成真正全民意义上的且对海南旅游推广有很大促进和提升的节庆活动。
　　2006年7月，王伟带着他的策划团队直抵海口，负责与他们对接的海口市市政府的官员一下子愣住了：这不一帮80后的小孩吗？能不能做事？做得好不好？
　　他们不信任王伟，其实也不能叫不信任，叫担心，或者叫合理性的怀疑。但这种担心或者说合理性的怀疑，又给王伟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为制订策划方案不是开民主生活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你得充分考虑今后执行时的技术保证，它应该有一个被充分尊重的灵魂人物。最后，策划方案一旦确定，就不能随便更改了，必须执行到位。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多地还得依赖当地政府，他们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断有想法冒出来，以至不能很好地配套服务，就会很麻烦。你还不能跟他据理力争，因为你本身就是提供服务的身份，不可能像电视台那样强势，这中间就涉及到很多的沟通技术、技巧。
　　王伟面临着两大挑战。
　　第一，长达三公里、现场参与人员过十万的花车巡游。
　　花车巡游本来是王伟的创意，但他没想到分管副省长和张琦要把它搞成世界上一次最热闹的巡游，除了鼓艺和超女，还要有世界小姐和世界先生，全线要有音响、要有电视直播，把声音和画面传送到主会场的大屏幕上。王伟公司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活动，导演王谅和项目负责人曹义峰，也都没有做过。没做过不是借口，只要客户需要，就得做，而且还必须做好。与王伟对接的海口市市政府，几个月下来，看到王伟的团队租房子、睡地铺，没日没夜卖命地苦干，早就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动了，越到后面越跟他们密切配合。
　　这种群体性的狂欢，最担心的是安全保卫问题。如果当时海南省政府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和勇气，是不会把场面和声势做那么大的。其实，老百姓、参与者无非就是图个快乐，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所谓的安保问题，其实最不是个问题。但你必须高度重视，你必须引导好，把安保措施做严格、做到位。为什么沿途三公里都要布音响？就是为了安全考虑。我们主持人开始一上台，就反复地讲注意事项，千万不要拥挤，万一发生突发事件怎么办？你就原地站着，千万不要挤不要跑，就这样反复引导。
　　人算不如天算。原定开幕式于11月16日下午四点钟准时举行，不料，当天下午两点钟开始下雨，暴雨，是那种王伟一辈子第一次见过的真正的瓢泼大雨！活动准时做，还是延期做？有不同的意见，但陈诚很有魄力，说一定要做、要准时做！关键时刻，时任海南省委书记汪啸风、省长卫留成、副省长陈成最后拍板，对着会场上的大喇叭说：“按计划进行！”
　　省委书记汪啸风，省长卫留成穿着雨衣在现场观看，不管多大的雨，多大的官，还不都要跟着看？其实，这不仅展示了海南省领导的亲民形象，同是也展示了他们务实的工作做风。为海南旅游宣传推广风雨无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重要的是，王伟他们事先采取了防患措施，下雨并没有影响演出的效果，反而带来了别样的情趣与热闹。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所有的环节都搞完了，现场大屏幕也因为大雨导致城市供电线路故障突然停电了。
　　这就是运气。
　　第二个挑战是在执行过程中冒出来的。
　　海口市滨海大道有个巨大的绿岛叫万绿园，“璀璨烟花靓海南”的主要观景点就设在那里。按照最初的设想，是用最大的轮船来燃放烟花，必须有足够的面积和足够厚的甲板。他们先是找了半个月的船，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海南最大的船、最好的船都在部队。王伟就真的找人去协调，没想到还真的协调好了，可是，那里海水太浅，航道不通，部队的船开不进来。
　　时间却耽误了，离开幕日期只有十几天了！怎么办？当时把王伟的汗都急出来了。当时宣传都已经做出去了，都知道烟花是在海上放，现在没地方落脚，你说怎么办呢？
　　想来想出，想到了海上的钻井平台，他们就决定在海里打桩搭建平台，而且还得有抗多么级风的技术要求，你想那是多大的成本？
　　成本再高也得做，绝对不可以减工减料，不能留下遗憾。
　　这个活动虽然没赚多少钱，却让王伟津津乐道。因为活动太成功了，“我们为几十万人带来了快乐”，王伟说，以花车巡游为例，沿途三公里全是人，然后道路两边还各站了5、6排，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活动做完之后，他们在海南的品牌就完全立起来了。
　　这中间，王伟还得多次飞广西南宁，那里碰到的问题并不比海口少，但都被王伟一一化解。那一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的长沙市雨花首届商文化节出了问题，给王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还是涉及到对专业人才的使用问题，王伟总结说，在技术层面必须依赖专业人才，但是，如果他不具备公关能力、全局观念，就不能什么事都交给他去做。
　　活动的执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你得什么都懂。
　　让我们进入2007年。
　　这一年的8月8日，倍受天娱传媒制肘的王伟，在海南悄然成立了上海天娱传媒的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娱传媒，自任总经理，它的行业特征非常明确，王伟更是这样描述自己掌管的企业定位：海南天娱立足全球娱乐市场，以专业化活动品牌为市场突破口，旨在通过系列电视活动、节庆活动、商业推广活动、竞技体育活动、极限运动、公益慈善活动等大型活动的系统化运营开发，将公司打造中国活动运营的第一品牌。并围绕活动运营开发相关具有稳定成长力的娱乐产品及搭建系统化的资源平台。最终形成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整合旅游、体育产业资源，发展成国际性的泛娱乐传媒企业。
　　不知是王伟天生喜欢刺激与挑战，还是纯属巧合，这家只有100人的新公司，又将在这一年的11月同时出征“三大战役”：11月16日，操办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落成典礼暨开光法会；11月16日至18日，操办“2007中国海南欢乐节”；11月23日，操办“2007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相比于2005年局限于湖南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活动，不仅规格更高，更是纵跨三个省，可想难度之大。
　　那一年王伟34岁，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年与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50天。他可以并且不得不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除开吃喝拉撒和“打飞的”耗的时间，每天睡眠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但在王伟同事和客户眼里，只要他清醒着，就一定是思维敏捷的、精力充沛的。
　　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了2007年做的所有活动：
　　海南欢乐节五百多万、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一千五百万，苏州重元寺一千二百万，还有KISSCAT八百多万的产品推广活动，海南岛欢乐节500万、湖北讯达的演唱会，还有湖南省旅游节，东盟博览会、汨罗龙舟节一路算下来，到7月份止，他们一共签订了12个项目，合同金额在六千万元以上。
　　说到争办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精彩故事，几起几落，最无助的时候，甚至到了放弃的边缘。但是，王伟就是一个愈挫愈坚、绝不轻易言败的人。
　　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采取招标的方式确定活动运营商，当时共有8家公司参与了投标。招标流程分为三部分，第一步，投递标书，旅游局根据标书情况进行初选；第二步，投标企业根据标书进行现场讲标；第三步，评委评标，评委包括省政府秘书长、文化厅、旅游局主要领导及广东本地着名的文化人、音乐人、资深媒体管理者等共计15人。
　　王伟他们制作的标书在八家企业里是最好的，问题出在第一天的讲标环节，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商业推广总监金涛、总导演王谅。王伟安排金涛主讲，因为他不仅富有激情而且普通话很标准，王谅作补充。王伟自己则扮演了一个放电脑的角色。
　　这里要提到其他的两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广东卫视、一个是央视某着名春晚总导演担纲的策划公司。广东卫视有本土优势，且前两届均为他们所做，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也是志在必得；策划公司的主讲人，是一个富有煽动力的策划人和演讲者，他的独特魅力在于可以使形式大于内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即使他的讲话内容空洞无物仍可以让现场评委激情澎湃。
　　第一天下午，第一轮的评选结果出来了。确定了三家入围单位，就是广东卫视、策划公司和天娱传媒。评审委员会决定第二天进行第二轮评标。
　　那天晚上，王伟从侧面了解了评委的反响情况，大部分评委对他们的策划方案还是很认同的，但是另外两家公司似乎更有实力。据说当时评委们是这样说的：不是你们不行，实在是别人太有优势了，你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准备回家吧。
　　大家知道了都很泄气，可王伟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决定豁出去做最后一搏。只要还没把程序走完，还没有宣布花落谁家，就不能叫失败，就还有努力的必要，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对自己有个交待。
　　王伟这样想，策划方案不错，为什么评审结果会不理想呢？还是评委对我们了解不深入，对我们不放心，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他们对我们有一个全面深刻的了解呢？
　　明天讲标只有半个小时，王伟决定亲自出马。但是，要想在现场打动评委，最好能够想办法提前和评委有个沟通。
　　可是，评委是哪些人？如何联络他们？
　　离明天的会议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王伟头脑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必须立即搞到全体评委的名单。我得承认王伟是很机灵的，他想明天的会议还是在同一个场地举行，评委的相关资料就有可能还留在酒店会议室。他就赌这一把。
　　可是，怎么才能打开会议室已经上锁的大门呢？王伟豁出去了，冒充广东旅游局的会务工作人员，请酒店服务员打开会议室的门，说遗忘了东西在会议室。可能是王伟的湖南邵东普通话跟粤语普通话有一定的相似度，也可能是酒店服务员对当天参加会议的王伟还有点印象，结果一切顺利，酒店服务员对他的身份没有任何怀疑就打开了门，那份名单还真的就在那儿。
　　而那仅仅是份名单，怎么联络上他们？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王伟拿出自己所有的通讯记录本，努力地搜索所有在广东工作、生活的朋友，但是因为时间实在太晚了，有些朋友已经关机了，另外一些人则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搭不上边。王伟“偷”来的名单成了一张废纸。
　　当天晚上，王伟根本无法入睡，把第二天将在评标会上的演讲翻来覆去的过了若干遍，努力寻找最到位的表达，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
　　第二天，王伟抖擞上阵主讲，就三点：第一、天娱传媒很看重这次合作，我是海南天娱总经理，会从始至终亲自坐阵指挥。我们志在必得，因为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一单的利润，更主要的是广东旅游文化节这个品牌、广东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为了进军这个市场，绝不会也绝不能放弃这次合作的机会。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一定会回报您一个惊喜，因为我们会调动最优质的资源，打造好旅游节这个品牌，我们把它当成自己开发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第二，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年轻，我们的员工大部分都还没有家室，我们可以打地铺，我们可以每天只睡5、6小时。正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没有束缚，我们思维开阔，富有创新精神。虽然我们年轻，但我们经验丰富（王伟把他们做过的案例一一阐述了一遍），我们能够成功。第三；就这次开幕式的创意，我们是一个有主题的晚会，这个主题抓住了广东的两个核心元素，大海及南海一号，广东是改革的前沿和先锋，近代文明的崛起都是从海洋上开始的。我们的创意不仅主题鲜明，还有故事情节，便与口碑传播，同时，在形式上有别于传统的拼盘式晚会，一定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伟的发言让全体评委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勇气和决心，最后，15个评委给了他们13票，天娱传媒竞标成功。
　　其他的项目，每一个无不伴随着起码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细说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所有的项目都大获成功。
　　其中，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更是以大型史诗写意剧《蔚蓝船说》代替传统的晚会形式，不仅有张杰、俞灏明、吉杰、叶一茜等快男、超女和孙楠、齐豫等知名艺人参演，更有成龙、宋祖英到场助阵。一班脸上没毛的湖南人，硬是在南粤之地广州，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浪，狂欢巨潮。之后，广东省政府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专门发文予以表彰。
　　那个时候，在王伟活跃、超前的脑子里，有两个字已经开始在那里活蹦乱跳了——“体育”。
　　“明天我们会介入到一个新领域里去——体育！”王伟面对媒体时说，“中国的体育为什么会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太注重游戏规则了。天娱明年要做极限运动，我们现在专门成立了一个极限运动部，用娱乐的心态来做极限运动。比如：花样游泳、滑冰、跳水，跳水是很专业级的奥运项目，是竞技型的项目，但是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来做呢？传统的评审就是评委来打分，去掉最高分最低分，这些项目能不能让老百姓来投分呢？体育是最好的娱乐，我们研发的这个体育节目，是修改了体育游戏规则的，民众可以广泛参与。可以叫体育节目，也可以叫娱乐节目。明年奥运会一完，我们就上台。”
　　在王伟看来，超女、快男都有生命周期，还有政策风险，但是体育没有政策风险。
　　“它是体育的核，娱乐的外壳。”王伟说。
　　他本人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08年的某一天，因为体育，因为篮球，被青春再一次撞到腰。
第二节　“海龟”苏建华：悲愤出走倾情回归
    2001年出走加拿大的苏建华，在跟我谈话的一开始就说他其实非常感谢湖南广电。
　　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浑浑噩噩过日子、不开窍、成熟比较晚的那种人，没有理想也没有目标，到学校读财经专业也是不喜欢，也不好好读书，三年大专基本上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天天看体育报纸，看体育杂志，很喜欢，超级喜欢。
　　1988年11月，湖南电视台对外招聘体育节目主持人，还有半年多才大专毕业的苏建华赶去报名、参加考试。那时魏文彬已经在湖南电视台当台长了。听说那是湖南台唯一的一次对外公开招考节目主持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那一次，被苏建华碰上了，在几百名应聘者中中了状元。那一年苏建华21岁。
　　苏建华别的毛病没有，既不敬业也不懒散，就是想干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干，可能青春期一直没有过去，思想一直处于那种一半天上一半地下的梦幻状态，反正就是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他参加完考试后就进电视台做那个《体育大观》节目，从1989年5月4日首播开始，就一直在里面，由他为主在那儿搞，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呢，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电视台的正式员工。当时也没感觉什么好，也没感觉什么坏，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别人都认为这个人不成熟，小孩子一样的，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纠纷，就那样相处。
　　苏建华26岁结婚，象雷打了一下似的，一结婚马上就开窍了。
　　从结婚后开始，不管是执行力还是意志力还是成熟度，苏建华觉得自己渐入佳境，慢慢地一切都在提高，而且是越来越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30岁才开始学英文，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基本上达到了8级水平，这让他自己都觉得奇异非凡，他的英文在学校时不知道是不是全校最差的，但肯定是班上最差的。
　　苏建华动学英文的念头跟他们的蜜月旅行有关，1994年去新马泰旅游结婚，觉得国外挺好的，他太太就说，那咱们就想办法出去吧。
　　苏建华说，我们又没有国外的亲戚，我也不会说英语，怎么出去啊？
　　他太太说，你要想出去，就总有办法，你可以先学外语啊，你说外面没有亲戚，那我们出去了，这里的亲人不就有了海外关系了吗？总得有个人先出去吧？
　　苏建华非常得意自己娶了一个好太太，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她总在鼓励你，你有什么想法，不管好坏，先鼓励再说。
　　苏建华是一个经常有奇思怪想的人。
　　对于那些奇思怪想别人是怎么看的呢？
　　他的同事、熟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总在第一时间否定他、打击他，让他不胜郁闷，他就是这样长年累月郁闷过来的。但郁闷并没有浇灭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当然他也没有找到怎么去实现自己幻想的办法。他太太跟别人不一样，总是欣赏他鼓励他，让他不再郁闷和孤独，让他觉得她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礼物。
　　一开始，苏建华也怀疑自己，我能学好英语吗？我英语可是最烂的。
　　他太太说，你当然能学好，你是播音员啊，语言素质那么好，肯定没问题的。
　　然后他就学，一年之内就达到了8级水平。他觉得电视台还是很宽容的，就是他这么烂的一个人，也就竞争了一下，运气好得了第一名，就进去了，工作上也没有觉得特别苦特别累，还让他有时间学英语。
　　但是在湖南电视台工作五六年之后，苏建华开始在工作上有点想法了，也会去钻研节目什么的，从1995年开始，他就基本上奠定了湖南电视台首席体育记者的地位，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他觉得一个人只要给他机会，就会不一样。1997年苏建华获得了中国电视主持人最权威的奖项金话筒奖，同时被评为当年的全国百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到了1998年足球世界杯的时候，他则完全成为挑大梁的节目核心了。但是，因为他也不知道的一些客观原因，让他感觉体育在湖南还是不很受重视。他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喜欢的体育，继继努力了两年，就以技术移民的方式出去了。
　　在苏建华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平淡是真的婚恋故事，对他懂得并善于激励人的妻子充满敬意。我的两本小说《青瓷》和《红袖》出版和畅销以后，有很多女性朋友问我怎样才能当好妻子，我的回答跟苏太太的做法大同小异，就是态度真诚地夸奖他、鼓励他，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这么茁壮成长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从苏建华的叙述中我没有看到他的所谓悲愤，按照通常的理解，那是愤青常干的事，因为怀才不遇、因为对社会莫名其妙或理直气壮地不满而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地悲悯与担当。在我看来，不管工作还是生活，苏建华其实挺顺的。
　　苏建华笑笑，这样回答我，悲愤并不是一种装腔作势或虚张声势，如果你认为人的生活、人所处的社会，应该公平、幸福一点，而且完全有条件更公平、更幸福，却偏偏不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保持心灵的平静？我这样说其实是超越了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的，是以一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为参照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
　　但这远远不够，我还得让我的读者也明白。
　　我就这个问题与苏建华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我大学本科念的是哲学，你想我会怕形而上的东西吗？当然我主要是启发苏建华说。
　　我们将很快发现一个有思想的电视节目人思维的逻辑性和语言的流畅性。在把他的录音整理成书时，我只要更换一下人称就行了。
　　苏建华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尽量立意高一点。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去拿自己的生命与前景去赌博……，哪怕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但是平心静气地一想，这种个人恩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实是可以很快让人释怀和遗忘的。我们希望在把传媒事业搞好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一份保证，如此而已。
　　苏建华说，我原来跟王伟不是很熟，我来了之后，是慢慢了解他和他这个团队的，我没有想到他们原来这么优秀，非常优秀，能够做大事，而且能力很强，潜力也很大。我不是瞎吹，我用不着瞎吹。国内的国外的一些传媒人，我也接触过，也了解，象王伟他们这么优秀的，真的不多。但是，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居然长期以来没人管它，象后娘养的似的让它自生自灭。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愿意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对于他们的思想状况，天娱传媒的头儿不知道吗？娱乐频道的头儿不知道吗？湖南广电的头儿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那些个“头儿”就不给王伟打个电话？找他聊一聊，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点什么问题？为什么就只有王鹏走马观花似地过来看了一下？在体制里混的人都是冷血动物吗？只要不伤及到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苏建华说，我觉得你要写的这本书，可以对个人网开一面，不要过多地伤及无辜。但是，对旧有的体制一定要非常深刻的剖析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防碍了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这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国家的软实力的建立，严重地损害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现在打开电视，你看你有什么东西可看？好东西不多的。
　　苏建华说，中国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变革的伟大时代，一个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时代，真如逆水行舟，不往前走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在文化意识领域，却总有个别人还在往后看，往后退。这是什么造成的？肯定是体制造成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一直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呀。
　　苏建华说，就说王伟这个团队吧，他们其实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很想在文化领域（无论是经营也好还是艺术创作也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这个体制已经不行了，已经容纳不了它了，已经不能给它提供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了。可是，我们一些体制里的人，还在那里痴人说梦。
　　苏建华说，湖南广电的战略，不是要走出去立起来吗？我跟你讲，说走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你的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是现实中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国的文化事业，目前来看是不可能走出去的。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走出去，也不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底蕴，是我们的体制已经严重干扰和影响到了我们的文化创作，你的文化艺术产品跟人家比完全没有竞争力，就象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艺术产品也还不能跟咱们中国比一样。
　　苏建华说，现在回过头来说悲愤，决不是对任何个人的悲愤，而是对这个体制的悲愤。我觉得这个体制不行了，是真的不行了，已经缺乏存在的理由，一定要把它打垮。你不把它打垮，它就会把你拖垮。我热切地希望你的这本书能对这个体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析，如果能引起最高层的重视那是最好。你看看，这样一群普通的电视人，文化人，媒体人，他们内心有无数的激情，他们很想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民族的文化振兴做点什么，但是他们有劲使不出来，完全是这种状态。我明明知道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无法去做。表面上你比如说这个超女，他的产权，责权不明晰，知识产权不明晰。表明上看好象损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是它最终损害的是什么？是我们整个文化产业。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不能用制度去保护它，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创作的激情，要做事业的激情，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有事业去鼓励他，反而还有这么多这啊那啊的绳子来束缚他，这个怎么搞得下去呢？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人家能盖什么房子，咱们也能盖什么房子；人家能造什么机器，咱也能造什么机器。你瞧，咱们这一届奥运会办得多好，精彩绝伦，这可是人家说的。
　　苏建华说，我们的区别其实就在精神层面。表面上有些东西看上去是物质的，实际上都是精神的。比方说搞好周围的卫生环境、排队上车等等，其实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反映。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都做不好，证明你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化创造、文化产业、文化创作方面又受到种种束缚。中央的政策没有问题，下面的执行有问题。现在还有什么人敢出来讲个真话？真正的、客观的、一针见血的来评论一些事情？在湖南广电，在我走之前，八年前我已经没看见过什么有激情的人了。这次回来我最大的发现，是王伟和这个团队还有激情。是他们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
　　我插嘴说，我看到你的悲愤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顺利，我可能会主动删掉一些过激言辞。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但我骨子里有一种向权贵讨好的献媚心理，你说它是个人的劣根性也好，是民族的弱点也好，反正我有。
　　其实我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对于我的形象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减分的项目而不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可是，一个社会的先进和活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能为每个有才华的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象超女，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通过那么一个平台，让她成为一个偶象。正是这一点，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先进的、有活力的。第二，先进的、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兼容并蓄的，有极广阔的胸怀包容一切，它有这种充分的自信，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无须向谁献媚，他能本色地、充分地表达他的自我与真诚。
　　让我们还是听听苏建华到加拿大以后的故事吧。
　　苏建华是2001年3月31号到的温哥华，6月1号就开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上班了，做新闻主播和编辑，他们那个电台算是加拿大华人华侨办的中文媒体里面最大、最有规模的，但是，收入仍然不高。他们的节目是在晚上，每1个小时整点播出5分钟新闻节目，那时候拿的是最低工资标准，8元加币一小时，好在工作量不大，什么加通社的稿子啊，包括新华社的稿子啊，还有几个新闻终端，拿起来按套路一整合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能在海外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与自己原来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只可惜收入太低，不能靠这个来养家糊口。苏建华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挣钱。那些出国的人，每到新的地方找工作都要看当地报纸的招聘栏，苏建华发现招汽车技工的特别多，便在当地技工学校培训半年之后，当上了一名修车工。也怪自己调查研究不仔细，一看报纸上说一个小时几十块钱，就动心了。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人家那边工资的算法，不是象在国内，说我找了一份工，每天8个小时，一周5天，每个小时基本工资多少钱，几项一乘就是了。人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是叫浮动工资，也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有这个钱，没做这么多事的时候就没这个钱，算的是你实际工作的时间。可实际上任何一个修车行，并不总是有活儿干的，有时候事情很多，大家都很忙，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多事，大家就闲着。闲着的时候可没钱给你，这样平均下来工资也不高。
　　苏建华那时30岁出头，以前养尊处优惯了，到了那么一个残酷竞争的环境，哪里受得了？那些修车师傅骂起人来很凶的，不管是西人还是华人，只要是新手或新来的总是挨骂，就是无缘无故恨不得抽你踹你的那种。这让苏建华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的丑恶。你想想，他从湖南台那种养尊处优的、甚至可以养懒汉的地方，突然到了那样一个干又累又脏的体力活的地方，一下子怎么适应得了？刚去上班的前半年，所有脏活累活都让你干，他虽然还兼着电台的职，但在汽车修理厂，你基本上就是最底层的工人。刚开始自己开着车回家，有时候很晚了，边开车边听着象席琳。迪翁“新的一天已经来临”、ANewDayHasCome这样的歌，眼泪就会流下来。觉得怀揣着梦想却来这么一个鬼地方受这种苦，真是百感交集。
　　实际上加拿大体制是这样的，它有两条线，它的社会保障体制差不多就象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免费医疗等等，绝对的福利社会，小孩子上学免费，养老有保证，无论贫富，一视同仁。而且当你没有工作、没有饭吃的时候，政府百分之百的会养着你。甚至那些吸毒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些国内的游客回国说，在温哥华看到很多流浪街头的人，那是真的。有的人政府给他地方住，他不愿意受那个约束，他愿意在外面，那没办法。实际上一些条件都是有的，有集体住宿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都有。除了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竞争，那是非常残酷的，一般人根本受不了。那种竞争完全是丛林法则，你不能示弱，你一示弱就会被吃掉。
　　修车工的经历让苏建华受益非浅，为什么呢？其实他当年出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现状不满。这个不满当时更主要的是对湖南台那个环境不满，或者是与某个人不对劲，或者是某个机会他觉得理所当然归他却给了别人，于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不满无非就是这些。
　　冷静下来想，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也是极度不满的，他不愿意在那样的环境里继续生存下去，他记得那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反复回想的就是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清水煮青蛙”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一直在电视台那样一个地方混，感觉就象一个纨绔子弟，就象一个八旗子弟，觉得自己这辈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再这么混下去只有死掉，死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不断地向自己强调，然后憋足了劲儿学英语，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出去。然后就这么出去了。他的行为动机就是因为不满，非常强烈不可抑制的那种不满，不管是对体制的不满、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还是对自己个人的不满。
　　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苦，太顺了，虽然是无所事事，也没有成就什么，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自己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愫的，特别是当年看了那个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也要到外面去闯一闯，也让自己到市场里去聘驰，当时经常浮现在脑子里的念头，青蛙是一个，猪是一个，想从一头家养的猪变成一头野猪的那种感觉。他渴望变成一头野猪而不是一头家养的猪，因为家养的猪是肯定没有前途的，最后肯定是被宰杀的。作为野猪来讲可能会更强壮，还可以把本性发挥出来，说不定能奔向一个更自由的王国。就这么一个感觉，双向的动力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运气也不错，在电台有这样的跟本职工作、个人爱好还有一点关系的工作，白天虽然累得要死，但是养家糊口已经没有问题了，养车养房也没有问题了。加拿大这一点好，可能你很苦，竞争也很激烈，但是只要你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正当的工作，养车养房都没问题。
　　在整整三年时间里，苏建华基本上都是早上六点多钟起来，晚上11点左右下班，大概12点才回家，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晕倒了，就是累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病倒了。确实已经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了。
　　病倒以后就开始反思，觉得不行了，这辈子还是不应该这么过，还是应该再选一个什么新的方法，自己毕竟不是干这个的，这个干起来很吃力。自己不想干可每天必须强迫自己去好好干。这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方向，面临着第二次选择，懂得形而上的苏建华于是开始思考：到底我这辈子要干什么？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还来得及，因为欧美和咱们中国很多地方不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三十不改行”，但在美国或者加拿大，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多，可能三四十之前一直在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可能一直没找到，可能突然有一天他顿悟了，知道自己做什么了，他认为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比如说肯德基创始人--Sanders上校，年轻时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包括铁路消防员、养路工、保险商、轮胎销售及加油站主等等，最后在餐饮业上找到了事业的归宿。他创立肯德基品牌时，已经是个66岁、月领105美元社会保险金的退休老人了。
　　苏建华在家里休息的那段时间马上就想清楚了，还是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联系了做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朋友，包括前中央电视台的，前凤凰卫视的，前日本某华人电视台的，决定做一档电视节目。
　　加拿大实行制播分离制度。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虽然亚克逊人是主要人种，但近些年少数民族的比例开始越来越高，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均受到官方的重视。他们有一个20频道，专门拿来做公共频道，播放那些少数民族做的、反映其社区的节目。这个频道虽然不象别的频道那样花钱购买你的节目，但会把频道平台免费提供给你，你可以自己跑赞助跑广告。苏建华和其他六个人每个人凑几千加币，买了入门级的设备，包括摄象机呀、电脑呀什么的，还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他们的公司叫做“海达电视传播公司”。
　　他们做了一档叫“相聚新天地”的节目，苏建华负责策划、写文案，很简单的节目，很简单的设备，然后便到社区去采访各种各样的华人，大陆来的，港澳台来的，介绍他们是怎么在新的地方适应生活的，怎么来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就讲自己的故事，一期节目30分钟，大概讲两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节目放在晚间挺好的时段，星期五晚上的7：30—8：00。
　　但是，广告不是那么好拉的，加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文化背景融合在一快也很难磨合，公司在经营了六个月后解散了，大家好聚好散。
　　这次失败的经历反而点燃了苏建华，他就觉得电视呀，传媒呀，就象生长在他脑海里的一条神经，杀不死也拔不出来。他分析他们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当地的规则，它的营销模式、包括其中一些公益性的东西，了解不够、把握不够，他萌生了要去学校学习传播业、经营业的念头。
　　他太太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说你既然喜欢这个事情那你就学吧，即使不是为了生计，只为了自己的爱好去学习都可以，苏建华于是考进了太平洋影视学院，学电影和音乐的经济，正是在学习期间知道了《超级女声》。
　　苏建华毕业后想回来，老婆仍然支持，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留守”。
　　后来，苏建华通过谢湘林介绍见到了王伟，被他称为是这次回国最大的发现。
　　他喜欢王伟团队的理想主义，他一直认为搞传媒搞文化产业必须要有理想。他把自己在国外这几年的生活，当成是实实在在的谋生，是在挣扎的状态下过来的，他也知道人都是实在的，今天没钱了你就没米下锅了，但是，当你立志要做传媒产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理想。
　　苏建华象个孩子似地描绘被王伟他们团队重新点燃激情的过程：我原本就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以后，我把中外两种传媒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考虑，把体育的元素加进出考虑，就会有很多的创意或想法，每当我提出新的创意或想法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一种鼓励的、乐观其成的态度来对待我，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在湖南电视台的时候比是多么地不一样呀，那帮人动不动就一个灭火器喷过来了，搞得你蔫蔫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跟苏建华开玩笑说，原来你在王伟和他的团队身上，发现了类似于你老婆的那种气质，那种关爱、激励与鼓舞。
　　苏建华补充说，还有大量的商业智慧，以及如何释放人的潜能。
　　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应该承认我多少也被王伟和他的团队的精神感染了。以这本正在写着的书为例，它严重地干挠了我原先的写作计划，让我本来正在撰写的《青瓷》电视剧剧本一拖再拖。但我也象苏建华一样，有一种潜伏的激情被点燃的感觉。
　　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部我想尽可能纪实的作品，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乃至官司缠身，但我义无反顾，别无选择。
　　跟苏建华谈话总是意犹未尽，我估计他那些海外求学求生的故事，应该会令那些准备出国留学或定居的朋友感兴趣。
　　不过，我们现在要换章节了。
　　至于他与王伟正着手做的那件大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当我对那个项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我马上认定那是一个《超级女声》还要大很多倍的产业。我不敢说他们一定会把它做得比《超级女声》更加轰轰烈烈，但我敢肯定，他们的操作会更具有商业智慧与专业的敬业精神。
第三节　师爷谢湘林：“电视是个台”
    谢湘林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
　　1982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表现很活跃，是系学生会干部。学生会不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序列，但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都把它当着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早期技能培训与锻练。
　　谢湘林的济世良方象春天的农作物似地在心怀里悄然萌动并茁壮成长。那时的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栋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分配，所以，离大学毕业还有好几个月，谢湘林便已经知道他将分配到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他给自己描绘的道路是，先给某位省长副省长做几年秘书，待到羽翼渐丰，再找机会外派。那时候有部令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新星》，那些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关心时局的人特别爱看，谢湘林的理想就是做一名电视剧《新星》里李向南一样锐意改革、造福一方的人民公仆。
　　上面的一纸文件改变了谢湘林的生活轨道：为了强调社会实践经验与实际工作能力，各省直机关、政府部门，不再从大学直接接收应届毕业生。
　　谢湘林临近毕业才知道有这么个文件，当时湖南省政府还专门派了个处长去南京大学解释这个情况，这样一来，谢湘林的毕业分配反而没有着落了。
　　在当时计划分配的背景下，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可是件大事。系里管分配的老师找谢湘林，问他要不要去北京，二外还有个名额，如果不愿意，留在南京也行。那时谢湘林的恋人在长沙（后来成为他感情甚笃的妻子，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伤痛），所以坚持要回长沙。老师问他，除了政府部门，长沙还有哪些单位愿意去？比如说报社啊，出版社这些文化事业单位，行不行？
　　老师不是随便问的，一是中文系的毕业生进这些单位专业对口，第二，当时谢湘林班上有两个分配到湖南长沙的指标，谢湘林去省政府办公厅，另外一个湖南老乡去湖南电视台，但这位同学不想去电视台，愿意去报社。那个时候报纸比电视台要吃香些，地位要高些，而且他自己已经联系好了去湖南日报，等于把进湖南电视台的指标空了出来。
　　谢湘林对电视台没有一点概念，为了回到恋人身边，准备退而求其次，便答应了。
　　谢湘林于是先陪女友去旅游了，等到报到的时候，没想到又出了状况。
　　1986年7月下旬，谢湘林按照毕业生分配派遣证上的单位到省广电厅人事处去报到，一个科长就跟他讲：“你被分配到省广播电台”。
　　谢湘林当时就愣了，分配证上明明写的是湖南电视台，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去省广播电台？
　　科长说：“你分到省广电厅是不错，但我们有权进行二次分配，去省广播电台就是二次分配的结果。”
　　谢湘林想想说不对，我的分配书上明明写着分配到湖南电视台，我就只去湖南电视台。
　　其实他那时对电台和电视台并没什么特别的概念，但人家硬是这样说他就觉得不能接受，心里暗想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
　　科长把他晾了一会儿，要他明天再去。
　　谢湘林第二天又跑了过去，科长跟他说：“要不这样吧，把你分到厅机关，厅机关挺好的，更有发展前途。”
　　在省广电厅办公大楼几进几出，已经让谢湘林感觉不大好，那种随便差遣人的衙门作风，与他曾经向往的从政道路相差甚远，他可不想让自己变成这种衙门机构中的一员。他的犟脾气上来了，开始与一直接待他的那位科长据理力争，他说，我没有分配出去之前，我就还是南大的学生，就必须服从南大的分配。
　　科长板着面孔说，那你要这样说我们就不好办了，我们广电也可以说不需要人了，需要人的只有广播电台和厅机关，你去不去吧。
　　谢湘林说那不对，我在学校里是学生会干部，参与过大学生的分配工作，我非常了解相关政策和程序，是湖南电视台需要人然后跟你们这里报告，报告之后再报告到教育厅，教育厅再报告到教育部，教育部再把计划下达到南京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省电视台不可能没要人。
　　科长没辙，出去跟处长汇报，回来让他再考虑考虑，明天再去。
　　第三天人事处放弃了努力，谢湘林最后还是去了省电视台。后来他慢慢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另外一个没有计划但有关系的毕业生，在他徜徉桂林山水的时候，把他的指标顶了。
　　说到这，谢湘林笑着说，后来他也省悟到，省政府组织部门干了同样的事，只是干得更有政策水平，没那么简单粗暴。因为他同学分到中央、其他省级机关的计划并未因这份猴年马月的文件改变，可见文件是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充当工具的。
　　这说明谢湘林进入湖南广电的路，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有点曲折。
　　他被分配到专题部，但他从来没学过新闻，没学过传媒，与电视有关的一切算是一片空白，学摄影，学剪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当时的专题部业务气氛浓厚，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叫刘学稼的老师，刘学稼当时是专题部副主任，是一个追求个性和艺术化的电视人，拍摄的专题片经常被中央台采用。谢湘林悟性高，很快就上了手，他发现搞电视其实挺有意思的，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写，多项全能，并很快就拿了一些奖，那个时候大家的事业心、进取心就体现在拿奖上，除了这个似乎也没有别的方式能证明你自己，自己做的节目要能上中央台或评到一个奖，就很有成就感，觉得没白干。
　　当时的专题部在湖南台是个很牛的部，主任刘自成业务全面，作风干练，不怒自威，在湖南台上上下下极有声望。其人与当时新闻部的魏文彬都是湖南台政治上的新生代，被广为看好。后两人有机会提拔副台长，而刘因学历不够，没提上去。这让他一时想不通，对自己仕途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怀疑，于是一走了之。
　　其实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个政策后来就没听说了。谢湘林当时认为只要刘坚持留在湖南台，别人终归绕不过这座山。试想想，如果一个主任的资历、水平、名望长期超过那些副台长，甚至台长，那台长们是不是很没劲很贬值？所以他这个副台长迟早会当上的，否则大家都难受。这大概是1987年的事。
　　魏文彬当副台长不久，谢跟他就有了第一次接触。他的第一条独立拍摄制作的专题片《这就是生活》播出审片，正好管专题的台领导都不在，就由管新闻的魏副台长审。正是这次审片让谢对这位副台长刮目相看。倒不是因为魏表扬了这部新人新作，而是魏对这部片子的精到评论以及对人物专题片创作的看法，居然让陪同审片的专题片高手刘学稼、朱久阳副主任心服口服。这让谢感到惊奇，因为魏的观点只是迅速消化了刚才刘、朱先发表的评论，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概念极有条理地重新阐述一道而已。谢觉得这才是魏的高明之处，这种高明有多重意义，体现出老魏的政治水平和人格魅力。
　　刘自成去了金蜂音像出版社，他一走，专题部就没有主心骨了。不少人离开了专题部。远的去了中央台、北京台、广州台，近的去了台内的各部。朱久阳去广告部当了副主任。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搞开发区，开发热，每个县都搞招商引资，需要拍很多宣传片，朱久阳就把谢湘林叫去了。
　　采访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那部网络小说《长沙飘客——一个湖南电视人的另类生活》，里面讲的就是广告部的故事。我觉得谢湘林对那本书的相关内容的真伪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他可以帮我一一指证。
　　我能告诉你的是，那本书的作者确实曾在湖南广电工作，当时在广告部的策划部。谢湘林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的行政关系是不是还挂在湖南卫视新闻部。他的书并没有并封杀，湖南广电是否跟他有交易，外人不得而知。
　　据说在湖南广电光拿工资不干活的人大有人在。这固然说明湖南广电管理上有漏洞，但也说明它的环境很轻松、很宽容。有很多人刚进出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北，但湖南广电可以由着你不按常理出牌，象潘礼平，就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才的人，他玩的是自己的路线，很本能地就知道观众的想法、讨厌什么喜欢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引起观众共鸣。他搞的新闻没有一点新闻腔，语言很怪，却非常生动，观众就是喜欢看。
　　这是题外话，还是让我们继续说谢湘林的故事。
　　谢湘林到广告部第二年就在全国拿了三个广告奖，并当上了制作部经理。
　　1997年湖南广电蕴酿筹办湖南生活频道。筹办者是刘沙白，就是谢湘林以前在湖南电视台专题部的同事，据说这是非魏系里魏文彬用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对外部的欧阳常林。与刘沙白搭档的叫做吴澧波，是谢湘林的中学同学，两个人是多年朋友，这之前与欧阳常林一起创办了湖南经济电视台，做常务副台长。两个筹办者要招兵买马，都来找谢湘林，希望他和他们一起干。谢湘林本来就是做节目出生，两个好朋友的邀请，让他做业务的心蠢蠢欲动，便很快就答应了，出任了生活频道总编室主任。
　　总编室主任是个很重要的岗位，成立之际，必须协助频道道长完成整个频道定位、节目框架、组织结构和它的识别系统的确立。成立以后，负责处理的事情就更多，如频道推广、节目宣传、内部评议、人员管理等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做，是个比较锻炼人的工作。
　　两个道长都是很有激情和梦想的人，体现在招人的要求上，就是标准定得非常高，决不凭关系和感情进人，除非你有真本事。这使得生活频道整体的人员素质很高，后来散布到各频道的编导都成为业务骨干。
　　总编室的人由谢湘林负责招聘。他选了六七个人，其中就有我们即将非常熟悉的李卫。半年以后，当频道需要一个人搞收视率分析的时候，他又招了王伟。李卫和王伟，包括另外几个人，每人独挡一面，使得总编室成为一个非常精干的团队。
　　在谢湘林眼里，王伟不仅有两个本科学位，是大学学生会主席，还是一个专业强、悟性好、勤奋积极的人，在做收视率这块很让人放心，为总编室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建议。除此之外，他的学习能力很强，钻劲很足。尽管他学的是电子工程和管理，但是他的理科基础很扎实，尤其在对市场的敏锐度方面，更厉害。谢湘林觉得湖南电视不缺编导记者，编导记者出生的媒体管理者有着管理素养上先天的缺陷，而王伟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才是电视行业最需要的。后来谢湘林做《大当家》栏目时，便力排众议，着力提携王伟当栏目的制片人。
　　后来被合并掉了的生活频道，早期却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大家很有创新意识，风气正，很讲团队精神，做了几档前卫、时尚又受老百姓欢迎的栏目。但是，生活频道是个软品牌，不能做新闻，定位比较边缘，先天就有些不足。再加上当时的有线台和经视频道还有后来的文体频道，互相打压、恶意竞争，发展的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平台始终没有办法上升、提升，所以会让有些人感到有劲儿使不出来，免不了要失望。
　　象吴澧波，他从经视过来，本来希望把生活频道做得更好，结果却总是被限制，似乎永远赶超不了经视，失望之下就去了澳门卫视，还带走了一帮人。慢慢的，生活频道就开始不稳定了。加上吴澧波走了以后，频道的权利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一权独大的格局，风气渐渐变了。
　　简单几句话讲完的过程，不可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为了让大家更形象地了解湖南广电的气场，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谢湘林在总编室主任的位置上是怎样做人做事的。
　　前面说过，总编室只有六七个人，管的事情却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频道本身的节目的预告和宣传片。当时王伟除了管收视率，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负责安排频道里面栏目的宣传片。有一次，有个节目部的主任，属于个性很强的那种，突然把王伟喊去骂了一顿，质问他为什么他们节目部的栏目宣传片安排得那么少？王伟解释说，我们这个宣传片是统筹安排的，顺秩安排上先是电视剧的宣传片，再是广告，然后才是频道各节目部栏目的推广、宣传和预告，我们对各栏目一视同仁，不存在谁多谁少。
　　那个主任并不听王伟解释，还是指着鼻子骂，让王伟很受委屈。谢湘林听说此事，赶了过去，一听原委，火冒三丈，把桌子一拍，也指着对方鼻子吼道，你有什么权力直接找我的手下？是总编室大还是你大？
　　谢湘林的性格基本上是谦和的，难得发次脾气。在其位谋其政，谢湘林还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曾经在98年《南方电视学刊》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湖南电视改革趋势：合＞分》的论文，《南方电视学刊》在当时是国内很专业、很权威的一本学术杂志。谢湘林撰写和发表那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评职称，他在总编室主任这个位置，看到湖南广电、湖南电视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恶性竞争之中，而这种态势在其他省市电视台也存在，他必须为此鼓与呼，希望引起有关高层的注意并改变那种局面。
　　几年后，湖南广电酝酿第二轮改革，合并浪潮把生活频道并没了，以后的广电正史提都不提生活频道，百多人的青春、梦想、奋斗、精彩，如过眼烟云，就此寂灭。这是谢湘林没想到的。
　　让谢湘林感触良多的是电视剧的购买。
　　经视、卫视、娱乐、有线、都市、生活频道，大家都在抢电视剧，每个台长都想通过好的电视剧争取收视率。那些卖电视剧的影视公司、发行商都特别高兴到湖南来，有意无意地挑逗各频道去争去抢，成交价比别的省份高出很多，多花掉的那些冤枉钱有多少进了个人的腰包他不敢说，但通过所谓正常渠道流失的，可都是国有资产。
　　谢湘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外设置贸易壁垒，对内进行市场化竞争。改多头进口为统一进口，再在湖南广电内部进行二次分配。
　　所谓的贸易壁垒也就是一种比喻，以防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至于内部竞价时可能会因为存在频道实力的强弱而产生的不公正，他建议采取投“暗标”的竞价方式，既要凭借经济实力，又要考验频道选剧的眼光。
　　两三年以后湖南广电成立了统一的节目营销中心，在电视剧采购上对外实行限制价格。
　　谢湘林在购买电视剧方面所做的文章，这才刚刚开了一个头，他接下来做了两件让自己得意让同事叹服的事情。
　　先说第一件。当时西安有个公司拍了一部涉案剧，叫《真实再现》，属公安干警侦破刑事案件类型的，就由侦破案件的公安干警真人出演，完全是一种纪实手法，有悬念，有罪犯的做案手法，有一步一步逼近真实的侦破过程。一开始，这部片子并不被看好，甚至差点被频道领导否定掉。领导的意见有道理，因为这部片子节奏太拖沓，比如说，为了突出领导，一出场要介绍这是某某领导，到了下一个破案地方，又把上面的领导再介绍一圈，诸如此类，确实让人烦不胜烦。但是，如果你把这些跟故事情节关联度不大的繁文缛节统统去掉，将会是一个演绎得非常到位的精彩故事，非常惊险，非常好看。
　　谢湘林这一点看得非常准，他以极低的价格把片子买了下来，然后把总编室同事叫拢来，自己亲自动手剪了一集做样本，然后把任务分下去，每人几集。又叫李卫重新做了片头和片尾，还找了一首歌放在里面，经过这样的删减、包装和再创造，放到频道一播，一炮打响，创造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另外一件事是关于是否购买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是一部由刘恒的优秀小说改编成的一个非常好的电视剧，已经在北方不少电视台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谢湘林看样片的时候非常感动，感动得流了眼泪。
　　但是看完以后，他冷静一想，结论却变了：不能买。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这部剧的幽默不符合南方的幽默逻辑，湖南的幽默文化跟北方的幽默文化是不一样的，北方观众认可贫嘴张大民在辛酸中夹带的那种幽默，湖南人就不接受这种东西，湖南人不喜欢这种自虐的、窝囊的东西。第二，经视在抢这个剧，已经把价格抬得很高了；以谢湘林的判断，这是个赔本的买卖。
　　频道领导知道谢湘林的意见后急了，亲自做他的工作，不理解这么好的一部剧为什么不买。谢湘林说了自己的理由，却没有把领导说服，领导说他看走眼了，如果这部剧被经视拿走，收视率肯定会非常好，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在原则问题上谢湘林也是不轻意让步的，他强调湖南观众的欣赏习惯，强调价格已经被经视抬得高得离谱。但他也没能说服领导。领导说：“那这样，我们在频道里面抽几个人，作为普通观众来看看这个剧，听听群众的意见。”结果就抽了几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看，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说最后由群众来决定，群众又不傻，既不想担责任，也不想得罪人，结果所有的表态都是很含糊的，‘哎呀，好像也还可以’，‘哎呀，又怎么怎么……’就是很暧昧的态度。再说了，他们当时确实把握不准，他们不是干这个的，知道什么观众受众心理啊，收视率啊？领导没办法，就逼谢湘林，说“如果经视播了这个剧，收视率又很高，你要负责任！’那个时候谢湘林已经豁出去了，就拍胸脯向他保证，说我来负责。
　　后来这个剧还是被湖南经视拿去了，播出以后，反响平平，收视率创了湖南经视的新低。付出了高昂成本的湖南经视感到莫名其妙，完全懵了。
　　生活频道定位边缘而软性，本来就不好做还经常被湖南广电领导部门批评，说他们跟家庭、生活贴近得不够。谢湘林很不服气，就想自己亲自做一档节目，做一档与家庭、生活、情感有关联的节目。
　　当时在湖南经视做体育节目的苏建华是谢湘林在湖南台专题部时的同事和朋友，也被请来当策划。
　　谢湘林设计了三个板块：
　　第一，“萝卜白菜”版块，专门围绕一个生活中的主题来讨论，现场有很多观众，台上有几个嘉宾、加上两个主持，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比如说他们曾经策划过的话题之一是关于借钱的，谁都碰到过，都有话说。他们给现场的每个观众都准备了一个按钮的，大屏幕上当场就会出现调查结果，赞同的多少人，不赞同的多少人，很快被分成两派，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再加上嘉宾或专家的评点总结，便能展示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
　　第二，“比较生活”版块，两个含义：一个是提供一个很故事化很生活化的标本，另外一个是让大家进行互相比较、互相参照、互相关照，就是“比较生活”，这是一个专门做个人的故事或者说是怎样做人的故事。比如这本书前面提到过的“走进戒毒所”、“为婚姻辨法”等等，通过一些特殊人群或个体的故事，折射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引起观众的关注与共鸣。
　　第三，“当家理财”版块，这是对前两个版块的补充，除了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和对某个话题认知的需要，还要给观众一个实惠的东西，怎么样精打细算过日子。他们当时联系了阿波罗超市，针对某一款商品进行价格竞猜，低于原标价又最接近原标价的现场观众有奖，他猜出的价格，将成为该超市该商品在这一周内的优惠价，很好地实现了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他们把这个节目统称为“大当家”，这个名字是苏建华提出的，谢湘林觉得非常好，又贴切又响亮。
　　这档由潘峰和贾芳共同主持的节目后来很有影响力，开始却差点胎死腹中，因为台里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谢湘林是总编室主任，他牵头做节目等于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显失公平。
　　谢湘林是个坚持梦想，敢于舍得的人，便去找频道道长刘沙白，宁愿辞掉总编室主任的职务，也要把节目做起来。刘沙白见他决心很大，只好同意。谢湘林振臂一呼，原来总编室的几个人就跟着他走了，包括李卫和王伟。
　　谢湘林担任栏目组总制片人比总编室主任矮一级，大家开始叫他谢老师，他勤于律己，施惠于人，让十二个人紧紧地团结在他周围，非常上进、非常愉快，用活了频道的优惠政策和他们自己制订的奖励机制，把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大家拿的钱比别的栏目组高出不少，年底还能奖励大家到海南、泰国去玩，这让大家的辛苦有个盼头，集体出去旅游也增加了团队的感情和凝聚力。
　　谢湘林把每个人的潜能都充分调动起来了，他们的节目不仅在生活频道收视率总是名列前茅，而且还获得了“湖南省最佳原创电视节目”奖。
　　正是在这里，王伟逐渐成长为栏目的制片人，在与潘峰、贾芳、李卫、王谅、封继承等策划制作了“走进戒毒所”、“为婚姻辨法”等大型系列活动、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王伟的心里就埋下了活动运营产业这么一个种子。
　　谢湘林做节目做得风风火火的时候，他空出来的总编室主任的位置却是几易其主，前后换了三四个人，人员也臌胀很快，多时大约二三十个，是谢湘林当主任时的三四倍。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但肯定力量杂，反而把真正干事的力量给抵消了。
　　吴澧波走后刘沙白也走了，他去湖南电广传媒在北京的子公司远景东方当总经理去了。
　　生活频道的力量一下子就弱了下来，到2004年，频道间激烈的内部竞争让魏文彬觉得该整合了，湖南广电把经视、都市、生活三台合并，统称湖南经视，原来生活频道的员工一下子变成了“三等公民”，大家都感觉到没着没落的。
　　三个台的节目合并在一块儿，时段是有限的，有些节目就得下，“大当家”被认为不适合在经视做，就停掉了。谢湘林的团队面临解散。他和栏目弟兄们一起想辙，很快策划了一个“铁嘴童牙”节目，是讲小孩子的。
　　谢发现七到十岁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是很新奇的，介于童趣与少年老成之间，有很强的语言表达欲望，但表达能力又不充分，其语言呈现便会具有一种独特性，不同于成人的逻辑，往往出乎意料，做成语言类的节目应该非常有意思，会让成人观众觉得很娱乐很生活。
　　他们很快就做了一个样片，经视领导审查的时候看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节目没有通过。节目上不了，意味着团队赖以存在的理由失去了。
　　当时的他们，制播分离的条件基本不具备。中国电视就是发展到了今天，独立的节目制作公司也走得非常艰辛。谢湘林只好看着大家各谋出路。
　　他的团队散了，这让他无奈并且愧疚。王伟成立海南天娱后，谢湘林曾告诉他两句话，一是要抓住团队，二是要抓住资源。
　　就在这个时候，谢湘林个人生活中出了件大事，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了。
　　其实1999年11月，他的妻子就查出了卵巢癌，这几年谢湘林一边要陪妻子做各种治疗，一边要兼顾工作，很不容易，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加丰富复杂的感悟和体认。
　　妻子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三台合并又让他失去了团队和施展的舞台。这时，有几个朋友劝他改变一下环境，邀请他去工作。
　　谢湘林找经视台长吕焕斌请假，吕台表示理解和支持，还主动提出将他经济节目中心副主任的职位保留一年。
　　他选择去了朋友老游的公司，因为老游的公司是做影视剧的，当时热播的《金粉世家》便是这家公司的出品。老游看中他有总编室的经历，比直接从事影视制作的人更了解观众，了解市场。谢湘林也觉得影视制作毕竟没有离电视太远。就这样，他在老游北京的公司当起了总经理。
　　这期间有好多事情，我因为也在改编自己的小说《青瓷》为连续剧，对电视剧的策划创作、市场定位等等非常感兴趣，所以下面这个跟剧本有关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作为老游北京公司的总经理，谢湘林最重要的工作是抓剧本抓项目。在浏览了大量送上门的或通过朋友找到的剧本和大纲之后，他发现没有让自己满意的。一天，他清理公司文件柜里尘封了一两年的剧本和大纲，在故纸堆里发现了《血色残阳》的三集剧本和全部大纲，他惊奇这么一个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怎么会被埋没。
　　谢湘林说，一个剧本如果是悬疑剧，又是女人剧，还是民国剧，那影视公司的老板应该重视了。悬疑剧吸引人，女人戏好看，民国剧好编，特别是海外观众看得懂，可以发海外，市场大啊。具体到《血色残阳》，编剧手法老到、全面，语言有相当功力，其对白既刻画出人物性格、矛盾冲突，又很好地推动情节的向前发展。在悬疑设置、情节结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等方面都独具匠心。还有一点，这部剧的大部分戏都在一个大院里发生，这对于老板来说可以降低拍摄制作的预算，缩短拍摄周期。
　　有这么多好处，谢湘林觉得公司上这个项目可以说稳赚不赔。于是赶紧寻找作者，通过打听，在北京通州找到了作者林和平。林原是东北某省作家，《血色残阳》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电视连续剧剧本。一年多以前，他揣着剧本到北京，给很多家影视公司送了剧本和大纲，但一直没有动静。谢一听暗喜，马上跟他谈拍摄版权转让。不过，林说，剧本的版权归了他现在立足的一家小公司。
　　公司老板是个抽烟喝酒的东北女人。在双方初步谈好价格、拟定协议时，又拿着协议去别的影视公司吆喝。老游的公司在影视圈内有相当影响，老游公司看上的剧本别人自然不敢轻视。一看，果然好，越看越好。于是，女老板又反过来跟他们提价了。70万，80万，90万，如此这般，三番五次，把个湘西倔脾气的老游惹毛了，老子不要了！
　　谢意识到游老板是真发火了，不是商业策略，又气又急，赶紧找到《走向共和》的责编、央视的吴兆龙老师，请他对剧本作个判断。吴老师其时正跟王跃文等编剧帮老游策划、改编《龙票》剧本，翻看以后说，考虑到这是个不错的成熟的剧本，不用再费时费钱策划、讨论、修改，且有三十集以上，一百万买下来都值。
　　此时的老游受了小公司的气，加上心思全在《龙票》这部计划中的大片上，便杠上了。那边厢对方两边也忽悠得够了，见好就收，卖给了别人，最终谢便与这部剧失之交臂。
　　谢湘林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与淳朴而有才华的编剧林和平成为了好朋友。林老师后来创作了好几部艺术性强的电视剧，如《继父》、《女人一辈子》、《西圣地》等。
　　《血色残阳》这个本子后来辗转到了柳云龙的手上，成为他试水监制的第一部剧。2005年，该剧在全国各地播出，收视飘红，南北通吃，虽然成品在导演的整体把握、演员的选择及表演上有诸多不足，但市场已经证明这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剧。后来柳云龙自导自演大获成功的《暗算》，多少吸取了前剧的经验。
　　谢湘林离开湖南后一直与王伟等人保持着联系，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发展。2004年下半年，谢在老游公司广州的总部工作。此时已是天娱传媒副总的王伟带着联系超女分赛区的任务来到广州。王谢在位于天河北路的公司见了面。
　　看了王伟随身带来的《超级女声》节目方案、推广方案，还有海选的录像，谢湘林非常认可王伟对这档节目意义的阐述。知道王伟很辛苦地在各地推广，谢分析说就算搞定几个分赛区，也只有这几个地面频道在推广，影响仍然是局部的、孤立的，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上一个卫视，为什么不找湖南卫视呢？王伟无奈地一笑，当然找过啦。
　　不用多说，谢湘林就明白，不同频道的条块分割、对此节目价值的认识不够等等因素都会造成这种结果。沉吟了一会，谢湘林自告奋勇地说，留套资料给我，我找机会去游说广东卫视。
　　几天后，经过预约，谢孤身走进了广东台那栋大楼，受到台长的亲自接待。谢递上资料，把这档节目的形式、内容、意义、前景及合作模式介绍了一番。台长表示将交给台里相关节目部门研究论证。
　　谢湘林不了解的是，当时广东卫视刚刚调整自己的定位，确定将广东卫视打造成财富频道。上超女这样的节目当然有些不合时宜，只会造成频道定位的混乱。何况04年那届超女选秀还刚刚起步，谁看得出这只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呢？
　　当然，谢也同意，当时全国卫视台，只有湖南卫视具有全面的包装、操作、运营能力将其做火，换了任何台，都不可能做得这么成功、这样经典。
　　《超级女声》上湖南卫视是05年的事。据说五一长假，湖南卫视白天时段娱乐节目不够，拿超女填充，欧阳台长发现收视不错，影响很大，认识到其价值，于是与天娱传媒合作，才有了后来超女的大红大紫。
　　谢湘林在北京和广州度过了一段近两年的时光。2005年初，在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的关心和召唤下回到湖南卫视电视剧制作中心。
　　当时魏文彬借助超女的红火，正大力倡导大片创新和节目创新，希望促进湖南广电再上层楼。局、台、频道轰轰烈烈地开了几天会，很热闹了一阵子。投身参与了以后，谢发现老魏说的广电发展面临系统创新很有道理，在旧的系统和机制下，尽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如果决策者的思路不清晰，方向不果断，甚至不知道谁是决策者，那频道创新的运转会大有问题。
　　对于搞业务，谢湘林总是按奈不住地热衷。在我们的录音谈话里，他对湖南广电风云人物的臧否非常到位，但津津乐道得更具体的是电视业务。
　　谢参与了重点项目——情景剧的激烈竞争。
　　湖南卫视从十个竞选者中挑出三个人，一个是湖南卫视主持人、着名笑星大兵，一个是《真情》栏目制片人陈晓东，一个就是谢湘林。台里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拿出节目方案，两个月里拿出节目样片。
　　别人都有现成的实力雄厚的班底，而谢湘林只能临时拼凑。
　　三个月到了，在T2区的会议室里，卫视领导和制片人济济一堂，审看样片。
　　大兵的情景喜剧叫《快乐茶吧》，人物、故事发生在一个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茶馆里。谢湘林策划的情景喜剧叫《电视是个台》，反映的是电视台年轻人的生活。陈晓东发现情景剧难弄，便克隆了一个韩国的“反转剧”。最后的结果是，自主创作的情景剧样片因有争议被搁置，非情景剧的“反转剧”却通过了。
　　这个结果让大兵和谢湘林很失望。谢湘林认为“反转剧”是个昙花一现的东西。既然认定情景剧是个可以长期做的项目，是创新方向，就不能因样片不成熟而有急功近利想法，轻易放弃创新的目的。
　　艺术创作上的瑕疵不是两个样片未获通过的原因，《快乐茶吧》的问题是后续剧本创作不能保证跟上，《电视是个台》是有的领导担心影响湖南卫视的形象。
　　当时的湖南卫视正因“超级女声”大热而受到来自社会上的一些指责和压力。《电视是个台》喜剧性地表现了电视人的工作、生活、爱情，同时也真实地表现了电视台内部的竞争。有一点谢湘林跟领导是一致的：这个卫视制作播出的情景剧不可避免地会被观众认为有湖南卫视的影子。正是这点让谢湘林觉得会一播就火，也正是这点让领导们特别是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不放心。呵呵，也许压力大了就缺少娱乐精神吧。
　　谢湘林其实请人策划了几个方案，但他觉得还是自己亲自策划的《电视是个台》最好。一是题材新颖，电视台里的年轻人怎么工作生活，对此行业大部分观众感兴趣，而剧中栏目也更能联通社会，表现更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二是符合湖南卫视定位，青春、快乐、时尚；用广电自己的主持人客串演出，又方便又盘活了资源；三是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编剧题材、故事可以源源不断。
　　我一直觉得这个剧名好玩，问谢湘林怎么想到取这样一个名字，有人质疑吗？谢说，那倒没有。这个名字有点无厘头，却化自禅诗“明镜亦非台”，算是大俗大雅，也符合喜剧要求。
　　情景剧搁浅后，闲不住的谢湘林，忙里偷闲，帮深圳卫视策划了一档节目《大爱无疆》。
　　当时深圳卫视上星不久，新上任的深圳市广电局局长广开言路，延揽人才，颇有一番作为。2006年上半年，谢受朋友之情，策划一档节目。
　　经过调研，谢湘林发现，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毗邻港、澳的深圳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虽然这座城市因年轻而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但一种新的文化——爱心与慈善，却在快速滋长。深圳志愿者和义工的比例全国最高，志愿团体发育最好，涌现了无数的感人故事。于是谢在方案中建议，爱心、慈善已经成为这个年轻城市的文化品格，深圳卫视的定位和风格也应相符合。建议深圳卫视抢先打出慈善这面旗帜。
　　谢设计做一个周播的常规节目《大爱无疆》，同时台里新闻与之保持联动，一旦有大事（天灾人祸）发生，新闻进行直播，栏目则做特别节目，全台动员做大型活动比如慈善募捐晚会等。每年都可做全国性的或全球华人的慈善人物表彰晚会。这样整个深圳卫视的风格、特点就出来了。
　　谢湘林认为，好的节目策划应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应该有源源不断的节目题材可做，第二有大批关注、参与的潜在观众，第三有拓展社会资源的空间，第四能触动大众心灵、影响社会发展，第五可以提升频道品质，增强传媒力量。
　　谢笑着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方案对于卫视来说不只是一档节目，不仅仅在文化上有意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是大有裨益的啊。通过大型慈善活动，多少政要、大企业家、明星大腕汇聚你这儿啊，你可以整合多少资源啊。
　　谢湘林觉得这真的是个大好事，于是在给深圳卫视交方案前先给自己的节目创新部门交了一份，也许他担心万一人家做火了，自己会愧对湖南卫视。
　　在递给创新部门的方案里，他满怀激情地加了一段话：
　　“湖南卫视的节目创新，不应满足于节目形式、表现手段的花样翻新，还要看它是否发掘社会内涵、占有社会资源。
　　慈善、公益事业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急欲突破、壮大的一个领域，是广泛存在于政府和民间、各阶层和人群中的愿望和冲动。
　　慈善需要文化的涵养，需要媒体的宣扬。如果有一家卫视率先举起大旗，登高而呼，必定应者云集。如果有一个卫视栏目专注此事，必定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支持，赢得广泛的观众和市场。
　　凭借《大爱无疆》，湖南卫视可以广结善缘，开拓出更美好的发展空间。
　　《大爱无疆》是不受地域限制、为海内外瞩目的栏目，它满足人们普遍的需求：情感、道德、自我实现等等；它整合了政府、民间在这个方面的所有资源。放大这些资源给予社会的良性影响，造就社会一种精神力量，使它从此找到成长的方向，散发出和谐的恒久魅力。
　　《大爱无疆》是面大纛，将海内海外、政府民间的慈善力量招至麾下，为我所用，打造一个电视传媒里相对资源垄断的、独特的、唯一性的节目。以常规节目为平台，通过开展各种丰富的大型活动和主题晚会，创造出非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杨澜，湖南卫视的合作者，优秀的电视人，身体力行的慈善家，潜在的公益事业领袖，是《大爱无疆》的最佳主持人。相信她对此栏目的兴趣将使她宁愿舍弃《天下女人》。
　　湖南卫视＋杨澜＋《大爱无疆》＝再抢先机再创辉煌”
　　后来的结果是，深圳速度名不虚传，很快深圳卫视就推出了栏目，只是一直没做火。
　　没火很正常，谢湘林说，资金投入不够，系统投入不够。电视观念不够新的话，这种节目很容易做成好人好事、煽情滥情。其实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许多法律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需要思考和争取，这也是谢希望栏目承担的责任。没承担起这个责任，你就没有影响力，没有话语权。
　　电视越来越是个系统竞争的问题，说着说着，感慨的谢湘林操起了魏文彬的调调。如果这个系统还不完美，起码你要有个完美的团队，否则做不成事。
　　2007年初，活动运营做得风生水起的王伟，邀请老师谢湘林加盟即将成立的海南天娱。征得欧台同意，谢湘林加入天娱，与过去生活频道及《大当家》的同事王伟、李卫、王谅、苏建华、易伟等人会合，在这里，他重新找到了激情并即将踏上创业的征程。
第四节　做大总管的艺术家：李卫有财
    李卫跟王伟都是1973年出生的，属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共同的属相更容易了解和合作，他们从第一次共事开始，便非常默契。
　　从事媒体行业并不是李卫的初衷，从上初中时开始，李卫就已经对循规蹈矩的生活不大喜欢，搞教育的父母亲对这个过于调皮捣蛋的儿子有点束手无策，很为他小人家的前途担心。突然有一天，李卫午休前翻阅父亲收藏了几十年的画册，被画册上一个黑胡子男人（德加自画像）打动了，突发奇想，翻出纸笔，依葫芦画瓢，十几分钟便画完了，父亲发现后惊喜不已，知道这小子还有救。
　　李卫迷上了绘画，此后每日一张，全是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素描。父亲见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李卫兴趣不减，才让他系统学习绘画。李卫是湘乡人，旁边的湘潭出过一个齐白石，湘乡说不定会出个李卫。
　　李卫很顺利地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系的装饰艺术专业。毕业后考研，改报广告学，导师是当时广美赫赫有名的应梦燕老师，自认为考得不错的李卫运气差了一丁点，因为差9分而落榜。李卫一度很失落，觉得自己是个绘画艺术上的逃兵，直到他来到长沙，进入湖南广电。李卫从来都是自信的，知道自己的积淀还在，自己的悟性还在，相信自己可以在电视行业闯荡出一片天地。
　　在电视台，李卫从最底层做起的，当过编辑、摄像、导演、做过导播、舞美、也搬过道具，分过盒饭……，这一切的一切李卫都觉的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他觉的电视是门很细腻很繁琐的综合艺术，需要有创新、有条理、有责任，是非常精美的“快餐文化”。
　　1998年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领导谢湘林。那时候谢湘林是湖南生活频道总编室主任，招兵买马，把李卫招到总编室，专做频道电视剧宣传炒作之类的事情。那时王伟也在总编室，做收视率调查。后来谢湘林创办了一个栏目，叫《大当家》，把总编室的李卫、王伟，节目部门的王谅等人拉来，兵强马壮，把那档《大当家》做的很红火。
　　创作初期，他们一起天天研究当时台湾很火的由曾国诚和陶晶莹主持的《恋爱讲义》，从结构、选题、包装、主持人风格、音乐、节奏、舞美、道具分析，量身定制符合本土特色的《大当家》，主持人定为潘峰、贾芳，录制样片当时只花了不到两千块钱，而且样片很快就通过了，牛皮不是吹的，当时湖南生活频道连续两年就靠这个栏目撑台面，在湖南广电谈话类节目中，它属三高节目（品味高、收视高、得奖高），以至于理所当然地选送到湖南卫视周末播出。
　　王伟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负责写方案拿主意，作为他的黄金搭档，李卫负责栏目的导播、后期和其他执行方面的事。王伟很会侃，说话很有煽动性，相对来说李卫说话要少很多，但两个人非常有灵犀，只要一起出马谈项目搞招商，几乎没有不成功的。
　　他们把这个栏目红红火火地做下去，直到遇到湖南广电的第二轮改革。
　　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了减少同质竞争，湖南广电决定将湖南生活频道、湖南都市频道、湖南经济频道三台合而为一，《大当家》无奈下马。谢湘林下海拍电视剧去了，王伟到湖南娱乐频道企划部搞策划去了，王谅去了经视新闻部，做了一档叫《T2区》的节目，李卫则去了湖南经视的综艺节目中心，去做《仇晓的闺中密友》。
　　1999年，李卫终于做了一件很对得起自己专业的事，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主办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李卫选送的漆画作品《节的印象》，入选并获优秀奖。这可了不得，四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可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画展。这幅画先在长沙展出，再送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又送到福建美术馆展出（福建是中国漆画之乡），最后送到日本、东南亚一带巡展，就在日本展出时有画商打越洋电话过来，愿出八万人民币购买此画，问李卫愿不愿意。李卫婉言谢绝。李卫想得很清楚，真正的艺术品是不能拿来换钱的。钱今后可以挣，自己两年多的心血之作岂能随便转让？否则，今后想要再看一眼，还要东渡重洋，实在心不甘，情不愿。
　　山不转水转，和王伟分开一两年之后，王伟已然下海，成了天娱传媒的副总。突然有一天，王伟给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天娱传媒。李卫二话不说，立马就过来了。
　　李卫现在是公司的总制片人，也是大总管，管的还是执行方面的事情，就是你这个方案定了，或者跟“甲方”的合同签了，交给他去执行。
　　李卫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说自己理论上还真说不出什么东西，也就是一个做实事的人。我调侃他，问你是不是“闷骚”，他一笑，说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艺术家。我说那也是闷骚艺术家。他立即补充说，也不仅仅是艺术家。
　　王伟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事情交给他，他会把它安排得合合理理，至到事情做完，赚到该赚到的钱，他是我们团队的王牌制片。
　　总制片所有执行的环节都得管，吃喝拉撒，所有跟成本控制有关的一切，可以想象权力之大，责任之大。在李卫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内部管理。然后电视表现这一块，要跟导演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李卫把它归于技术层面，因为他在电视台几乎什么都干过，这部分对他来说反而要容易一些。有些事情则很复杂，涉及到跟不同利益的人或单位打交道，比如说联系转播车啦，活动场地的选择啦，安全保卫啦，租赁设备啦，广告回报啦，跟“甲方”的沟通啦这些东西。一句话，李卫做的是流程，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有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很琐碎，可只要一个环节不到位，整个活动就可能出问题。一场活动下来，李卫沟通的人可能是最多的，做的事也可能是最多的最杂的，尽管他不怎么喜欢说话。
　　我让他举例说明，也就是讲讲故事，比如说谈谈到天娱传媒之后的一些活动。
　　李卫真是太实在了，他首先选了一个都不知该叫成功还是该叫失败的案例。当然，这个案倒作为标本的意义却不庸置疑。
　　那是天娱传媒以“超女”资源为噱头做的第一单与房地产营销有关的项目。项目的时代背景是2005年11月中旬，拿所有最劲爆的形客词来形容那时的《超级女声》和李宇春都不过份。
　　“甲方”（通常对委托方的称呼）是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作为天娱传媒有限公司的代表，董事长王鹏、副总经理王伟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合同签字仪式，四川省和重庆市各大媒体共计30余家参加了签字仪式和新闻发布会，对一场纯粹的商业活动，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和熊猫城董事长陈宇光亲自签署了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进行长达5年的深度战略合作，会上同时宣布2005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成为熊猫城的形象代言人。
　　媒体的目光完全是被李宇春吸引过来的。《华西都市报》以知情人士爆料的形式，披露了一件真实性有待证实的消息，说李宇春是在熊猫城报名参加海选、迈出成为超女冠军的第一步的。说当天春春被当成男生，被保安拦下，幸亏商城副董事长陈宇安路过，把她带进去，所以春春对商城很有感情……
　　我在百度上搜索到了发表于房地产门户—搜房网《业主论坛》上的另外一篇大作，谈到了天娱传媒为何与熊猫城联姻？双方合作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双方合作实现了怎样的创举等问题。我猜测这篇文章应该与“甲方”有关，很明显，它对于与天娱传媒的合作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在我看来，它对商业与传媒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清醒的和深刻的，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我将对它的部分章节进行引用，并对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偶然因素的进入未能善终表示痛惜：
　　如日中天的天娱传媒选择熊猫城合作，是基于对双方优势的认识。天娱认同熊猫城项目具有独特的场地优势及商业平台资源，占据了成都的城市中心及CBD核心，交通优势明显；熊猫城具有30万平米的超大规模，是全球最大的都市型购物中心。加上数次成功举办各类型超大规模推广活动的成功经验，为此天娱同意将熊猫城视为其在中国四川省区域内的唯一商业零售领域内的战略合作伙伴；熊猫城则认同天娱在传媒业界所拥有媒体优势、专业策划、执行能力及品牌资源优势，符合熊猫城所认定的商业合作伙伴要求。而2005年“超级女声”成都赛区的报名、海选活动在熊猫城成功引爆，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业内认为，拥有“超级女声”这一全国品牌的天娱公司与“中国西部第一MALL”熊猫城之间的强强联合，意味着地产与娱乐紧密结合的新的动向的产生，这无疑对国内地产界和娱乐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熊猫城在成都市的最中心地带，老板陈宇光之前在海南做房地产赚了钱，便在成都买下了那个熊猫城。熊猫城位置不错，却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差不多十年一直没做起来。陈老板很痛苦，他看到超女那么火，就找了天娱传媒，很快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个非常庞大的规划，目的是围绕着熊猫城做一个商业圈。与天娱传媒的合同金额高达1500万，首付款为300万。项目的核心内容是请李宇春作为熊猫城的形象代言人，更多的是给熊猫城做商业推广。
　　为了做这个项目，李卫一干人在成都呆了半年。李卫认为这很合算，除开支付给李宇春的出场费、形象代言费，剩下的便是为他们熊猫城的商业推广出出点子，看每个月在商场里搞搞什么活动以吸引人气。准确点说，不仅出主意，还负责执行，但执行的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李卫带着几个人一过去就成了熊猫城打杂的，具体到每天以什么商品为主打搞促销，还有什么餐厅的开业仪式等等，就搞这些东西。李卫没脾气，该做什么做什么。
　　重头戏在李宇春身上。这里有个小插曲，一直被媒体称之为李宇春耍大牌爽约之谜。原来李宇春并没有在“甲方”对外公布的那一天出现在熊猫城。
　　其实李宇春如约到了成都，李卫安排她先在酒店住下了，但对方公司承诺的首付款却没有给足，于是双方便较上了劲儿，你不给钱，李宇春就不露面。
　　这下陈老板急了，非常生气。又发函单，又请律师，又写备忘录，名堂搞尽了。李卫倒是沉得住气，说不诚信是你先不诚信，说违约是你先违约。既然有合同，就白纸黑字地按合同办。李卫说我保证几月几号李宇春一定到你熊猫城来，条件是你必须在几月几号把那笔钱打过来。
　　陈老板熬不过李卫，后来他们把钱打了过来，李宇春也按合同去那里露了脸，还拍了片子，就是那种15秒或30秒代言熊猫城的广告。
　　没想到，好戏或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过于拘泥于细节，李卫开始怀疑“甲方”的商业诚信，比喻说，天娱传媒排他性的策划人地位，完全得不到保证，“甲方”总是把一些项目另外给当地的广告公司去干。“甲方”也在怀疑他们的策划运作能力，因为“甲方”不只是一个人在发声，他下面还有很多股东，比如说做餐饮的、房地产的、做销售的等等，他们内部的意见就不统一，一起开会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容易就把李卫他们的方案否定掉。双方都动用了准法律的手段，经常律师函来律师函去。王伟就经常作为救火队员飞抵成都，与“甲方”就事论事地签订补充协议或备忘录。
　　但该做的事还得做。关于李宇春代言的事，为了追求更大的轰动效益，李卫他们想出了一个在艺术层面堪称顶级、在政策层面堪称最低级的主意：他们半真半假地逼“甲方”，问他们能不能把大熊猫弄到商城里来，如果能，肯定轰动。
　　令李卫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还真有那样的能耐。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重庆晚报》2006年1月22日的报道：
　　近日，专程回成都参加“春春与你相约熊猫城”活动的代言人李宇春又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在几千名疯狂到顶点的玉米包围下，李宇春和她认养的大熊猫“春春”在现场来了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然而，疯狂的玉米们跟在李宇春后面，突破保安的重重围攻，冲到现场，从几岁的小孩到五六十岁的大妈，站在桌子上、凳子上，从主席台下蹿到台上……当神秘嘉宾——大熊猫“小春春”现身时，他们更是大开闪光灯，叫声、拍手声、礼炮声和一片白晃晃的灯光，吓得“小春春”缩成一团，状态十分可怜。
　　大熊猫被吓晕
　　当天，在成都熊城，凡是有春春出现的地方，就会有玉米如影随形的狂热尖叫。当李宇春本人和从卧龙远道而来的一岁半雄性大熊猫“小春春”最终从后台“千呼万唤始出来”，全场玉米积蓄已久的热情像火山爆发一般喷薄而出，3000多人一面扯着嗓子发出几乎可以掀翻屋顶的尖叫，一面向春春所在的舞台压来。疯狂的玉米对主持人“大熊猫需要安静，请不要使用闪光灯。”的劝告毫不理会，几乎所有人都举着手中的相机，开足闪光灯猛拍起来，从没见过如此场面的“小春春”可怜地蜷缩在笼子里，被吓得根本不敢抬头，为了让它吃李宇春喂的竹子，有人猛拍铁笼，巨大的声音令长途跋涉、从卧龙赶来的“小春春”发抖，旁边的李宇春也被吓坏了，同情地看着它。突然两枚礼炮“砰砰”爆开，“小春春”已经呆了，最后瘫在笼子里。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像梁朝伟这样大牌的明星都是亲自去卧龙自然保护区认养大熊猫，而这个活动是一叫熊猫城策划主办的，该商家为了借一下李宇春的名气，想方设法从卧龙自然保护区弄了一只大熊猫到成都最为繁华的闹市做了这场秀，全然不顾国宝大熊猫的安危。台下不少人愤怒地说：“太不像话了，为了追星，把国宝吓成这样。”
　　主办方缺德被指责
　　熊猫的饲养方法中说明：注意避免噪音干扰，大熊猫最敏感声响和噪声，当突然听到某种陌生的声响而又判断不出声音的来源时，会使大熊猫的精神产生过分的紧张和极大的恐惧，甚至被吓得近歇斯底里地发疯的程度。例如沈阳动物园的大熊猫“强强”，1979年4月28日上午11点，熊猫馆上空响了一个炸雷。“强强”在舍内狂走起来，它跌跌冲冲，跌倒了立即爬起来又走，一会儿窜到拦杆上面立即又跳下来，累得气喘吁吁，口涎外流，一分钟也不停，足足折腾了七个半小时。第二天没有吃食，睡觉时常常头部震颤，四肢抖动，直到第三天才恢复正常。熊猫还被禁止任何人用闪光灯拍摄照片，避免刺激眼睛的敏感度。
　　对于大熊猫的惨状，现场观众指责商家简直太缺德了。然而，主办方给出解释是：“李宇春时间太紧去不了卧龙。”甚至给出了让人不能信服的借口：“把熊猫弄过来是个公益活动，没有给基地钱的，是因为想唤起大家对大熊猫的关爱，纯粹是公益的。”这个理由更让人觉得牵强附会。另据了解，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国家保护大熊猫的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新闻
　　李宇春回应：“我事先不知情”
　　本报讯对于大熊猫在成都被吓晕一事，昨天傍晚，记者联系到李宇春的经纪人满春，转告现在社会上对这件事情的谴责后，满春告诉记者，李宇春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去的，到了现场才发现是主办方把大熊猫带到了活动现场。满春表示，如果事先知道的话，李宇春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而是亲自到四川卧龙熊猫基地去。
　　这件事李宇春事先不知道是真的，但她差点因这一事件被废掉也是真的（事情如果失控变成事件，就会很麻烦，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是“李宇春虐待国宝”）。她当时因为这件事非常痛苦。不止李宇春，非常痛苦和郁闷的还有天娱董事长王鹏，因为与“甲方”的战略协议是他签的。不止是王鹏，所有的参与方都感受到了来自于社会、舆论乃至于官方的巨大压力。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作为一个企图保留独立思考的写作者，我认为事实求是地追究一下相关当事方的责任，仍然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这就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
　　首先应该担责的是策划人，主意是你出的，你怎么也逃脱不了干系；
　　其次是主办方，作为实际上的操作人和受益方，利令智昏的帽子，肯定是带定了；
　　第三是李宇春本人，起码对自己的品牌形象太不负责任了；你去干嘛都不知道，说得过去吗？
　　第四是卧龙熊猫基地，没有你的同意，策划方案不可能被实施，而你是最知道熊猫的习性和动物保护条例的；
　　第五是疯狂的玉米和围观者，那种狂热完全是非理性的，应该引发对自己素质低下的自责。
　　最后是媒体，在关于熊猫事件的新闻中，全都要带上李宇春，鲜见富有深度与社会担当的对制体漏洞的批判。
　　其实我并不想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更无意充当全知全能的道德审判者，但这种聚众性的群体事件，真的有必要从社会学和城市管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就事论事也让人后怕：那只被认养的熊猫完全可能因此而死掉；场面再火爆一点，也完全可能象一年多以后的重庆某超市一样，踩死几个人。真那样，熊猫和那些不幸遇难者，恐怕难以被追认为烈士。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生存（人的和动物的）为第一要义，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谐不和谐。
　　实际上，我一直在矛盾，要不要把这个案例写到这本书里，李卫出于对我的信任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一些内情与真象，我把它爆出来（或者说旧话重提），是不是不太地道？因为在我看来，它无疑将给李卫或王伟的团队带来或多或少负面的影响。
　　我完全低估了李卫和王伟的胸怀，他们不仅觉得应该毫不偏袒地把一切写出来，还应该向全国同胞再次致歉和表达他们的担当。
　　王伟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总有他的滑铁卢甚至不光彩的一页，只有敢于正视才能实现自我超越。他要我不要就此停留，他说，当时，我们完全被盛大的名声冲昏了头脑。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活动运营公司，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当犯下这种错误之后，我们有过深刻的反思和内省从而苦练内功、提升公司的硬实力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
　　应该说，彼此彼刻，天娱传媒还不具备承揽这种大型的、整体的、系统的项目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李卫的强项是单一活动（如大型晚会）的执行，在派往成都熊猫城的团队中，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营销专家、公关人员（谈判专家）的身影，直接造成的尴尬局面是，根本无法实现与“甲方”的良性沟通；在与“甲方”的抗衡或较量中，我们看到了法律人士的影子，但那不过是吵架时的帮凶。如果李卫在给“甲方”出主意时，在程序设计上就有征求律师意见的习惯，那个低级错误便无发生的任何可能。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天娱传媒针对这个项目进行的人员配置，有一种先天的缺陷。
　　第二，就是天娱传媒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敏感度都有问题。我很难不怀疑，他们当时盯着的就是那300万元的首付款，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后继的服务才是他们最大的利润点，而“甲方”其实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诚意和对他们的充分信赖。作为被“甲方”挑中的策划、执行公司，是完全可以实现与客户的双赢的。前面我之所以引用了搜房网——《业主论坛》上的文章，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天娱传媒的表现差强人意，传媒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联合所产生的利润增长点，是很有可能被实现的。真如此，天娱传媒将在企业诊断、企业文化建设领域，占领一个制高点，而那是一块面积超大的蛋糕。
　　从这一事件收获最多的还是李卫，他说他从这一事件中学到的东西也太多了，这种难得的经历让他迅速成长起来。直到他把活动做到了国外，做到了俄罗斯。
　　那是2007年，3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俄罗斯，那一年是中国俄罗斯年，9月份海南旅游局要在俄罗斯做一个“海南日”，推广海南的旅游产品。因为在这之前王伟的团队在海南做了个十分成功的海南欢乐节，东道主十分满意，便把这个推广项目给了王伟，负责俄罗斯“海南日”的策划与推广，李卫是项目领队，王谅是现场总导演。
　　这是天娱传媒承接的第一单海外项目，项目金额将近200万。
　　为做这个项目李卫去了两趟俄罗斯，第一次在机场下飞机就给了李卫一个下马威：入关整整花了6个小时。效率低下是俄罗斯给李卫的第一印象。
　　因为是海南的活动，和李卫去打前站的还有两个海南人，一个是一个旅行社的老总，一个是旅游局的一个副处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场地，与当地的旅游局沟通等等。
　　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留学生做翻译、当司机。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的白昼节过去的，晚上十一点多钟到的，直到凌晨三点钟，太阳才刚刚偏西，跟中国这边下午三点多似的。
　　俄罗斯的酒店非常少。他们举办活动的地方叫总统大饭店，那里在俄罗斯是最高级别的酒店。是接待国宾的地方，邓小平当年访问俄罗斯，握说就是住在那里的。
　　李卫他们没住总统大饭店，一个是没有房间，而且也太贵了，住不起。多贵？非常贵，一晚上将近人民币1万多。俄罗斯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除了消费高，再就是语言不通，虽然找了翻译，但只要翻译一离开，你就没办法了。不象到那些说英文的国家，甩几个单词再加手势比划，总能传词达意。
　　为了不误事，真正开始做活动的时候，李卫一共找了十三个中国留学生。一人配一个。周镇管音频，给他配一个。李卫管舞美和整个现场灯光音响，给他配一个。王平波在那里搬道具，也给他配一个。整个一排的翻译站在那里，很有阵势。当然费用也不秀气，每人每天100美金。
　　俄罗斯塞车比北京还厉害，如果约了晚上7点钟吃饭，4点钟就必须动身，一般塞车在3个小时以上不算稀奇。
　　第一次在国外做活动，李卫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是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的，比如他联系了当地的舞美灯光、摄影师，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按照李卫的要求和与对方的约定，他们必须在两点半到场，因为活动是下午五点半正式开始，李卫还得在现场给他们交待一些事项。结果，到了四点钟，摄影师还没来。
　　李卫急得要命，他找的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万一出差错，根本找不到替代人员。李卫赶紧通过翻译去找他，他倒是接了电话，让李卫绝对放心，他绝对不会误事。但李卫哪里敢轻易相信人家电话里的保证？除非看到摄影师就在跟前站着，否则，李卫就是放不下心来，只好催翻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他真的怕外国同行因为喝酒或慵懒拖沓而误事。
　　翻译也劝李卫放心，说他们都是很专业很敬业的，肯定会按时来的。结果他五点钟才来。只有半个小时架设备什么的，在中国碰到这种情况，肯定把他炒鱿鱼了。李卫在国内做活动，摄像都是提前一天前来彩排的。
　　我写这本书时已离开了王伟团队的王平波，当时也是活动组的成员，他当时在天娱传媒的职务是公益活动部总监，他在现场负责推道具、摆放仪器和凳子，三亚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跟他干同样的活儿，海南方面去俄罗斯的人全是处级干部以上，或者是酒店的老总，或者是旅行社的老总，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在李卫的调动下，那些处级干部全部当着农民工使用。
　　李卫他们在俄罗斯做活动时间很短，就是一两个小时，作为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顶级模特公司新丝路带去了二十多个模特，走走秀呀什么的(其中一个插曲我们将在下一节关于周镇的文字中提到)，又在俄罗斯当地请了一个喜剧俱乐部的演员表演节目，也是二十几个人，拿着手风琴跳民族舞，很好看。在这之前是领导发言、剪彩什么的。这种活动在国内是非常小的，对于李卫他们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到了那个地方，就不是小菜了。
　　海南方面对活动太重视了，生怕出一丝一毫差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李卫为了活动台本的事跟旅游局局长副局长，不知道交涉、讨论甚至争论了多少轮。在李卫眼里，那个陈局有点文学青年的感觉，平常写点诗，改台本改得极其认真，到了活动当天的下午三点钟，还在改台本。其实前一晚李卫已经叫翻译全部翻译好了，请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都已经把翻译稿给了主持人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当地的主持人，一个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已经把原来的台本背熟了，再改，怎么行？导演就跟人家吵了。吵来吵去最后还是要改，陈局说不改不行，不能留下遗憾，一定要改。他是“甲方”，他要改没办法。那就改吧。但是那个俄罗斯的主持人拿着稿子很茫然，因为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和凤凰卫视的人主持人已经对好台词了。
　　陈局总觉得这个字，或者那段话用得不好，他的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李卫就觉得应该保留他们的意见，统一不了就一直在吵。舞台上一切照常进行的时候，后台的争吵一刻没有停止。这个说这个得我说了算，导演说那改了谁去通知主持人？再说了，翻译也来不及。
　　事后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其实根本用不着吵的，但当时大家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做完这次活动，李卫悟出了给政府做事情的很多特点。必须在迁就别人和坚持自己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既要对“甲方”负责，又要对整个活动、整场表演负责。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当时有多大的分歧，事后大家都能理解。
　　李卫现在跟海南旅游局的那拔人，可是最好的朋友。
　　李卫现在当官了，是新活动传媒的副总，他还在清华大学读书，不是绘画，是中国卓越企业管控运营与执行突破总裁研修班。
　　李卫更喜欢谈他带的那支被称之为“王牌制片”的团队，他很自恋地说，她有点像《亮剑》里的独立团，面对鬼子的大扫荡，敢于玩命，就算拼到最后，也要亮剑。
　　话不多的李卫偶尔会提起他的老乡曾国藩，并把他说的一段话牢记在心，曾国藩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重在知人善任；善解敌情；营务整齐；临阵胆识。”
　　李卫说：“多少次战役，热血澎湃，敢说，敢做，个性张扬！没有一般书生的柔靡、纤巧之风，一路上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着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的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能不打胜仗！”
　　我说：“很有文采嘛，不错。”
　　李卫是个非常可爱好打交道的人，可惜我没有见识过他的工作状态。但我想，一个号称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也被别人尊称为艺术家的人，一个把曾国藩和李云龙奉为楷模的人，差不到哪儿去。
　　他的同事告诉我，李卫并非浪得虚名，只要是他的团队或团队成员做制片，你就放心吧，保证一切OK，财源滚滚。
　　谈到梦想，李卫提到了看书，十年前最爱的两本书，一本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有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本书也是我喜欢的。当然我有点小失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喜欢《青瓷》和《红袖》，我决定调侃他一下下。
　　李卫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去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袁江和玲玲在长沙步行街中央广场开的“七月”咖啡的三楼，躺在那里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海边，一个旧工厂改成“LOFT”，有两个球馆，一个是羽毛球馆，一个是乒乓球馆，里面挂满画，种满了各类植物，阳光若隐若现的在植物上随风漂移，李卫问我，你知道我在干嘛吗？不等我回答，李卫很诡秘很享受地说，我正趴靠近海的窗下昏睡。
　　我问他，“王牌制片”怎么能睡觉呢？
　　他一愣，然后嘿嘿一笑，说，我做梦睡觉都不行呀？
　　我很严肃地跟他说，这个问题你最好问下王伟。
第五节　孝子或浪子：周镇的音乐人生
    周镇已过而立之年，他是湖北荆门人，象他的名字一样，长得很周正，但他右手手臂上有疤，不是一条，是很多条，长长地，象一条条盘旋的蚯蚓，让人看起来有点害怕，让人想起西片里的牛仔或香港片子里的蛊惑仔。一问，果然是打架打的。
　　周镇没有上过大学，1988年高中毕业之后拒绝参加高考，十六七岁就开始到社会上去闯荡。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实际上，二十年以后的现在，他当年的班主任和那所中学的校长还不时跟周镇的学弟学妹念叨，说从来没有教过象周镇那么调皮成绩又那么好的学生。在他们眼里，现在的周镇跟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没什么两样，都算是很有出息的，是他们的骄傲。只有周镇的妈妈至今还在惋惜，因为周镇没有上大学，没有进到机关里当干部。
　　周镇当年没有考大学完全是因为没钱，家里实在太穷了。他父母1986年离婚，三个小孩子全部归他母亲，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周镇上有一个在武汉大学念书的姐姐，下有一个尚在初中念书的妹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一门心思想早点工作，帮母亲分担一点负担。他的账算得很清楚，如果他继续上学的话，没有进只有出，母亲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根本无法承受。
　　但他运气不好，并没有很快找到事做。当时家里有把吉他，他一边在家待业一边就抱着吉他照着书弹，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当地有个歌舞团，是那种临时组合起来的草台班子，到底下乡镇走穴跑场子，不仅好玩，收入也还不错。熟人一措合，周镇就进出了，在里面做乐手，他嗓子不错，有时候也上台唱几首歌。他不敢当面跟母亲说，怕她不同意，离家出走时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发誓要在外面拚命挣钱，给家里买房子，不能再让妈妈过那种借东家赊西家的穷日子。
　　由湖北到湖南再到广东和福建，最后落脚湖南长沙，周镇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流浪音乐人生涯。1989年到2003年，周镇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记忆犹新，尤其是广东，因为当时广东的工资一个月就可以拿到三千，让人不敢相信。周镇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
　　周镇第一架是在湖南打的，差点闹出人命。
　　1989年到1990年那阵子流行走穴，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到这里演出那里演出，走家窜巷的，有点像现在的送戏下乡。周镇他们团叫湖北电声乐团，到湖南南县岔河镇演出，演出完了之后包了辆中巴车去五胜公，那里还有一场演出等着他们。
　　刚出镇，就有一个人跑到前面把车拦下来了，非要搭便车不可。那个人二十多岁，高高大大、油里油气的，一看就是镇上的痞子。那部车是团里包的，己经坐满了人，本来就是两个位子坐三个人，三个位子坐四个人，大家挤着坐的。那人上来以后满车瞅，很快就盯上了团里最漂亮的女演员，拿一些很黄很色情的话挑逗她。这还不够，他还勒令坐在女演员旁边的男演员给他让座，很横、很霸道。周镇团里的演员也大多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很看不下去，一个鼓手很生气，就冲过去跟他理论，结果两个人就扭打起来了，司机是当地人，不想惹麻烦，就把车停了下来，让他们下去打。
　　南县那地方属洞庭湖区，很多河道和渠道，两个人扭打着就滚到渠道里面去了，那个鼓手个子小小的，明显打不过那个人，被一把按到水里，弄得满头满脸的淤泥，那个人还不善罢甘休，一下一下直把那鼓手往水里按，周镇一看就急了，再这么弄会出人命的。他没多想就跳到了渠道里，正好当时身上带了把削水果的折叠刀，下去就对着那个人捅了两刀，这才把被水呛得够怆的同事捞起来。
　　再一看，发现那个人不对头，身上好多血呀。
　　周镇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他们团长就说：“你们出事了！出大事了，赶快跑吧！”周镇震了一下，和那个刚缓过气儿来的鼓手，还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业务的同事，撒开了脚丫子就跑。团里的人把那个人弄上车，调转头，就往镇卫生院送。当地派出所的人很快赶到卫生院，把全团的人一个不剩地全部扣押了。
　　岔河镇离五胜公二三十公里，周镇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拣小路，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只要有人或车辆通过，赶紧就找草堆躲起来，或躲在庄稼地里。那时是十二月份，冷风瑟瑟的，他们又累又饿，想起打架的情景又后悔又害怕，周镇要不施以援手，那鼓手说不定已经被人淹死了，可他动了刀子，出了那么多血，也不知道把人捅死没有。
　　毕竟只是一把水果刀，那个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一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门结了案，湖北电声乐团罚款、赔偿八千伍佰块钱，外加一部电子琴、一把萨克斯。
　　周镇第二次打架的时候已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在福建呆了三年，跑了很多地方，象晋江呀泉州呀一些地方。
　　广东人很有钱，闽南人也很有钱，有钱的地方夜生活也丰富多彩，周镇他们象候鸟似地总能找到出价最高的歌厅、酒吧。1990年和1991年，福建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不是怎么好，周镇他们演出班子里的女演员，经常被当地的社会青年调戏，当地人叫她们“歌女”，跟台湾那边学的，一种很下贱的感觉。
　　那班人经常聚在一块儿喝酒，周镇他们演出完毕回出租屋的时候，只要一碰到，他们就起哄，有时候还凑过来，措措撩撩、动手动脚的，周镇他们能忍就忍了，在外面做事挣钱，不忍是不行的。
　　有次周镇从台上下来去上厕所，当地有个小混混伸脚绊他，让他“叭”地一下重重地摔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爬起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般来说，自己的事周镇能忍，要是朋友受了委屈，就难得忍住，免不了就要打起来。每一次输的总是周镇他们这些外地人，因为即使你暂时占了上风，当地人马上就会呼朋唤友叫来一大帮人，把小冲突演变成群殴，即使闹到派出所警察局，往往也是不了了之，最后也还是周镇他们吃亏。
　　周镇手臂上的刀疤是在闽南一带一个叫金头铺的地方留下来的。那天晚上下很大的雨，周镇他们几个演员（三男四女）在回家的路上又遭到了一伙人的骚扰，很快就打起来了，旁边有个酒店，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人，见状立即从店里拿出菜刀见人就砍，打得周镇他们三个男的抱头鼠窜，都不同程度地挂了彩。周镇的伤势最重，流了不知道多少血，肉翻出来，都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
　　周镇非常不服气，都是爹妈生的，没招谁惹谁，就想赚几个辛苦钱，倒弄得象刀口舔血。他把伤口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约了几个哥们儿，也顾不得单挑不单挑的江湖规矩（是他们先以多欺少的），等他们散了，找到了砍他那只手的人，把他暴打了一顿，甚至把他的手拉着按在台阶上，拿脚去踹，直到听到骨折的咔嚓声，这才转身飞快地跑掉了，永远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那一年周镇二十二岁。
　　周镇后来告诉我，他绝对不是一个爱打架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个脾气温顺的人。但凡事不能过分。他从来不惹事，也绝对不怕事。他经历过好多次打架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动动手，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门心思挣钱，给妈妈买房子。
　　1992年快过完的时候，周镇总共给家里寄了12万块钱，让他妈妈住上了新的商品房。
　　周镇在福建的时候不光是打架，他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还去过一趟北京，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那是一次朝圣，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是崔健。
　　他们见过崔健四五次，由他带着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演出啊什么的。崔健替他们打开了音乐的视野，一个全新的音乐天地，也让他们觉得离自己的偶像实在太远，远得无法形容。周镇并非妄自菲薄，与崇拜者相处时的兴奋感和甜蜜感并没有消灭他的自我意识，他很清醒，懂得自己跟崔健之间的距离不在手上的功夫，手上的功夫是可以练的，但意识上的差距，得靠个人的悟性。那应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气质，有没有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潜伏着，得靠你的后天勤奋去挖掘。
　　没有上过大学的周镇找不到更多更贴切的词汇去形容那种既简单明快又浑沌块结的状态，只觉得那象迷雾中的一团光，这让他的努力有了方向。实际上，以后周镇自己写歌搞音乐创作也好，做音乐搞音乐制作也好，其实都在朝那团温暖的光接近。
　　北京之行让他多少开了一点窍，比如说音乐制作，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东西，你必须了解每一种乐器的习性，吉他、贝斯、鼓、键盘，是你胸中的百万雄兵，你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遇山开路遇水架桥，而不是沉迷于某一件单一的乐器，它即便能深入腹地也必定孤掌难鸣。
　　周镇把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带到了生活和工作之间。
　　从北京回到福建后，乐队成员每时每刻泡在一起，练，琢磨，磨合，那是团队协作精神最基础最朴素的训练，脑子是自己的，手也是自己的，但音乐把它们交融在一起，携手并肩朝那团隐约闪烁的光团奔去。
　　那也是最吃苦耐劳的一段时光，周镇觉得，某个人某件事，也许能给你某种感悟，但是真正要把它表达出来、完成它，还是要靠自己！就象绘画一样，你得练，不停地练，拼命地练。周镇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起来，花两个小时洗漱填饱肚子，然后一直到下午六点，都在练琴。演出完了之后再跟伙伴一起合一下，然后还要继续练。音乐象魔鬼一样附在他身上，那是一个美丽的女魔鬼，调皮捣蛋、天真活泼、不可捉磨，周镇心甘情愿为她耗尽最后一滴精血。
　　在现实生活中，丘比特之箭还要在几年后才能射中周镇，他的初恋发生在湖南长沙。那一场恋爱整整持续了一千一百天的样子，最后无疾而终。谈到这次只开花没结果的恋爱，周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很难说……
　　周镇说他们分手完全是因为各自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当你把对方看得很完美的时候，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一切都会改变。浪漫的爱情跟实实在在的生活，跟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婚姻，完全是两回事儿。过度相爱会产生一种太在乎对方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对人要求太高，就是说当我特别爱你的时候，我可能会变得神经过敏、小题大做。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要求符合相亲相爱的人的身份，认为那样的感情才纯沽、才浓郁。你有一丁点儿事情、哪怕是一句话让我心里不舒服，那我就会想你是不是这个不对呀，那个不好呀，你如果爱我，怎么能那样说话呢？怎么能那样做呢？两个人太没有距离了反而最容易引起磨擦，只要稍微有点不如意，就会不满埋怨，便会很快演变成堵气或争吵，搞得两个人都很累，超级累。
　　很多过来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孩子气的表现，细水长流的感情应该是具有包容性的，应该让自己和对方身心舒畅与自由放松。并不是两个人事事处处、时时刻刻都步调一致没有矛盾，而是在有差异和矛盾的时候，争相忍让。相爱不易，相处尤难，但只要勇于和善于忍认，事情就不至于太糟糕。
　　可惜的是，当局者迷，很多人也就是事后诸葛亮，事到临头却很少有人迈过那个坎。年轻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自尊性或虚荣心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它，什么都可以放弃，哪怕是爱情本身。
　　我得承认上面的感慨几乎是周镇的原话，我没有对此进行添油加醋。在我对他的采访中，基本上是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答式，唯独说到个人情感生活的时候，周镇的话才开始多起来，甚至一下子有了文学青年的气质。
　　我认为他上面的话说得很棒，没想到后面的话同样精彩。
　　我问周镇，后来两个人还有往来吗？
　　实际上两个人刚一分手就都后悔了，但没有勇气重归于好，怕陷入到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中，甚至避免相互见面和互探信息，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面对新的生活。
　　周镇说，如果说我们真的又在一起的话，过去曾经有过的美好感情我怕会永远消失。就像我看过的一篇小说——《站台》，讲的是大学里面一对恋人，爱得死去活来。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各奔东西了，那时不像现在，交通、通讯都很方便。男孩要送女孩走，在站台上，两个人是那样的依依不舍，女孩眼睛里含着眼泪，是那样无助而惹人怜爱，男孩揪心呀，他觉得这辈子他认为最美的女人、最完美的事物，一切的东西，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时隔十多年后，这个女孩子终于忍耐不住找到了他，说现在过得不好，要和他住在一起。他听到女孩的表白是多么兴高采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没想到上天真的会把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赐予给自己，他把她接了过来，结果呢？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再次分手。变成了女人的女孩儿又要走了，他又到站台上去送别，这一次，女的眼中再没有泪水了，男的心中再也没有汹涌起伏的波涛了，他们就象两个陌生人。
　　周镇说，知道吧？有些东西，失去比得到会更完美。
　　我不知道已有家室的周镇会不会同意我把他的感情生活写出来，但他获得了我的尊重，在这个肉欲横流、找个性伙伴就象上肯德基买个汉堡包那么容易和随意的年代，一个男人愿意在心灵的一隅安放他曾经有过的感情，我们将有理由相信，他会把当下看得更重。
　　其实，从放弃高考的那一刻起，周镇便早早地脱离了正当生活的轨迹，他似乎更有机会在青春躁动时期误入歧途，但他没有。
　　他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我一厢情愿、按照教说的惯性思索把之归功于阅读与音乐。周镇喜欢看书，《水浒》、《三国》、《西游记》还有《红楼梦》，他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看完了，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陪伴他的是《十月》、《收获》还有《读者》，那篇《站台》就是在《读者》上看到的。至于音乐，周镇说他从小喜欢，不仅以它为生，还能以它为事业，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比上十所大学都强。
　　周镇的太太是个舞者，他们的儿子刚满十个月，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祝福。
　　周镇将于2004年秋天与天娱传媒、与王谅和王伟发生交织。
　　实际上，当周镇往家里寄了十二万元之后，他也有过短暂的迷茫，好象觉得人生的一大目标已经完成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从1994年到1998年，这四年周镇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荒废状态。他想自己写歌，出个名儿什么的。这个时段，我们再次看到了崔健对周镇的影响，尽管他们的相遇已相隔了几年，周镇仍然沉迷于摇滚中不能自拔。自己屁颠颠跟在崔健身后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他觉得大师离他那么远又似乎近在咫尺。我无法考证中国现代摇滚大佬是否知道或记得周镇（我们无法强求精神导师跟他的崇拜者具有一样的记忆库存），但前者确实成为了周镇前进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
　　那个时候周镇已经到了长沙，包括几个一起从福建来的朋友。
　　他们玩的音乐跟长沙人不同，第一场演出在今日世界夜总会，客人点的歌，他们居然从来没听过，象什么《一封家书》呀，什么张学友的《吻别》啊。他们当时玩得是摇滚，走的完全是崇洋迷外的路线，然后依样画葫芦地搞一些自己的作品。
　　老板是识货的，很欣赏他们那个乐队，说你们这个乐队水平真的好，但是你们跟市场太脱节了，我力保你们十天，如果十天以内客人接受你们，一切OK，否则，我就爱莫能助，我总不能赔本赚吆喝。
　　结果十天之后客人还是不买账，周镇他们那个乐队就这么解散了。
　　但周镇这个时候已经喜欢上了长沙，他不想走了。当时正好在搞《湖南十佳原创歌手比赛》，周镇兴冲冲地报名参加，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没当回事，进湖南最早也是当时最红火的罗曼歌厅做了一名乐手，继续搞自己的音乐，直到王谅因为南岳佛教梵呗剧的事来找他。
　　那是王伟接的第一单节会活动业务。总导演王谅请周镇担任音乐制作。那也是周镇第一次担任大型活动晚会的音乐制作人。要命的是周镇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音乐，他对所谓的佛教音乐的感觉就是敲木鱼、暮鼓晨钟和喇嘛念经之类。
　　王伟对这一单业务要求甚高。
　　周镇求救于网络，上网一查才知道，佛教音乐始于古印度吠陀时代，佛教音乐是教徒对佛的诸供养之一，也是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门。我国的三国时期就开始有了佛教梵呗。
　　“呗”为古梵语的音译，意为赞叹、赞颂，是佛教举行宗教仪式时，教徒唱给佛与菩萨的颂歌。因“呗”与佛教同样从梵土(古印度)传入中华，故称“梵呗”。
　　周镇与王伟很快就统一了思想，保持佛教音乐的内核，实行娱乐化的包装。佛法普度众生，它应该是慈悲的、亲和的、抑恶扬善、宁静致远。
　　周镇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任何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得最好，不仅是自己觉得最好，也要让别人说做得好。他那时还没有正式加入王伟的团队，属于跟朋友帮忙性质。这就更得全力以赴了，千万不能丢这个面子，不能丢“和尚”的脸。
　　晚会大获成功，一曲曲有如天国飘来的佛乐萦绕在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上空，像无声的诗，如有韵的禅，给人一种纯净的、涤荡尘埃的感受，带给人们自然清新、别致独特的享受。
　　周镇于2006年和王伟他们一起做完“碧海明月慈悲心”三亚大型佛教心灵音乐晚会之后，正式加入了王伟的团队。
　　周镇在宗教音乐这块儿出了名。2007年国家宗教局在湖南广电搞了一个“五教同光共治和谐”的大型音乐晚会，承办者不是天娱传媒而是湖南经视，但他们还是请了他。
　　除了佛教音乐以外，湖南省每年的旅游节，周镇也都是音乐制作人，慢慢地，周镇在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最让他得意的，还是海南省去年在俄罗斯举办的旅游产品推介会，正是由于他的音乐素养和执着坚持，才避免了一次极有可能出现的外事事故。
　　里面有新丝路模特儿表演的一个节目，新丝路自己选的配音曲叫《TheMass弥撒》。作为总的音乐制作人，周镇一听那音乐差点吓出一身泠汗，因为坊间流传，THEMASS曾作为党卫军冲锋队的队歌，甚至还有纳粹德国军歌一说，如果在这种场合出现，那些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将会是什么感受？岂不是要极大地伤害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
　　周镇坚持把这首歌换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认为时间太紧，临时换曲将会影响演出质量，再说了，他们根本不相信周镇说的话，认为那不过是以讹传讹。
　　周镇必须证明给他们看。俄罗斯通讯不发达，并不象我们国家大街小巷都处都能找到网吧，为了上网，周镇花600美金在酒店开了一间房，上网查这首歌，又把新丝路模特儿队的领队和晚会总导演叫过来，找到这首歌给他们看，听听旋律，看一看歌词是什么意思，他们这才没有话说了。
　　海南省政府的领导事后听说了这件事，紧紧握着周镇的手，半天没有松开。
第六节　性情金涛：用真诚从张曼玉手里抢单
    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金涛，是2006年10月正式成为王伟团队中的一员的，先是参与了长沙市雨花商文化节，第一次感受了新团队积极进取的向上精神和良好的工作氛围。紧接着，快到2007年春节的时候，又以他为主独立操作了红星快乐购。他带领着年轻的助手，把游戏和娱乐的元素植入春节前的大型展销购物活动之中，打造了一个快乐的、喜庆的购物节。
　　让金涛感受最深的，是大型商业促销活动Kisscat《超级蜜秘》（注：甜蜜、小密的蜜）的策划与实施。
　　最初的创意来源于金涛看到的一则关于李玲玉复出的访谈节目，这个昔日的甜歌皇后说她的复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她要让自己的儿子看到一个精神的、成功的妈妈。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金涛想起了自己的妈妈，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她们那一代人缺失了一段记忆（或者说不愿意回忆那段灰色的历史），她们是梦想断层、精神断层的一代人。他想通过一个节目来表现这一代人，给她们一个展示和表现自己的平台，让她们暗藏的、被压抑着和无奈放弃了的梦想，得以拯救与复活，在那个小小的平台上透透气，哪怕是回光返照，哪怕时间很短暂很短暂，也要把本来绚丽灿烂与多姿多彩的梦想交还给他们。
　　这或许也是金涛自己的超级秘密，当他跟我说他被李玲玉那句话打动了并以此为源点准备策划一档知性女性的节目时，我看出了他内心的温柔体恤。
　　他真是一个性情中人。
　　当策划方案在金涛的头脑中逐步形成的时候，一个与之对接的商业机会出现了：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想找张曼玉作代言，推广Kisscat品牌女鞋。金涛认为，在一个多媒体时代，一个二线的女鞋品牌生产营销企业，选择明星形象代言，并不是一件性价比划算的营销手段，不如进行事件营销，通过媒体举办的社会活动，扩散品牌的影响力，在都市成熟女性之间，扎实其认知度和美誉度。
　　金涛根据商家产品的定位，将策划方案中活动主体的年龄段进行了大幅调整，但寻梦与励志的主旨未变，然后速赴广州，在朋友的引荐下约见了天创企业董事长。他的策划方案被认同，很快便达成了合作协议：协议金额800多万，协议时间自2007年5月12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
　　两家达成的的合同框架是这样的：Kisscat《超级蜜秘》节目将以成熟女性选秀的方式，让参加节目的熟女自爆内幕，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曝光自己的婚外情及一夜情故事。他们看准30岁以上的熟女市场，预料这个熟女选秀节目一经推出，将在内地电视选秀节目中引起更大的震撼，提升广州天创公司产品的认知度和附加值。
　　婚外情及一夜情是个噱头。在图书界，以口述实录方式承载的同一话题已经非常流行。现在以电视为主要载体，可能会增加操作方面的一些难度，但引发的情感冲击力却有可能更强烈，毕竟，现代都市女性有着更多的情感困惑，她们需要一个渲泄的通道，甚至期望被他人理解或找到同路人。
　　活动将在北京、上海、长沙、成都等四个主要城市设立分赛区，金涛信心满满地透过媒体表示，他们将在《超级女声》之后打造一个全新的熟女品牌：“超女这个群体更趋于年轻化，她们更冲动，她们敢于表达自己。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熟女群体，往往比较内敛，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金涛没想到会出师不利。
　　不是策划方案和话题的问题，而是在与其他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合作联动方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比如在北京，金涛首先找的是北京电视台，还是找了熟人带过去的，但对方第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去：不可能。
　　金涛锲而不舍或硬着头皮跟人家聊了十来分钟，得到的全是一些负面的信息。
　　回到酒店，金涛把对方的话一琢磨，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人家忌讳的是他们湖南广电和天娱传媒的背景，宁可不做也不冒险的北京人，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防卫。
　　金涛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发布暨倒计时一千天”直播电视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居然没有给参加演出的《超级女声》一个近镜头。既然一直以来作为中国电视行业的楷模与典范的中央电视台都能这样做，北京地区电视台对于具有湖南广电和《超级女声》背景的上海天娱传媒不感冒，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就苦了金涛，心里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北京电视台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其他电视台完全有可能持一样的观点，那将意味着什么？那将意味着他们的节目可能无法在北京地区落地生根，换一种方式来说，在北京设立分赛区的想法可能成为泡影，而在这之前，他们已与广州天创签约，节目必须在北京地区播出。
　　金涛很紧张，感觉自己快要变成夹心饼干。
　　春末夏初的北京，气候已经很干燥，很快就让他上火了。
　　但他心有不甘。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它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宽广的包容性，他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在偌大的北京，找不到一家跟自己合作的电视台。
　　在北京的湖南人是很多的，金涛广泛撒网，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朋友，说北京有一个青少年频道是刚刚成立的，他认识他们总监，也许可以试一试。
　　那个电视台的全称叫北京电视台BTV第8区，以做青少年的节目为主。金涛把已经写好的合作模式改了改，变得既适合于对方的节目定位，又在双方的关系问题上对对方更加有利，这才去了北京电视台BTV第8区。总监很快看了他们的策划报告和合作协议，说可以考虑考虑，答应跟他们总编室主任汇报，如果行，就再住下接触。
　　只要对方没拒绝，就是最大的希望。按照与广州天创的协议，5月份必须公布作为协作单位的媒体。金涛倍感压力，在宾馆里根本呆不下去，只好天天去人家电视台泡，希望用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和自己为人的真诚打动对方。
　　金涛对北京电视台BTV第8区总编室主任王奇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王奇主任老老实实地告诉金涛，他们很少跟外地电视台或传媒公司合作，因为要考虑一些大环境的问题，他同时表示他们的节目策划还是不错的。
　　王主任态度不明确，金涛心里那个急呀，还不能在人家面前表现出来。这让金涛度日如年。甚至考虑要不要放弃北京赛区，以及如果真放弃的话应该如何跟广州天创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金涛最后回到了长沙，他要跟王伟讨个商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金涛接到了王奇主任的电话，跟他商量策划文案的表述能不能改一改，因为那个时候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开始严格标准，所以能不能避开选秀而以女性的励志故事为主。金涛他们一商量，连夜修改了策划文案并及时给他发了电子文档。
　　双方的合作协议还是作了修改，因为金涛他们是带广告商进去的，对方就要求制作费完全由天娱传媒这边承担，这样，金涛他们就成了一个内容制作商。这是一种不太对等的合作方式，但金涛己别无选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却令人鼓舞，他们实现了和北京电视台的合作，这一点，即使在《超级女声》最火爆的时候，也未能做到。
　　现在我们要说上海了。
　　在喜欢上海的人眼里，它有着百年洋派和天生的优越，它的飞速发展和体现着现代、时尚气息的建筑总是夹着着东方式的优雅和忧郁，上海是一种活力勃发而精致的城市，新掺杂着旧，旧连挂着新，过密的人口让城市显得不安与生猛，却又以它的繁华沉浮呈现恬淡与从容；在不喜欢它的人眼里，它是小气的，充满了对外地人的歧视。让人不爽的是，上海原本是没有本地人的，现在所谓的上海人其实都是外地移民，但可笑的是大家把真正的上海人（南汇、青浦、奉贤等）叫做本地人，就因为他们居住的比较偏，有点穷。上海人对人歧视却是不分地域的，歧视的只是穷人。其心理原因却是因为自己穷，越穷越看不起外地人，大概因为他们在和外来移民中的优秀者竞争时逐渐落了下风。
　　金涛对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印象也不好，他认为上海是一个死板的城市，很自我很守旧很排外，除了北京，上海人更习惯把其他地方的人都看成是外省的乡下人或暴发户。
　　对乡下人，他们排斥其穷。
　　对暴发户，他们嫉妒和仇恨其富。
　　我们不能怪金涛偏激，这可能跟他在上海遭受到的打击有关。上海天娱传媒的牌子并没有被精明的上海人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
　　简单地说，他们在上海磨了一个月，找了很多朋友，却连跟上海文广合作的门都没有摸到。原因还是跟在北京受阻差不多，上海文广的《加油，好男儿！》与湖南广电的《超级女声》因为明争暗斗早就闹出了很多风风雨雨，他们可以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接纳你，但对于单位之间的公事，却不能不公办，而公办的结果是能不办就不办——阿拉上海滩的码头不是哪个想拜就拜得了的。
　　时间越来越紧张，一天一天接近对外公布协作媒体的期限，金涛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仍然是不对等的合作——金涛他们得以纯粹的时段购买方式和他们合作。他们的地位与广告用户类似。
　　好在成都站异常顺利，因为《超级女声》让他们有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是大家熟悉，二是他们希望借助与金涛他们的合作实现对外拓展。
　　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历让金涛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其实在媒体与媒体之间并没有一堵逾越不了的高墙，一些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设置的。说来说去还是可以说到体制上，如果普通的电视节目也能象电视连续剧那样实现制作与播出的分离，单位间合作的行政色彩就会让位给市场化运作，就能实现合作方的双赢与多赢。
　　与电视媒体合作的不顺畅，让金涛很快进行了反思：选择电视媒体作为活动的主要平台到底准不准确。
　　节目要塑造和展示的是30岁左右的一群精英女人，她们是社会的中坚，仔细想一想，她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大把的时间看电视的，看电视应该不是她们首选的休闲和吸取资讯的方式，她们可能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与网络的亲密接触上。总而言之，节目的受众群体应该是与《超级女声》的“粉丝”有区别的，因此，在运作模式上也应该求新求变，比如说，可以在网络可以设置一个虚拟人物，让她去承载那些熟女真我的风彩，电视和报纸作为一种辅助媒体，帮助实现路演的相关环节。
　　金涛将其他媒体纳入自己的视野，力求以一种组合拳的方式，以节目为中心，构筑一个小小的媒体联盟。
　　金涛的第二个反思是能否避开落地的形式。其实，除了各地卫视可以落地到其他城市，所有的地面频道都是有地域、区城限制的，长沙和成都的电视节目不可能传递到北京和上海，反过来也一样。
　　但是，作为广州天创公司来讲，它花钱做品牌推广，就是要把其影响力直接打入北京和上海，因为北京是其品牌营销的大本营，上海是它急切需要打开的市场，做活动，必须满足于商家的这一诉求。
　　可是，该如何解决？
　　金涛意识到了原先策划方案中的不足：他们先前只是呆在电视里面说电视，而不是站在电视里说商业，节目与商业品牌是脱节的，它们之间缺乏一个有机的媒介，能够象蒙牛的酸酸乳之于《超级女声》一样，有一个水乳交融的衔接。
　　而且，这个媒介、这个模式，还应该与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的有所不同，因为对于大中小学生来说，购买酸酸乳的行为是一个轻松的、随意的行为，而KISSCAT，作为一个中高档女鞋品牌，你想通过一个电视节目挑逗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则必须非常巧妙地把品牌中蕴含的核心价值挖掘出来、传达出去，并且还要深入人心，难度可是大多了。
　　这个媒介应该是什么呢？
　　金涛想到了两个关键词：情感与文化。
　　那么，怎样通过情感实现品牌价值与消费行为的对接？
　　每个人其实都有情感倾诉与渲泄的需要，知性女性的细腻与悲悯使其更容易被真情实感所打动，金涛他们努力打造的平台，应该让说与听同时有其空间。
　　那么，怎样体现鞋的文化？
　　鞋与衣食住行的行有关，人生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每一双合适体贴的鞋子，都细致入微地承载了主人的酸甜苦辣，它象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好姐妹，总是与我们不离不弃，伴随着我们跨过坎坷，迈向新的希望……
　　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金涛已经超越了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开始站在他的客户的角度考虑消费者价值链的问题，按照他们与广州天创公司纯粹的商业关系，他是完全没有必要为商家的品牌扩张做精耕细作的。
　　做活动的过程是一个让金涛持续感动的过程，让他感触最深的一次发生在成都，一个母亲带着儿子来参加节目，节目中有一个环节叫留声机，年轻的母亲第一次面对摄像机镜头多少显得有些拘谨与羞涩，但很快，她脸上的真诚将一切一扫而光，她说：她既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生活，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梦想，她之所以敢勇敢地面对镜头、面对无数陌生人，只是想告诉儿子，人就是要活得勇敢一点，很多事情都需要你去亲自经历与体验。
　　金涛事后知道，那位母亲刚刚被检查出得了乳腺癌，也许，那是她留给儿子和这个世界唯一的、最后的影像。
　　金涛当时萌发了一个念头，他们可以用镜头把很多真诚的东西记录下来，做成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就是那些怀着驿动的心、而又踏踏实实生活的女人，面对生存的压力，梦想在时空交错的每一秒钟开花，金涛相信那种未经雕琢的真诚肯定会感动很多人，比如说跟她们有着一样或类似生存状态的人，包括她们的老公，她们的父母和子女。
　　品牌推广的最高境界是润物细无声，在于明心见性，直指内心，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剑就是我，我就是剑。在举手投足、细枝末节的表现中，情感植入到品牌之中，物我难分。其实，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不就是一个无时不刻不在的舞台吗？只要不荒芜了精神，只要还有梦想的驱动，生活本身便蕴藏了无穷的魅力。
　　金涛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入戏太深，这让他受益非浅，比如说他领悟到了一条他自认为比什么都重要的商业法则：真诚。
　　这也体现在他与合作方的关系上。
　　甲乙双方的合同是规范彼此之间的行为的，几百字上千字，不可能穷尽活动开展起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金涛一开始就打破了甲乙双方泠冰冰的条款，尽量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也毫不掩饰地让对方了解他们从业之艰难之艰辛之限制之无奈，他用两句话概括整个活动，眼泪中开播，眼泪中结束。
　　那是男人的眼泪。
　　2007年5月11日，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媒体发布消息：Kisscat《超级蜜秘》由广州天创鞋业有限公司主办，华西都市报、北京电视台BTV第8区、四川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湖南娱乐频道、上海教育电视台、辽宁电视台青少频道、星空卫视、东森电视、超级家族、北京晨报、新民晚报、三湘都市报、《旅行》杂志、《粉红》杂志联合推广。
　　为了这个发布会，金涛光场地就看了不下于二十家宾馆，不是人家的会议厅不合格，而是金涛付不起租金，合同认定的金额在与北京、上海两地电视台的合作中搭进出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他必须一块掰成两半儿花。
　　他们最后找了北京评剧院的演出剧场做新闻发布会现场，对方的朱总一直陪着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想办法解决。新闻发布会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金涛一干人和朱总一干人，均已连续十几个小时粒米未进。
　　新闻发布会很成功，天创的倪总请金涛他们吃地道的北京菜，酒过三旬，前期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包袱和压力在一瞬间释放，两个大男人忍不住抱头痛哭。
　　他们是饭店当天最后一拔客人，当他们吃完饭之后拉开饭店两扇厚沉的门，看到了大街上流光溢彩的车灯路灯，再往后看，关了灯的饭店空寂而漆黑，他们那一伙人马上就要融汇在如梦如幻的城市之光里，竟有一种又甜蜜又酸楚的感觉。
　　活动如期结束，他们相聚在长沙金汇大酒店，天创的代表及董事长，甲乙双方全程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来了，除此之外，还多了四个城市的优秀选手，整个大厅都是人，既象一个庞大的家庭，也象被同一个梦想神奇地召集在一起的同志和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大家举杯同饮，庆幸一场小的战役终于结束，遗憾时光过得如此之快，甲乙双方已亲如手足却不得不分开。酒喝到一定氛围的时候，金涛和倪总又抱在一起，再次眼泪双流。
　　逐利是企业或商人的最高准则，但并不是所有的逐利行为都必须百分之一百地排斥情感。一场活动下来，金涛觉得两者完全可以兼容。不错，广州天创的利润是一双鞋一双鞋卖出来的，但他们为活动专门订制的限量版女鞋，很快在四个活动城市销售一空，让金涛倍感欣慰。
　　这次活动还是留下了遗憾，金涛他们曾经承诺要争取让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但没有做到。一谈到这事，金涛满心愧疚。
　　金涛现在已经由一个纯粹的导演变成了项目经理，要求他既要制片又要管运营，艺术与市场，在他心目中必须一样远一样近。他因此而畏惧和抵触吗？
　　不。
　　金涛说，只要你真诚对人，真诚做事，不仅把合同写在纸上而且把它放在心里，你就能够找到朋友。生活与工作的意义，是你在物质利益之外，还能找到比它更重要的东西。
　　以前酒精过敏的金涛，现在只要跟朋友在一起便经常开怀畅饮，要的就是那股男人的豪气，要的就是活出真我的洒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
　　他问我，你说我这叫不叫很傻很天真？
第七节　邹高峰的高峰男儿当自强
    邹高峰对父母有一种感激之情，原因之一是他们把他生在了马年。
　　这是一个很孩子气的理由，但邹高峰说得很认真。
　　命相书上说：属马的人性格中前后矛盾的现象产生于多变情绪。属马人情感内向细微的变化常不被人注意，也就是说，属马人靠着自己对事物的直觉去行事。若要属马人解释自己的直感及对事物进行的推理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每当一项活动处于发展阶段，属马人那令人赞叹的潜在能力便会推进这项活动深入开展。属马人经常一人同时从事多种活动，而且能较好地控制局面。属马人一经做出决定，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事业之中。人们看到这种人要么是东奔西跑地忙于事务，要么疲惫不堪地躺倒。属马的人总是富有激情而勇往直前。
　　大学经历跟一个人的成长密切相关，对邹高峰来说也是。邹高峰上的大学是吉首大学，位于湘西边陲，不要说跟清华北大没法比，就是在湖南，排名也不靠前，有时候甚至需要降分才能完成招生计划。但邹高峰对自己的母校不是看不起，而是充满敬仰，认为在那个环境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知道了那个学校的校志，说不定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它的校志是“不以校名人，要以人名校”。我得说相比于其他高等学府那些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这个校志充满了自尊自强的激励精神。何况吉首大学的毕业生中还真的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说杨正午和龚曙光，前者曾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者现在是湖南省出版控股集团董事长，是中国出版、传媒界数得出的强人，不仅一出手就把《潇湘晨报》办得名震全国，其旗下的出版集团也即将整体上市。
　　榜样的激励让邹高峰有了奋斗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他没有危机感。邹高峰1998年入学，是吉首大学第一届新闻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是学校里的实验田，邹高峰和他们一班的同学就是实验品，老师也就比他们大四五岁，因为没有教学经验而显得很低调和谦虚。怎么办？大家一起摸索吧。邹高峰属马人的性格开始崭露，东奔西跑找电视台实习，牵头在学校里办话剧社团，筹办学校电视台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是跟当地一些电视台的合作。合作太好听了，其实就是为电视台提供一群免费的劳动力，全班42个人，每周分批到电视台新闻部去，干什么？替人家打开水搞卫生，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替人扛设备，能够被人呼来唤去似乎就是机会，因为能够亲眼看到别人怎么做新闻。
　　邹高峰刚读完大一期就被送到部队里去了，湘西武警部队，利用寒暑假象新兵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学校选拔送来的学生不到二十人，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训练合格以后回校负责下一届新生的军训。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教官完全把他们当成了新兵蛋子，口令动作不到位，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打骂体罚，没有什么客气可以讲的。教官对邹高峰说，你知道怎么喊立、稍息、一二一吗？对着一排树练去吧，等到你练得中气充足、正字腔圆、声音洪亮并且那些树都能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了，你就合格了。
　　这没有难倒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邹高峰，在体能方面，他带着一种自虐心理磨炼自己，觉得连苦连累都吃不消，那还叫男人吗？在为人处事方面，他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特别注重团队关系。他背后的动机非常明确，把大学当成一个全面锻炼自己的机会，大学毕业以后他必须在省城长沙的电视台找到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一定得是长沙而不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
　　邹高峰说他不能太好高鹜远，其所以选择长沙，一是因为那时电视湘军在全国已小有名气，自己只要找到机会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二是他不能离家太远，来自衡阳农村的他家庭条件并不好，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必须尽早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正是第二个原因让他放弃了留校和研究生考试。
　　2001年邹高峰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在湖南经视实习了几个月，临找工作的时候他有三个志愿，第一是湖南经视，因为跟台里的人多少有些熟悉，人家对他也多少有了些了解；第二是湖南卫视，因为他听说那里在招人；第三是湖南公共频道，那是一个新组建的频道，因为基础薄弱相对来说可能更有机会。优秀大学毕业生邹高峰后来将第三志愿作了主攻目标，因为前面两个台人才济济，即使进了前两个频道恐怕也得跟在人家后面干上很长时间，进湖南公共频道就不同了，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平台自己更容易脱颖而出。邹高峰比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显得成熟和有社会经验，他直接去找台长，台长一眼就看中了他，一上班就让他独当一面。
　　一开始是做一档国际新闻节目，做节目编辑，没有新闻资源也没有像《都市一时间》那么强的阵容和良好的设备，怎么办？他们就找差异化，别人有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不能跟人家硬碰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别的强势媒体进行横向嫁接。邹高峰当时已是主创人员，找到了跟新华社湖南省分社合作的机会，专做国际新闻，叫《新华国际》，到2003年的时候，在省内已经做得很有些名气了，适逢伊拉克战争爆发，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那里。邹高峰带了四个编辑，加自己加制片人总共六个人，每天必须保证半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相当大。他们的节目不仅是资讯的简单传播，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每天通过手机发信息关注他们节目内容的人都要超过十万人次。当时有个记者叫苏小波，他是新华社驻伊拉克的记着，战争开始之后到了多哈，他是湖南人，当时所有的新闻稿都是他提供的，来自于战争第一线的实时新闻，非常难得。那时可以说是举全台之力在办这个节目，不管是台长还是邹高峰节目组的人，都可以在台长办公室与前线记者连线。一有重大新闻还经常半夜被拉起来，又苦又累，可是觉得特别有激情。
　　这个节目并不纯粹是对现存资讯的编辑，还是带有一定的策划含量的，体现了邹高峰独特的视角和创意能力，这一点让他们台长很欣赏，有意提拔他做都制片人，就做国际新闻。
　　那时频道成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叫公共新闻网，可以做本土新闻。栏目刚刚创办，正在频道内招兵买马，我们熟悉的金涛已经在那里工作。
　　邹高峰这时再一次面临选择：是等着做制片人，还是到那个栏目组去？
　　这期间邹高峰抓了一个热点题材：保卫钓鱼岛。热血青年给台里打报告，希望能亲自上船作现场直播，可惜没有被批准。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湖南大学的一个旁听生，邹高峰联系上他，让他带上摄像机拍了素材回来，他们据此做了一集《保卫钓鱼岛》，获得了省内当年度新闻二等奖。
　　经过短暂的犹豫，邹高峰决定放弃做国际新闻。他是这样考虑的，国际上不是每天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作为一个省级非主流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栏目，每天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编辑性的，审审稿呀，把把关呀，秩序编排一下呀等等，很少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另外一方面，邹高峰的梦想是做新闻记者，直面社会、深入生活，仗义执言、舆论干预，邹高峰心目中有成为无冕之王的隐秘情结。
　　就这样，他跟金涛成了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两个人一个办公。
　　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栏目虽然是新栏目，记者也是一些新记者，但他们每天想的东西和他不一样。很现实，很功利，很实用主义。电视台员工的正规工资并不高，邹高峰从起点工资500元拿起，拿到了1600元，大家都把心思放在跑时事新闻上，最爱跑企业那条线，记者改善经济条件主要靠红包收入，这在行内行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但红包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有一次喜力高压锅在长沙搞新闻发布会，通过广告部找到邹高峰，他们就去了。按行规，应该是签到的时候发红包，但那次没有，说要等他们做完采访把稿子写出来了以后才给。真到了那个时候，对方又只给了两个红包。邹高峰提醒他，他们去了三个人。那人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三个人，但红包这会儿只能给两个，要想拿到另一个，得等片子播出来以后到他办公室去拿。邹高峰当时非常生气，把红包丢给他，说钱不要了，稿子也不发了。
　　这件事让邹高峰一下子明白了记者在别人眼里的地位：你们狗屁不是，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就得忍气吞声，就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职业操守。
　　他想到每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时同事的态度：生怕别人多拿了而自己少拿了；拿了红包回去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心里很难受，难道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混饭吃？
　　后来邹高峰就跟台里说给我两个人，我们自己弄一个记者组，把专题报道做起来。
　　台里也想提高新闻栏目的力度和影响力，便同意了。
　　邹高峰给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针砭时弊，选择带有负面性的事件做深度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舆论监督，叫揭黑也行。
　　从此以后，邹高峰他们就再没有红包可以拿了，有时候甚至还得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让我们从郴州临武的那次采访谈起。
　　郴州因其矿产丰富，有“煤炭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之美称。与此相随的，竟然是郴州地区经年猖獗的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掠夺式开采、资源破坏与浪费、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以至多年以来郴州各级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陷入屡次整治屡次反弹的“怪圈”。以“护矿队”名义存在的黑恶势力也应时而生。黑恶势力与黑恶势力、黑恶势力与合法矿山因争夺矿权的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从新闻来源的角度来说，郴州总是“猛料”不断，后来终于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人的相继落马而再次“饮誉”全国。
　　2004年，郴州市临武县某煤矿发生了执法人员与“护矿队”冲突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湖南公共频道也作了报道，但邹高峰觉得深层的东西应该不会那么简单，想就整个事情对那个地方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做一次深度调查。
　　开始一切顺利，很快便连续发了四篇报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路的。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可是临武的路常常一边是好的，一边是坏的。进临武的全是水泥路，是好路，可是出来的全是坏路，为什么呢？因为进去的车是空车，出来的车全是拖煤和矿石的车，而且一般都超重，时间一长，就把路压坏了。
　　邹高峰就顺着这个线索做了系列报道，包括非法改装车，包括煤矿里那些非法开采呀、官商勾结呀之类的东西。
　　事情发生在采访某煤矿之后跟当地镇领导沟通的时候，闻风而来的矿老板带着二十多个“护矿队”队员围住他们，把刀架在摄像师的脖子上，逼他交出照片和录像带，否则就不让他们离开。
　　邹高峰他们被扣押了40多小时。
　　邹高峰对着煤矿老板说，扣押记者，限制我们采访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不要因小失大。又对镇领导说，我们下来采访，县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包括省委宣传部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个三长两短，他们都会找你要人。后来公共频道主管新闻的副台长闻讯，连夜和县公安局局长一起来到镇里，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那些“护矿队”队员真是胆大妄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争吵和推搡中把摄像师的牙齿打掉了。
　　考虑到对当地政府形象的影响，邹高峰他们被扣事件并没有被公开报道，只是作为内参被呈了上去，后来那个镇的镇领导和煤矿老板都得到了处理。
　　其实，2002-2005年临武县发生了多起“夺矿案”和“涉矿案”，而其事实真象直至2007年上半年才相续浮出水面，这些案件又牵出了原临武县政法委书记刘爱国、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欧书义、原公安局副局长邝献勇等人，该县县长曹立耕也被“双规”。
　　象这种比较严重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有黑恶势力作为“保护伞”，“矿乱”中关系网盘根错节几乎是一种共性。新闻记者到郴州属地采访被威胁、就象一场生命历险的事也并不鲜见。直到2008年1月11日，中共郴州市委办、市政府办向所辖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单位等转发了市委宣传部的有关文件，并对外公布将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观。
　　让我们再说一下邹高峰在邵阳城步县的一次采访。
　　2005年8月13日上午，城步县公路局的一台悬挂湘S16857号牌的越野车与一台大货车相撞，事故发生后由于赔偿问题，双方争执不下并报警，城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并暂扣了事故车辆，两辆肇事车都被扣押到交警大队院内等待处理。在调查中交警发现公路局的这台车悬挂的湘S16857号牌并不是该车的真正号牌，同时该车有多种违法行为。一是非法安装了警报器，二是非法安装上了警灯，三是挪用了车牌，第四个违法行为是驾驶证在损毁期间驾驶车辆，这四种违法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应该处罚6200元。
　　面对处罚，城步县公路局越野车驾驶员李德勇想强行将被扣押的车辆开出，但没有得逞。城步县公路局的有关领导希望交警大队减免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已进入电脑管理程序的处罚要修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公路局要求减免处罚的请求，没有得到交警的回复。就在8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30多名手持撬扛、铁锤的人员趁民警下班之机，涌入交警大队停车坪。他们分工明确，撬锁的撬锁，开车的开车，拉人的拉人，迅速将这台肇事车辆强行开走了，抢了之后还开庆功宴。
　　据城步县组织成立的专案组调查，此次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妨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案件，该局党委副书记杨前明就是为首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事后，他还酒气熏天地来到交警大队开协调会。
　　邹高峰他们率先报导了这件事之后，湖南省公安厅非常重视，省公安厅副厅长阳红光表示，城步县公路局少数人目无法纪，公然阻扰公安机关执法，冲击公安机关而且打伤公安民警，这个性质是严重的……对这个案子要进行督办，一定要伸张正义，使法律得以正确的实施，对于这些践踏法律搞特权的要绳之以法。
　　事后，邹高峰去做跟踪报道，知道杨前明已被刑事拘留。
　　他们到他家里去采访，他小孩才两岁，他家人看邹高峰的眼神象锥子一样，给他的触动太大了。然后，他们去看守所采访杨前明，发现他简直象换了一个人似地，事发时的“官威”早已荡然无存，完全一副精神萎靡、胡子拉茬的样子。
　　回到住的地方，邹高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不停抽烟，整整抽了一包。杨前明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公路局局党委副书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把他培养出来的？对他来说，身陷囹圄固然昝由自取，可是对于他的家庭呢？又该如何承受？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邹高峰发现自己有些于心不忍了，明明知道这不关他什么事，可内心里就是憋屈得难受。
　　他对自己是否适合眼下的职业产生了一丝怀疑。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将不得不舍弃邹高峰另外一些精彩的采访故事。但他做《魔戒》节目的事却不能不说，那是一次活动，曾被人认为是拿吸毒者来做的一场电视秀，但邹高峄却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对一个特殊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心灵与肉体的拯救行动。
　　邹高峰做的那个活动就是以真人秀的方式帮助吸毒者戒毒。推出一场主题为“挑战心魔，重塑自我”的大型自愿戒毒公益行动《魔戒》。
　　策划方案是邹高峰写的。他们在岳麓山上面建了一个院子，征集了十二个吸毒者，男的女的都有，住在那个封闭的院子里，在那里公开戒毒，每天二十四小时监控其每个环节，由公共频道做全程录播。
　　那是公共频道做的第一档公益戒毒活动，引发国内外媒体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栏目的热烈讨论和争议。全国很多媒体都来报道，台里省里的压力都很大，因为展示戒毒过程那种令人惨不忍睹的揪心画面，被人质疑，觉得有负面影响。但邹高峰和导演组顶住了压力，他们觉得，面对吸毒所对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血淋淋的毒害需要血淋淋的例证来披露，让人警醒。很多吸毒的人都是不小心掉进去的，心里其实很想戒，但是光靠自己又做不到，因为那种药物依赖性不仅是精神的而且也是身体的，非常顽固。如果能以他们误入歧途的故事、戒除毒瘾的艰辛告诫更多的人，不管是对其本人还是社会都是有益的。
　　他们向社会征集女性自愿者，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陪护，还配备专业的护士给戒毒者做护理，邀请专业人员对于他们的后期进行分析，公共频道公开承诺：离开《魔戒》进入社会之后，只要他们一天不复吸，公共频道就给他们打钱，帮助联系安排就业。
　　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真是又劳身又劳心，因为他必须每天和那群吸毒的人在一起，而那些人，心智完全就象没有长大的孩子，需要不断地被关爱、被鼓励，还特敏感，生怕你看不起他，把他当病人。他们毒瘾发作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不仅自虐，还会有攻击性，完全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对他们自己来说，完全是一种梦魇，百分之百地恶魔缠身。
　　后来的十二个参与者中，有三个人复吸了，其他九个人彻底戒除了毒瘾，走上了工作岗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当时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收视率“嗖”地一下就上去了，不仅在频道内排名第一，在省内也持续排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哈尔滨、云南的吸毒者和他们的家属都跑过来，要求加入，好象那个节目是他们救命的稻草，这让邹高峰和他的同事倍感欣慰。这个节目获得了当年度公共频道的“经典策划奖”。邹高峰更是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转型之作，他从中看到了活动的强大影响力。
　　这以后，邹高峰便彻底转型了，开始从事跟现在的工作差不多一样的事儿，还和原来的老领导一起，在湖南公共频道下面成立了的一个经济实体，叫湖南公共传媒有限公司。
　　那个公司属于公共频道，但公共频道并不给投资，甚至都不提供办公场地，他们靠熟人关系在长沙市一个铁路电视台找了一个办公室，招了几个人，完全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奇怪的是公司的产权属于共公频道，只是授权他们通过这个平台替共公频道做活动，拓展业务。
　　他们把目光紧紧盯着老年市场，很快就做了一个《超级戏乐会》的活动，他们跟省京剧团、话剧团这些老的艺术团体合作，以戏剧票友为骨干，把触角延伸到对各地州市地方剧种的挖掘与挽救，很快就做出了品牌与影响，一些企业争相赞助。
　　与此同时，他的好朋友金涛离开公共频道然后加入了王伟的团队。他们见面之后说起各自的生活，金涛力遨邹高峰，觉得王伟这里更适合于他。邹高峰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他开始与金涛搭档，一起做商业推广，象我们已经了解了的红星年货购物节和让金涛特感动的《超级秘密》。
　　后来继续做广东国际旅游节、海南欢乐节，再后来，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在王伟这里，邹高峰感觉不错。
　　“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和事业可以合二为一。”
　　邹高峰说。
第七章　快乐颂
　　什么是B1？
　　B1就是中国特色的NBA联赛，它充分吸取美国NBA联赛的精华与营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特点，按照科学发展观设计的一场可持续发展的篮球盛宴，就象美国NBA毫无争议是美国的文化符号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王伟加盟的B1联赛公司，有充分的信心把B1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符号。
第一节　暗夜
    现在，让我们和王伟一起再次回到他最近一次抵达的三亚。
　　那里是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做“碧海明月慈悲心”的地方；那里也是他跟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明确表明自己去意已定的地方。
　　“跟张华立发信息交流的时候我身心发抖，就像跟自己的挚爱生离死别一样”，后来，王伟这样给我描绘当时的情形，“最后一条信息发完，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我等着天塌下来。”
　　天当然不会塌下来，但是，天确实一下子黑了。王伟从旧天娱传媒高层管理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一个“个体户”，暂时还没有星星闪烁出现，只有满耳朵铺天盖地的涛声。
　　“我睡得像个婴儿一样，每两个小时醒来哭一次，然后再睡。”
　　说这话的不是王伟，是一个叫麦凯恩的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他在前不久竞选美国总统时败给了黑人奥巴马。他说，竞选美国总统很难成功，“除非青蛙长出翅膀”。
　　王伟没有哭，没时间没工夫也觉得没有必要，毕竟，这一切终归是他自己的选择。后面一点也与麦凯恩不同——他得让青蛙长出翅膀，他需要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他的“出走”是正确的，所以，他只能成功。
　　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长沙。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团队。而团队的稳定性，恰恰是最让他隐隐觉得不安的事。他这时候还不知道，就在他和张华立互发信息后的两个小时，旧天娱传媒便以董事会的名义发文：同意王伟因个人原因辞去海南天娱总经理职务。
　　王伟没有得到王平波的最新消息，他原来以为在公司内部关系最为密切的堂叔只是在以特殊的方式向他进行“兵谏”，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自己执意离开一样，王平波执意地选择了留下。
　　还是让我们先详细地谈谈传说中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三千万的投资是怎么回事吧。
　　命中注定，2008年将是旧天娱传媒的多事之秋。王伟则是在2008年的春节刚过，便有了坐过山车的感觉，似乎总在起起落落、上上下下。
　　前面说到的上一年度奖金、劳务费的发放、娱乐频道优秀员工的评选等等不愉快，已经在王伟和他的团队的心目中播下了郁闷的种子。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不良情绪的话，王伟作为公司创立者之一，则能更宏观、更全面地了解它的沉疴：品牌贬值导致公司的发展方向越来越盲目；体制僵化导致各部门越来越隔膜、独立，很多事情越来越推不动；内部的奖惩机制不健全不公正导致越来越人浮于事、消极怠工，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这个公司逐步老化，内部机制失灵的一种反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公司还有活力吗？这个公司的员工还有前途和希望吗？
　　王伟他们的不良情绪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被排挤的感觉。这就让人更不爽了，因为他们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有了那么大的付出，却没有相应的回报与被理解。王伟跟领导拍桌打椅、据理力争，不过是为大家的怨气找一个突破口，可惜的是它没有引起董事长的重视，他以为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他不知道作为老大，即使兄弟间的疙瘩也是需要修复的。
　　董事长也太无为而治了。
　　2008年2月，王伟长江商学院的两名同学来长沙玩，了解了他不开心的原因，便怂恿他出来。他们说，一样是为国家GDP的增长做贡献，与其在体制内窝窝囊囊地忍气吞声，不如自己出来单干，我的世界我做主。说吧，把你那摊事业做起来大概需要多少钱？咱们几个兄弟一人凑点钱不就可以了吗？
　　王伟说要不了多少钱，有个一两千万就可以做得很好了。
　　他的两个同学就说，我俩给你投三千万吧。第一期先到一千万，股权我俩各占30%，王伟你占30%，剩下的10%给你的团队。
　　直到现在，王伟仍然坚信他的两个同学是真诚的，尽管其中也有心血来潮、哥们儿义气的成分，但最主要的还是真诚与信任，他们想帮王伟一把，凭他们对王伟的了解，他们相信王伟一定能够做起来，并且能够做得风生水起。
　　王伟受到感动与鼓舞的同时，也受到了刺激：一样的同学，差不多的年龄，别人已经是几个亿几十个亿的身家，说砸钱，都是以千万计，自己却还是那么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旧天娱传媒不仅早就没有了奋斗的激情，不仅面临着那么多、那么巨大的困难，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想到要去改变它。自己在为它工作，它曾几何时想到过要对你予以基本的肯定与尊重？难道真的就这么死耗着，直到迟早有一天和它一起冰海沉船？
　　三月份和四月份是王伟内心里最为挣扎的时候。他在杭州上课的时候，他的两个同学老催他，让他赶快弄个方案出来。进入五月，成立新公司的方案进入实质性的磋商阶段，五月底，王伟去了匈牙利。
　　当王伟六月份从匈牙利回来的时候，作为最应该知道旧天娱传媒高层人事安排的人员之一，终于最后一个知道了龙丹妮即将空降天娱传媒任总经理的事。
　　这种也许勉强称得上无意的伤害，其实更像个“阴谋”，它有足够的理由让王伟寒心。
　　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人心里嘀咕，说王伟胸襟不够开阔，没有大局观念，恐怕谁都会忍不住反问：如果面临这种境况的是你，你是否还能胸襟开阔，有着彻底无私的大局观念？
　　准确地说，王伟想到的还不仅仅是从王鹏那里一分为二的总经理位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总经理换成了龙丹妮或者别的什么人，那么，她或者他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擅长与强项来对天娱传媒的业务做一些内部调整；她或者他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新思路来改造公司。就以龙丹妮为例，她的强项是做电视节目，她一定会围绕着怎样把电视节目做好来整合资源，她是否仍然会看中活动运营这一块，便会成为一个未知数，那么，王伟与王鹏之间已经形成的管理格局，很可能被打破。要是龙丹妮的被任命带着某种使命，王鹏是不是会挪动一下位置都很难说。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如果这种推测有其合理性，那么，王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团队就会散掉，这是王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相反，如果龙丹妮上任后仍然会看重活动运营业务，上面的人就不应该用那种不理不睬的态度来对待王伟，起码应该跟他通通气、安抚一下。
　　这种分析的结论是——王伟的出走，更像是在为自己、为大伙儿找退路。
　　大伙儿什么意见呢？
　　王伟把他同学准备投资的事小范围里试探性地一说，大伙儿无不欢欣鼓舞。
　　王伟和他的高层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在佳程某间行政套房里讨论新公司的构架和今后的发展规范，他们也分别征询过所管辖部门的员工的意见，大家众口一词，都愿意跟王伟一起出来干。
　　人算不如天算。
　　正当王伟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时候，股市已经开始下跌了，跌得很惨。他的两个同学都是做证券的，股市下跌哪还有心思做投资？王伟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没有原来那么坚定了，讲实话，也没有那个心思了。但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说停，只是问王伟能不能暂时缓一缓。
　　王伟非常理解他的两位同学，平时，他们都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人，绝对不会随便跟王伟开这种玩笑。但王伟觉得自己是个很识趣的人，不能让愿意帮自己的同学有一丝一毫的为难，便不再催促他们。
　　与此同时，王伟又觉得他自己既然闹了这么大一个动静，总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不能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似的，说不玩了就不玩了。
　　也不见得。
　　原来大伙儿的欢欣鼓舞是建立在有上千万的投资做前提的基础上，认为那样可以高举高打，新公司一亮相就能从市场上博得好彩头。如果这笔资金不能到位，你一个个体户，在失去湖南广电、天娱传媒的光环下，恐怕取得别人的信任都难，好不容易能做上一两单，也是小打小闹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匆匆忙忙地脱离天娱传媒吗？
　　王总你发个话，说现在情况有变，大家都不出来了，外面传闻归传闻，反正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写辞职报告，只要我们自己不提出来，谁还敢赶我们走？我们还是在天娱传媒干。
　　甚至有领导或来劝王伟要留下来的人替王伟出主意：叫你老婆或你完全信得过的人先把公司注册下来，我们表面上按兵不动，实则暗度陈仓。
　　前进一步，头撞南墙。后退半步，海阔天空。
　　但王伟不这么看。
　　王伟说，我从来不做脚踏两只船的事情，为人不能这样。一个人的心思与精力，只能集中去干一件事情，如果我一旦选定了留在天娱传媒，那我绝对不会再有二心，我会把天娱传媒当自己的事业搞，当自己儿子一样的宠爱，我所付出的无非是一点可怜的自尊心。但我一旦做出离开天娱传媒的决定，我一定会走得干净彻底、光明正大。决不会想着在那边开一家公司，用天娱传媒的招牌接私活，这是一个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很霸道很独裁的。吃里爬外的事，我也坚决不干。不错，我们现在不是在天娱传媒干不下去，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想干大事，就是因为我们能干大事，而在旧天娱传媒根本就干不了什么大事。如果是为了赚几个小钱，我们根本用不着这么折腾。了解一下全国的活动运营市场，我们有自信做到全国第一。
　　别人不投资，我们自己筹。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依赖巨资的行业，我们输出的是智力活动与执行力，完全可以通过优质服务，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利润。然后，像滚雪球似地把产业做大。今后几年，我们还要争取在证券市场上上市，我不想在公司的早期，就打上不光彩的烙印。
　　至于天娱传媒的光环，那是唬外人的。我们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你以为是天娱的品牌吗？是我们自己团队的品牌。我们靠打地铺、吃盒饭、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赢得了客户，我们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苏建华是王伟最坚定的支持者。
　　苏建华对于待他其实不薄的湖南广电感触良深，又有七八年在国外打拼生活的经验，觉得有一个跳出体制的机会而不牢牢抓住，也许会落下终身的遗憾。他有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专门做投资咨询的，姓周，周总对王伟说，只要你选择的行业有前景，你可以先把公司注册下来，先做，做出一点影响来之后再想办法吸引投资，到那时，你吸引的钱可能会更多。
　　这促使王伟下了决心，他决定先注册一家五十万的传媒公司，原班人马，做原来的行业，只是原来替别人干，现在替自己干。
　　王伟的坚定影响了大家，都非常坚定地支持他。
　　新公司叫“新活动传媒”，一开始产权关系就非常明晰。
　　总共七个股东，每个股东出资四万五，王伟出资一半，占46%，因为他还准备留9个点给财务总监，这样他实际上只占不到40%，其他包括王平波、王谅在内共六位加上财务总监共占63%。王伟当时认为这种股权设置是很合理的，他没绝对控股，意味着他只是一个牵头的，大家一起做老板。
　　股本金一天之内就凑齐了。
　　王伟希望把团队一个不剩地全部带走，除非他们自己不愿意。
　　但股东中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王伟的团队也就是海南天娱传媒，共有员工一百多人，每个月光是吃喝拉撒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新公司刚成立，还有一个寻找市场、求得市场认可的过程，养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要稳定的是中层，是骨干，下面的人都好招。新公司船小，船小好调头，但不能让庞大的员工队伍把船一下子挤翻了，压沉了。
　　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把人全部带出来的意义：新公司成立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是天娱传媒或海南天娱传媒，为了让海南天娱传媒不剩一兵一卒，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王伟的心情复杂到极点：海南天娱传媒是他一手筹建的，“新活动”传媒也是他一手筹建的，两个都是自己的孩子，却不得不同室操戈。
　　当然，由于他现在的立场，在两兄弟真正开打的时候，他不能允许“新活动”失败。
　　王伟首先找总监级的中层干部谈话了，金涛和邹高峰当即明确表态要跟随王伟出来。王伟同时找了节庆活动部的总监（让我们隐去他的姓名吧），他却表示要先考虑一下。王伟当然得允许别人考虑，因为对底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留在体制内还是跟“个体户”打工的问题。王伟没想到，这个人转背就把消息透露给了王鹏，然后背着他开始笼络人，企图把团队往他那边弄，他想留在海南天娱传媒继续做大做强。
　　这时候有个股东就说了，我们坚决不能让任何人留在那里，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王伟你现在不还是海南天娱的总经理吗？另外找个理由把他干掉。
　　王鹏再也不无为而治了。他一边真心实意地挽留王伟，一边不同意王伟处理那个人。
　　也是那个人自作聪明，他找了王鹏还不算，又找了还未上任的总经理，这就“犯忌”了，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我是王鹏，我是不可能让海南天娱传媒那么轻易的垮掉或被分裂掉的，我一定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那就是一边与王伟讨价还价、让他做方案、企图把他争取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会寻找一方能够与王伟抗衡的力量，把下面的人离间掉。
　　如果我们以这个特殊的时期为题材，可以编一部惊心动魄的电视连续剧，但是，这显然会违背我与王伟事先约定的“纪实”与“不伤及无辜”的初衷。为此，我们将把这一过程一笔带过。
　　五十万元资本金够干什么？
　　在新世纪大厦租半层写字楼，押金和三个月的租金就去了一大半，然后添置基本的办公设备、人员的基本工资，又去了一大块，汶川地震和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使得一切节庆活动、娱乐活动暂停，被迫早产的公司能扛多久？
　　王平波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王伟摊牌的：我不打算出来了，我要留在天娱传媒。我劝你也不要走了，现在董事长留你，欧阳常林也找你谈话、挽留你，这就是个机会。留下来，一样可以有所作为。
　　时过境迁，王伟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了堂叔王平波的选择：他女儿考大学上大学，这将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王平波自己开过印刷厂，后来被一把火烧掉，早已认识到市场和自己创业的残酷，像他这种年龄，最需要的是安身立命的归宿感。他相信上海天娱传媒能够给他，而跟着你王伟玩，谁知道你会不会带着我们一起玩死？
　　但在当时，王平波立场的转变，却让王伟深受打击。
　　王伟后来跟我说，旧天娱传媒是怎么一回事，我比谁不更清楚？如果留在那儿还有一丝生机，我会拿自己和兄弟们的前途与命运冒险吗？
　　当时，遭受深重打击的王伟还得硬撑着，他说，我对你的决定表示理解，但我仍然希望你回心转意。
　　王平波也很固执地表示，我也希望你能回头。
　　王平波手头还有一个团队，他这个团队是最稳定的。连王伟都心生佩服，认为王平波能力很强，而且是一个很会带团队的人。
　　王伟马上找王平波的下属谈话，说王总可能还要在天娱干一段时间，你们还是在新公司好好干，不要动心思。王伟上午找他们谈话，下午，已经在新公司上了几天班的那几个人，一起回归了天娱传媒。他们以对直接领导王平波的忠诚，背叛了对间接领导王伟的忠诚。
　　王伟有了哭的感觉。
　　但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就是一面旗帜，必须永远屹立不倒。
第二节　黎明
　　王平波的下属坚定地选择跟随王平波，对新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些选择跟随王伟的人会怎么想？会不会重新考量当初的决定？
　　王伟当初乐观地估计能带出来六十多个人，结果打了五折，出来了三十多个。
　　对此，王伟很遗憾。
　　他不明白，为什么事到临头，在他最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很多当初表示将与他共进退的人会选择按兵不动。他觉得心理有点失衡，甚至怀疑自己的人格和决策是否有问题，他不得不把之一味地归咎于自己的影响力有限。
　　四个月以后，王伟才彻底想清楚这个问题：当初以为整个团队都可以移植出来的想法真是太简单了，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心态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很多人会觉得给国有企业做事和给民营企业做事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他们的权衡与计较，这太正常了。加上你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你的身份还是海南天娱传媒的总经理，还是他们的领导，你还管着他们，他们口头上是一定会答应你的，因为你万一不离开公司，他们还得看你脸色行事，他们犯不着一开始就拂逆你。相反，如果所有的员工100%都跟你出来了，那反而有问题了。
　　甚至连与王伟有着师徒情分的谢湘林也有过犹豫与挣扎。出来是迟早的事，但是否一定要选择失去资金支持、前途又不明朗的时候呢？
　　谢湘林年龄比王平波大，也是一个在生活事业上受过不少挫折和磨难的人，他同时也是王伟最贴心、最可依赖的朋友。他和王平波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就是做事一定得谋定后动、稳打稳扎。
　　王伟不这么看。他觉得，如果前途一片光明，那还叫什么创业的艰辛与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遇事婆婆妈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个时候不能犹豫，必须快速推进。王伟发出狠话，谁要有二心，谁要再犹豫，谁都可以走人。
　　还是那句话，原则问题是不可以商量的，至于新公司的股权怎么分配怎么调整、新公司的业务方向如何确定、人事怎么布局，一切都可以讨论。
　　王伟的决绝鼓舞了谢湘林。这几年，他太了解王伟的为人与能力了。他成了王伟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一呼未能云集，对王伟毕竟是个心理打击。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他只好尝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公司初创时期，他还真要不了那么多人，那些没有跟着出来的人，无意中减轻了他的负担。
　　那些在新公司上班的人，无不脸色凝重。
　　王伟有理由猜想，他们要么还在犹豫，要么正在忐忑不安。
　　那段时间是王伟人生中最难熬的。但是，虽然他内心很难过，头脑却非常清醒，他毫不犹豫地做了几件事：第一，偷偷地找自己父母岳父岳母借了一百万块钱（那可是他们养老活命的钱），准备在股本金用完而又没有接到业务的时候拿出来应急，他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半年，如果半年之内公司没有入账，他将承认自己的失败。第二，为了让跟随自己出来的员工有归宿感，他让财务部立即替所有的员工购买“五险一金”。除此之外，王伟还在新公司全体员工会议上承诺，决不轻易裁员，除非你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或者触犯了刑法。第三，新公司的工资按照原来天娱传媒的标准执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即去开拓市场，一旦新公司有事情做了，大家就不会惶恐了，精力就会被集中到事业上，大家就会有一个看得见的共同目标，新公司就有了凝聚力。
　　王伟很清楚，因为上半年的汶川地震，海南天娱传媒也没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公司与它正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他倒真想看看，到底是“天娱传媒”四个字值钱，还是“王伟”两个字值钱；这几年活动运营市场的开拓，到底是“天娱传媒”品牌的自然延伸，还是王伟的人脉资源和他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王伟正式辞职以后，海南天娱传媒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他们一边是七十多个人，王伟这边是三十多个人，那么，谁能拿到2008年的第一单，谁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已经是七月上旬了，最开始的七个原始股东，除了苏建华和谢湘林已经和王伟一起出来，还有四个人没有到海南天娱传媒办理辞职手续。
　　王伟没有催促他们，但把他们的心思一个挨着一个地揣摩了一遍。
　　已经出来的谢湘林绝对让人放心。他认定的不一定是这番事业，而是王伟这个人。王伟很尊敬他，他也很欣赏王伟，他们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他一旦拿定主意，就不会再动摇。
　　苏建华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性情中人，书生意气，富有梦想。这种意气与梦想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他是从湖南广电体制内走出来，他痛恨扼杀个人激情与才能的旧体制，又受过市场经济的熏陶，懂得市场的游戏规则，他也认定王伟这个人，他俩曾在美国十几天，同吃同住、反复交流。他的全球化的视野，很多先进的理念都让王伟深受启发。他为什么要把老婆孩子丢在外边，自己一个人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边可以过得很舒服，他回来就是要干事业的，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李卫暂时还没有过来，但王伟与他的搭档是从大型电视节目开始的。那时，王伟是编导，他也是编导，他们一起组成一组做节目，两个人的市场营销总是很成功，他知道这个过程中王伟面对客户的机灵与责任心，怎么样让客户心甘情愿地投钱，他们又怎么样让客户满意，做一次合作就成为朋友，今年给你做，明年还给你做，后年仍然给你做的。到天娱传媒以后，李卫的能力与表现也总是让人满意。再说了，李卫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大方向很清晰，知道王伟一走，海南天娱传媒活动运营这一块业务，很有可能就会崩溃。所以，只要没有大的意外，他也是迟早要出来的。
　　周镇是犹豫过的，他是做音乐的，做歌厅和巡回演出，这么多年一直漂着，也是很累的，劳心劳力，现在家里有老婆有孩子，总是希望工作与收入相对稳定一些。他是被王谅介绍到天娱传媒的，这几年跟着王伟做活动，一年一个台阶，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外面漂了那么多年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种找到了组织似的归属感。他内心里可能并不想改变原来的工作格局。还有，周镇除了很有上进心、写歌词写得很好、作曲也作得很好以外，还特别讲义气。由于王谅当初的引荐关系，他会把王谅的出留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
　　提到王谅，王伟心里很是复杂。可以说，他是跟上海天娱传媒和海南天娱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从2004年王伟做的第一单——南岳衡山佛教音乐晚会开始，王谅便用他横溢的才华和河南人的吃苦耐劳，建立了自己的权威，王伟没想到他手下的第一员大将、他亲自任命的总导演，最终会与他分道扬镳。
　　未能坚持到底的还有易伟。易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和正义感的人，他没有上过大学，在湖南媒体界却赫赫有名，早在2001年，他写的通讯“蒋艳萍：遭遇‘媒体审判’”便获得了全省报纸系统好新闻一等奖。后来，他在《凤凰周刊》的时候，被王伟挖过来主编杂志《旅行》，干得也还不错。他游离在王伟的主业活动运营之外，在新公司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既怕自己变成闲人，又怕成为王伟的负担，他的离开就这么简单。他与王伟现在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除了上面几个原始股东，王伟还有几位爱将。比如说金涛，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一进入工作状态，似乎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可能被调动起来。他在湖南广电干过很多年，也调换过不少单位，却总是憋得很难受，要是不加入王伟的团队，那种小编导的日子还不知道干到什么时候。在王伟这里，他是绝对的主力，属于总监级的人物，要他重返体制之内，那是坚决不会干的。
　　邹高峰也是如此，按道理讲，邹高峰是最有可能在湖南广电如鱼得水的。他舅舅陈先绪是湖南电视台的老台长，当时在全国都是名头很响的人物；他老婆的舅舅是魏文彬，他要在湖南广电混个一官半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邹高峰难得就难得在这里，他从来不把与湖南广电高层的渊源挂在嘴上，更不愿意在亲戚的光环下生活，他不要别人的庇护，他要的是凭自己的本领立足于社会。他到王伟这里来后与金涛搭档运作了几个项目，表现了自己超强的智慧与操作能力，他的选择甚至没有经过王伟做任何工作。
　　2008年7月4号王伟正式离开天娱，在与原公司仅一街之隔的新办公室，王伟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喊，行动行动行动，只要能拿到单，一切该结束的就会结束，一切该来的才会真的来。
　　他一个人去了海南。
　　他第一天拜访了省旅游局的领导，第二天又去拜访了省商务厅的领导，王伟把离开天娱成立新活动的事告诉了他们，希望未来能有些合作，王伟特别强调，新公司严格进行成本控制，所以他的报价将会对客户更有利。也就是说，你们花的钱会比原来少，得到的服务会比原来更好。
　　王伟的判断没有错，海南那边看中的就是他这个人，他的信用、一诺千金和策划、执行能力。一句话，王伟做事让他们放心。
　　海南天娱传媒的电话和公文随王伟一起到了海口，他们也告诉相关厅局：王伟已经不是海南天娱传媒的人和总经理了。
　　海南方的回答非常巧妙，说如果运营团队选择不好导致活动出了问题，管事的领导将难推其责，甚至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所以我们不会受其他因素的干预，会慎重选择我们自己信得过的人与团队。
　　这其实也正是他们选择活动操作团队的原则。
　　王伟来的真是时候，商务厅正好要在海南香港经贸周上做一个活动，是关于海南东部地产的，实际上就是陵水、琼海、文昌、万宁四个市的一个房地产推荐会，王伟马上准备了一个方案，单枪匹马的去见领导们。
　　王伟已多次来海南，知道海南岛与美国的夏威夷处在同一纬度，在长达1528公里的海岸线上有迷人的海水、洁净的沙滩、明媚的阳光，具有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岛自然风光。东部海岸线上，共有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市县。目前该区域的基础设施条件在海南是最好的，她的滨海资源更是稀缺资源中的“珍品”，有博鳌湾、石梅湾、神州半岛、香水湾、铜鼓岭，以及终极目标是“国家海岸”的三亚海棠湾等，独特的滨海资源使东岸市县变得“炙手可热”。
　　王伟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阳光东海岸地产”的创意，将旅游与房地产链接，做成旅游度假房地产的概念。王伟很能侃，面见商务厅领导时发挥得非常有诗意。
　　与商务厅领导见面是下午，当天晚上王伟接到了旅游局的电话，他们也要搞一个海岛旅游的推介会，也在香港，是同一天，算是海南香港经贸周的一个子项目，不如让你们一起做了。这样，第一，一个团队同时做两个活动，便于沟通与管理，也能够节省成本；第二，做旅游推介是你们的强项了，你们帮海南省旅游局在莫斯科、在北京、在上海都搞过推介会，我们相信你和你的团队。
　　海南欢乐节的单接下来更加顺理成章。大家对两年前的旅游欢乐节还记忆犹新：花车巡游，瓢泼大雨中的演唱会，海上璀璨的烟花，那是多么热血沸腾的欢快记忆！可以说，王伟让海南欢乐节有了新的内涵和品牌价值。2007年的成功已使他的团队轻车熟路，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选择王伟。
　　三天时间，三单业务，合同金额将近800万。
　　王伟从海口回到长沙，把这个消息向他的其他股东们报告，他看到的反应，既有惊喜，也有将信将疑。
　　等到合同正式签下来以后，王伟便亲自给每个员工发信息，告诉他们合同金额是多少？什么活动？哪里的？什么时候签的？跟谁签的？让他们知道公司业务的走向。在天娱时，王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现在，他要让他的员工们有安全感，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王伟要搭班子了。
　　他问王谅，什么时候能够从天娱那边辞职过来？
　　王谅含糊以对。
　　王伟感觉到王谅还在犹豫和摇摆。他不去猜测天娱那边是否在拉拢他、给他诱惑，他也不再催促他早点与天娱断了瓜葛。但他内心里给他预留了七天时间，让他自主选择。
　　海南香港经贸周是“新活动”公司的第一单业务，而且是在海外做，王伟在海口洽谈合同的时候，为了不让帮他的朋友为难，已经主动把利润压得很低，他更看重的是一定要做出新公司的品牌，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纯粹的、立场坚定的团队。
　　王伟替王谅划了一条底线：如果你不辞职，我是不能让你来做总导演的。不是我对你有看法，我是对那种脚踏两只船的人有看法。七天，够上帝造人了，应该能让你下定决心。
　　七天过去了，王谅仍然没有从天娱辞职。
　　王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金涛和邹高峰顶替王谅。
　　金涛负责旅游局的项目，邹高峰负责商务厅的项目，等到正式合同一签，两个人就一头扎到了海南。俗话说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金涛、邹高峰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完善执行方案、与客户沟通、拍外景、做样片，一忙就是一个月。邹高峰的老婆怀了孩子，预产期是八月份，他硬是顾不了回家照顾。
　　2004年王伟第一次进入活动运营行业的时候，一年做了90万，现在“新活动”注册成立一个多月就接了800多万，王伟应该受到鼓舞才对。但他是个眼光向前的人，他的参照物是2007年做到了6000万的海南天娱传媒，他急于要市场证明，到底是“天娱传媒”的品牌起作用，还是“王伟”的品牌起作用。
　　王伟手机里有2000多个电话，他稍加整理，向近千个朋友、客户发了同一条信息。
　　他首先表明自己已经从天娱传媒离开了，成立了“新活动”公司，然后希望未来能够得到你们更多的支持，希望有一些合作。
　　几乎所有的人都回了信息，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的祝福，让他感动异常。
　　广西的徐晴，更是来电话询问他，今年的东盟博览会开幕式是否有兴趣参加？
　　王伟和徐晴的结识很偶然。早在生活频道总编室工作的时候，王伟有一次到杭州去参加一个全国电视台的会议，认识了广西南宁台的一个副台长，叫余伟，两个人很谈得来，很默契，一直交往着。王伟开始做活动运营之后，有意开拓全国市场，就把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向余伟作了一个通报。
　　在王伟那里，这既是对公司的一种口头宣传，也是一种广泛撒网，没想到2006年3月份，余伟突然给他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来一趟广西，我帮你把东盟博览会的情况介绍一下，看你与他们能不能谈得拢。
　　王伟马上就过去了，东盟博览会管这个事情的就是处长徐晴，东盟博览会已经做了好几届了，这一届刚好温家宝总理要出席，规模很大，规格最高，他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优秀的活动运营团队。徐晴跟王伟见面以后谈得很投机，马上把他带去见他们南博局的局长张晓清和副局长郑钧建，一谈，理念非常吻合。
　　在2004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中国——东盟博览会被简称为“南博会”，意为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市在名称上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在评价展会的效益时，业内通常表述为，展览业具有1∶9的带动系数，对展会举办地的餐饮、旅游、酒店、广告等行业的发展。但对中国东盟博览会而言，其对广西自治区产生的效益绝对不仅如此，更大的功能是对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致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促进作用。它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展览会，其参展单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以国家为参展单位的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必须利用博览会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的陆海连接的自治区，中国若与东盟进行多方位的商贸往来，广西成为必选的窗口。在我国开始西部大开发计划实施后，广西开始面临更为广阔的计划，中国——东盟博览会理所当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平台。
　　王伟先给出了一个“水润花开”的主题，然后采用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服务这个主题，一切都衔接得天衣无缝、美仑美奂。
　　2006年成功了，2007年也成功了。2008年给谁做？
　　客户就要分析与权衡了。运作两届博览会，已经让他们深刻地了解了王伟，他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临场的调度指挥应变反应能力，这是一种综合素质，跟干某一件具体的技术活、甚至跟做一单低价进高价出的生意完全不一样。此外，如果换人、换团队，还有一个重新考查、重新磨合的问题，这都会有风险。
　　因此，他们不会放着现成的人与团队不用，至于他是叫“天娱传媒”还是叫“新活动”，完全不重要。
　　几单业务的成功运作，王伟多少有了一点底气。
　　他决定马上召开新公司的董事会。
　　2008年8月24日，“新活动”第二次董事会在金源大酒店召开，主要议题是股东人选的最后确定问题。
　　易伟主动提出来离开“新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
　　王谅怎么办？随便一想就能想到，这时的王谅心态也是很微妙的，香港的两个项目没让他做，他的心态会更微妙。
　　王伟以前没有逼他，现在却必须从他那儿得到一个明确的态度与立场：你不能一方面是“新活动”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又是海南天娱传媒的副总经理，这是《公司法》不允许的，你要么就是国有企业的高官，要么就死心塌地地到民营企业“新活动”当股东，当老板，我王伟欢迎你，“新活动”也欢迎你。否则，你挂两头，你自己有风险，“新活动”也有风险，你一定得做选择。
　　王谅选择了退股。
　　王伟很遗憾，但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我知道王伟为什么会心情平静。还记得那本《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的书吗？里面有好几个例子，哪个栏目组的头儿走了以后，一定是树倒猢狲散，连带整个栏目都垮掉。新活动却不是这样，你在的时候，你会得到足够的尊重，你走了，整个公司机器照常运转。
　　王伟正好借此机会把“新活动”公司的产权关系理清楚了，让它不再与天娱传媒有任何瓜葛。
　　除了退还股本金，王伟分别给了王谅、易伟一万元，说是一个多月的股份红利也行，说是奖励也行，说是我王伟图个好合好散的哥们儿义气也行。王伟对其他股东说，这笔钱我没跟你们商量，我代你们做主了，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不同意，就从我的工资里面扣。
　　与天娱传媒的瓜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理干净的。
　　那涉及一单新业务：世界第一大佛——中原鲁山大佛落成庆典暨开光法会。2008年9月29日上午9时29分，世界第一大佛中原鲁山大佛落成庆典暨开光法会隆重举行。中国佛教协会联袂108名两岸四地的高僧大德，为高达208米的大佛开光，缔造中国佛教史又一盛事。中原鲁山大佛坐落于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州名刹佛泉寺，背依雄伟玉枕山，前有潺潺沙河水。佛泉寺方丈释延佛大和尚多年积善行德，求建大佛；大佛于1997年由企业家李留法开始捐资建造，历经12年落成。
　　开光盛典由知名主持人吴小莉、陈铎担任司仪。3分钟绚烂的日景烟花拉开盛典序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率领加木祥活佛、圣辉大和尚、学诚大和尚、永信大和尚、延佛大和尚、净雄法师、海涛法师等两岸四地108位高僧大德走上主礼台，以隆重的佛教礼仪联袂为大佛开光，并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歌手费翔、那英也莅临盛典现场，献唱《橄榄树》、《灵空禅韵》。
　　一开始，海南天娱传媒曾经跟踪过这个项目，王伟出来以后，便没有管这件事了。直到九月八日，他接到了活动承办者之一、他的老朋友能照法师的电话，问他怎么还不过来跟自己接洽？这次的活动规模跟三亚南山寺的“碧海明月慈悲心”差不多，预算怎么会差那么多？
　　王伟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已离开天娱传媒，策划方案及预算都不是他做的。原来王伟发的那一千条通报自己已离开天娱传媒的信息中，没有包括一个佛教界的朋友，他觉得这是俗事、生意事，不方便跟佛门中人说。
　　第二天，天瑞旅游集团总裁徐红莉女士受大佛出资修建方、企业家李留法先生委托、亲自打电话给王伟，请他务必前往河南鲁山，他们想听听“新活动”的策划方案，看是否能有合作的机会。
　　天娱传媒这一边，王平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他也是志在必得。
　　王伟非常犹豫，他知道如果前去鲁山，结果无非两种：接到单或者接不到单。
　　如果接不到单，对自己和公司员工的心理，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如果接到单，他跟天娱传媒和王平波的关系，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当然，他可以选择不去，找个理由把这件事推辞掉。可是，如果不去，面对能照法师、徐红莉总裁的盛情邀请，他又能找一个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面对几百万上千万的业务，有必要“温良恭俭让”吗？还有，这种躲避是不是办法？只要天娱传媒与新活动在业务上有交叉与重叠，这种事总是不可避免，谁该让谁？
　　公司其他高层的一番话让王伟下了决心，他们说，对于客户来说，选择天娱传媒与新活动，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只要客户还没有和天娱传媒签合同，这单业务就还不属于他们，谁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我们不去竞争，别的公司也会去，何况我们还是客户主动邀请的；离活动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天了，客户既然还没有跟天娱传媒签合同，足以证明天娱传媒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提供新的方案和预算，只是让客户多了一种选择，决定权在客户手上。我们是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放弃争取的机会，我们对自己都没有办法交代。
　　可以想象，天娱传媒与新活动就这一单业务进行的明争暗斗将是何等激烈。
　　我知道其中的很多情节，但我经过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放弃对其间一些具体细节的描述。
　　作为王伟和王平波共同的朋友，我不想评判谁是谁非、谁更有道理。何况，做生意和讲道理，本来就是两码事。
　　我只能告诉读者，最后负责这项活动运营的，是王伟的新公司“新活动”传媒。客户对王伟他们团队的策划、执行能力非常满意，表示要与他们进行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合作。
　　这一单业务合同金额为476万，它使新活动传媒在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更加成绩斐然。
　　天娱传媒在一段时间里，很难接受被淘汰出局的现实。
　　面对来自于竞争对手的不解、不满甚至怨恨，王伟倒是很平静。
　　“我理解他们”，王伟说，“我可不会去怨恨什么人。也不会在网上去散布一些泄愤之辞。面对市场，总会有失败的时候，与其怨恨竞争对手，不如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输。”
　　王伟做的另外一个决定，就是把“新活动”的户外广告牌设到去湖南广电的必经之路上，能离它多近就离它多近。
　　为什么？
　　王伟说，第一，这块牌子我们一旦树起来，就决不让它倒下去。如果有可能，我们还会多增加几块。争取一个月更新一次，让路过的人都知道我们正在干什么。它就像“新活动”的一面旗帜，这对我们是个鞭策。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从湖南广电、天娱传媒走出来的，我们以它为自己的镜子，避免再犯天娱传媒那些低级错误；在那一排几乎清一色的湖南广电广告牌中，“新活动”也像一根刺，肯定会让体制内的个别人不舒服，如果能促使他们锐意改革，把湖南电视文化产业经营得更好，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湖南广电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甚至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
　　第二，它直接的作用当然是广而告之。我们也许不会直接从湖南广电挖人才，但如果湖南广电的人主动找到我们，我们会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进行挑选，我们会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人尽其才，并让他有归宿感。当然，那块牌子也会给我们带来客户，实际上，已经有省内一家着名的上市公司通过上面的电话找到了我们，希望我们帮他们做产品推广，合同能否谈成另说，起码它的招商功能已经在发挥作用。
第三节　继往开来
　　2008年11月24日早晨，一辆大巴车冲破层层迷雾离开逐渐喧嚣起来的长沙城，朝位于望城的锦绣山庄驶去，长沙新活动传媒将在这间星级度假酒店召开为期两天的总结表彰大会。
　　四个月攻下五大活动，五大活动不仅横跨北京、河南、广西、海南、香港，合同金额一千四百多万，而且都得到了合作方的一致好评。新公司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员工士气得到极大鼓舞，原来忐忑的心总算平静下来，特别是相比于留在天娱传媒那些听候发落的前同事，不少人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了正确选择，他们对会议安排的休闲、拓展活动充满期待。
　　会议之前一个星期，公司办公室除在公示牌上张贴会议通知以外，还以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到了每一位员工。但是，就在会议九点半钟准时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两个人迟到了。
　　王伟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王伟问他的员工，如果这不是公司内部的会议，而是一次活动运营，你们谁敢说不会因为这几个人的缺位而出现大的状况？我们做活动运营的，应该比谁都有时间观念，应该比谁都清楚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只要出一点点差错，小则引起客户对我们的负面评价、影响尾款的收取以及额外增加客户维护成本，大则影响公司的声誉与品牌价值，甚至失掉新老客户，你们谁能担这个责任？
　　王伟不是不想把公司第一次总结表彰大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发发红包、放松放松、娱乐娱乐，这些都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活动要有新的团队精神，拖沓、懒散、有规矩不遵守，所有有可能影响团队精神面貌的陋习，都必须连根拔掉。
　　王伟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种传言，说他还是沾了天娱传媒的光，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很有运气地接了几单，但是，你能保证你的运气一直好下去吗？你一口气做一千多万的单又怎么样？还不一样是小打小闹？
　　即使最客气的说法，也是说王伟不过是对过去业务的一种简单复制。
　　王伟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否则，他离开天娱传媒还有什么意义？
　　他自己明白这一点还不算，他还得让旗下的每一位员工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大家都熟悉木桶的短板理论，一只木桶可以装多少水，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板。也就是说，一只木桶再高再大，如果有一块板不够高，最终也只能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木桶装水的多少。表彰先进，就是激励每一位员工都争做长板。
　　只有每一位员工都争做长板，团队才能迅速成长和成熟。
　　即便如此仍然不够。王伟非常迫切地想让他的员工知道，他们的船还很小，但马上就要扬帆远航，他们面临的活动运营市场是如此庞大，如果不及时修炼内功，加速自己的能量升级，他们将无法适应新的形式。他决不能让新公司走天娱传媒的老路。
　　公司要做大做强，必须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从侧重劳动密集型向智力输出型的转变，完成、完善业已制订的流程，形成行业标准，使其能够被复制与推广。而团队应该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是流程的拥有者、掌握者和指导者，它像一粒一粒生命力旺盛的种子，撒在哪儿就能在哪儿发芽、开花、收获。换句话说，如果今后遇到同时跨不同的省市做多个活动，不应该再是这里那里每个地方派上二三十个人，而是只需要派三五个灵魂人物，再在当地整合外围资源，就地解决人力、设备、媒体宣传问题，并最终圆满完成客户的委托。
　　灵魂人物在哪里？就是在座的各位，就看谁最先脱颖而出，公司提供这种机制、提供这种机会，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原本计划开得一团和气的总结表彰大会被王伟扭转了方向：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不讲成绩专挑毛病。为什么有流程不走流程？问题出在哪儿？你把自己当成了公司真正的一员吗？也就是说当你有权力花钱的时候，你是否有深入骨髓的成本意识？在你所负责的环节，是否有两套以上的备选、应急方案？你跟你的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沟通与互动得怎么样？该亲历亲为的事情你亲历亲为了吗？还是自以为是地想当然？
　　对事不对人。不准讲客气话和套话。有问题摆出来，当场明辨是非，当场寻找解决方案。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很简单，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你起码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是交了学费以后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收获，否则，那就太冤了。最主要的是，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公司来说，有些重要的机会，可能也就一两次，如果坐失，你哭都来不及。
　　你要不想哭，你要不想被市场淘汰，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尽情地说吧。个人就是这样成长的，团队就是这样成熟的。
　　俗话说，藏富不藏病。你跟人说你多么有钱，可能引起别人的惦记、妒忌、不满、仇恨，进而给你自己带来麻烦乃至生命之虞；但你有了疾病最好跟人说，因为有些疾病你可能是第一次碰到，但别人已经生过了，也许他知道医治良方或偏方、或能给你介绍良医，你不就减少了痛苦、节约了财力吗？所以不要怕揭疮疤，挤挤脓包，抹抹药，反而好得快。
　　明白了吧？
　　明白了。第一天一整天，都是自查自纠，挑毛病、找缺点，在此基础上，寻药方、补漏洞。会议始终充满了争辩、批评精神的火药味，同时也弥漫着与人为善、与公司为善的建设性。
　　第二天，西装革履的王伟出现在主席台做总结发言。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不到半年的艰难岁月，王伟会忍不住失声抽泣。
　　台下三十六名员工愣了五六秒钟，然后用热烈的掌声回应了他们的董事长。
　　王伟感谢大家。
　　王伟说，感谢大家在关键的时刻选择跟我站在一起，不离不弃、励精图治，我因为有这样一支勇于担当、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感到骄傲。
　　我相信王伟这样说并不是打一巴掌再给几颗甜枣，我相信王伟说的是肺腑之言。原因很简单，这几单业务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当然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瑕不掩瑜，从大的方面来看，它们无一不堪称完美，向市场、向他们的客户，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些活动的成功，帮助王伟和新活动度过了严冬。
　　还是让我们从成本节约、提高效率和资源整合几方面来谈。
　　以海南欢乐节为例，海南天娱传媒做过两届，新活动是第一次做。前面已经说过，王伟在争取这单业务时使用了两手，一是降低报价，一是提升服务品质，这不仅对公司的利润是一种压缩，而且对公司的策划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伟要求从生产流程中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成本与交通支出。比如说，海南天娱传媒做同样规模的项目用了五十来人，这一次压缩一半，让每一个人都要有兼容性，这不是简单地“资本家”剥削劳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的问题，活动运营要求执行者一专多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从活动执行的角度来讲，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从提高个人技能来讲，可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也许唯一要考虑的，是怎样通过合理的工资、奖励制度维持员工付出与得到之间的平衡。
　　具体到一些衣食住行的环节，也是管理出效益。
　　比如说演出服装，是购买还是制作还是租赁？这中间一定存在可以公式化、量化的比例关系。购买最省事，价格无疑最高，但它可以重复使用，可以算作固定资产投资，既然重复使用，你就要考虑重复使用率，以及保管成本、运输成本还有折旧问题；制作与购买类似，价格会偏低，但要考虑制作时间；租赁单次成本最便宜，但这种成本是沉没成本，用过一次以后什么也不能留下。
　　比如说伙食，今年物价上涨，去年前年五元的盒饭吃得很好，今年得要十元；同样是花十元，到大酒楼做和小餐饮店做效果也不一样，甚至拿钱到外面订和请厨师买菜自己做，性价比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住，住的远近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有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比如说行，租多少台车，才能既保证需要又不至于浪费？是按天算还是按公里算？一个人一件事就给派车，还是很多人很多事合理调配派车？还有，虽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的话是这么说，但是，项目负责人或总导演，总有需要向董事长汇报、请示、协商的问题，怎么办？以前好办，打“飞的”就是。现在不需要了，也不允许了，王伟花两三张机票的钱，建立了一套电视会议系统，有事就开视频会议。一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便节约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成本。
　　利润是什么？利润就是收入减成本，节约了成本就等于增加了利润。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做起来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这一套模式，王伟已考虑良久，他也曾着力在天娱传媒推进，却总感觉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似地，总会遇到软绵绵的力量把他的力道化解于无形，而这一切，却能在新公司实打实地实施。
　　在资源整合方面也有了与过去不一样的方式方法。
　　比如说音响、灯光设备，首要原则是只租赁不购买，新公司必须减少对资金的无谓占用，也没有必要承担购买上述设备的折旧、维修、运输、人力成本。但租赁有租赁的技巧，在货比三家的基础上，可以挑选一家相对固定的合作伙伴，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减少与出租方的磨合，二是因为量大可以拿到“批发价”，出租方当然也乐意你当他的长期客户，所以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比如说艺人资源，请他或她一次的价格更像是一槌子买卖，是很难往下谈的，但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连续请他或她两三次、四五次，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艺人考虑的不纯粹是价格，还有自己的影响力，而影响力又是与曝光率成正比的。
　　让王伟发自肺腑予以感谢的，还有湖南广电。
　　对，你没弄错我也没弄错，王伟真的对湖南广电同样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王伟觉得正是湖南广电锻炼了他、造就了他，让他完成了从一个电视技术人员向企业经营者的转变。此外，他是湖南广电第一个就读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人。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我不知道王伟的这一求学经历是否拉开了与更喜欢读古代圣贤之书的王鹏思想上的距离。据说湖南广电一些对王伟不以为然的人，都认为这小伙子原来挺不错的，一读那个什么EMBA就把脑子给读坏了，不再脚踏实地，反而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一方面很遗憾湖南广电那样一个有那么多文化人的地方，会有人发出这种没有文化含量的感慨；一方面真的很替王伟抱屈，按照我对王伟还算深入的了解，他从来不是一个双脚腾空、让脑袋腾云驾雾的人，他在湖南广电一小撮人眼里的那些所谓出格的奇思妙想，不过是对前沿学科与先进理念的一种靠拢。
　　王伟本人真的非常庆幸自己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经历，这家成立于2002年1月，由李嘉诚（海外）基金会捐资创办的非盈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所以提供工商管理硕士（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博士课程和高层管理培训（EDP）为主的独立商学院，由于较高的入学门槛，而汇集了国内企业家、政界、管理界的精英，它不仅为就读者提供了极具含金量的社会人脉资源，更是让它的同学们有了一个接触世界上最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的平台，同学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对于从善如流、思维敏捷、善于融会贯通的王伟来说，更像是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使王伟的思想日趋丰富与成熟，并让他获得了一种国际化的新视野。
　　针对新活动王伟有一成套与国际接轨的赢利模式和扩张模式。王伟说他现在设计的新活动是完全可以像IT一样的将程式化并迅速进行模式复制迅速扩张。他把活动流程规范化，并形成工序，做成操作手册。在操作手册里面导演、制片、技术人员、演员等流程及工作规范和工作职责规定得十分清楚，并形成了标准化的生产流程。这样一来各个环节便可迅速顺畅衔接，不仅保障了活动的安全及质量，同时也大大节省了人物力成本。
　　因为活动流程标准化了，这样一来新活动的扩张就得以保证。王伟说他的活动场所扩张主要会采取就地开设分公司或者与具有当地资源的传媒企业开办合资公司开拓当地市场。其一，中国的活动市场太大，每个省会每年做三千万，如果开设十个分公司就有三亿了。其二，因为有了标准化的活动生产管理流程，团队便可以本土化。只要总部提供活动操作手册，并对执行人员进行快速培训，各环节即可有效衔接。其三，王伟一直提到在扩张的过程中他希望能开发一套ERP系统，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将会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接下来，我抑制住了将王伟的描述向本书读者交底的冲动。江湖一张纸，有些创意产业最初的灵光一现也是这样，我相信读者是聪明的，因此，与其让我靠泄露王伟的商业机密来成就读者中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如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期待王伟的ERP早日横空出世。
　　我正在修改这一章节的时候，抽空去见了一下出差来长沙的王忠明，他是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自从他为《青瓷》写过评论、为《红袖》写过推荐语之后，他便成了我亦师亦兄的朋友。他曾经说过，要让一部分中国人先“智”起来，他领导的研究中心下面有个高端的“中外名家讲坛”，在大型企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一次，他带了一个外国管理专家来湖南最好的上市公司之一中联重科讲课，题目好像叫“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与企业管理”，乍听这个题目我也是一愣，后经与忠明老师交谈我才省悟：毕加索一生都在探索，总在革新求变，充满自我否定精神，企业管理也应该这样，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优化管理结构与模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在哪里？就在怀着饱满的创作激情，进行不断地探索与自我否定之中。
　　敢于自我否定的人，一定是充满自信的人，也最有可能实现自我超越。
　　扯得稍微远了一点。其实也不，我觉得王伟也有一种革新求变的思想特质，夸张点说，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成功者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还是拿ERP来说，他搞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比别人的更玄乎、更具商业价值。道理很简单，战场上也好商场上也好，最有可能建功立业的其实不是冲锋陷阵的排头兵，而是第二梯队，只要他本能地在勇猛的探索精神与理性的先进性之间，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
　　第二天下午的拓展训练有个项目叫“爬天梯”，两个人必须徒手攀爬横悬在自己前面、间隔近两米、一根一根不断上升的五根木头。在攀爬的过程中，你可以踩在他的大腿上，他也可以用肩膀支撑你的腰，或用手托举你的屁股。在你先上去以后，你得拉扯他、拽他，他也可以抱你的小腿大腿和吊你腰上系着的挂钩，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借力，一同攀上最高一根横木，你们就赢了。
　　十八对组合，最终胜出的仅有三对，王伟赢了，与他搭档的是法务部小巧玲珑的女孩子陈佳。
　　知道怎么样才能赢吗？
　　两个人都不行，肯定没戏；一个人行，另一个人不行，不一定没戏，如果不行的那个人老拖行的那个人的后腿，没戏。如果行的那个人总能在关键时刻拉人一把，也许还有戏；两个人都行，是不是一定有戏？只能说概率比较大，还得看配合，配合不默契，也可能没戏。
　　这应该算是对木桶的短板理论与团队精神的一种另类表达。
　　关于木桶的短板理论与团队精神的一种另类表达还有如下一些：
　　木桶能否装水，少不了个好的桶底，办企业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否则，水会漏掉。什么是基础？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是最重要的基础。
　　其次是板与板之间的无缝连接，就是一个能够紧密合作、协同作战的团队，没有一个这样的团队，再好的资源可能也会从缝中流掉。
　　再好的团队，到一定压力也可能被压碎，因此，还需要用两个圈来把他圈住，否则压力一大也会散架，这两个圈就是企业制度，企业文化。
　　新活动，真的是任重道远。
第四节　如歌的行板
    “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
　　王伟这样描绘新活动与华熙投资集团的联姻。
　　王伟说，对于新活动来说，篮球B1是他们策划的一个新概念、新品牌，不是承接的一单简单业务，而是华熙投资集团对新活动公司的战略投资与收编，大家共同打造一艘体育运动的航空母舰，开展一场全民的“草根”篮球运动，比“超级女声”还超级，比“快乐男声”还快乐。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谢湘林在清华大学读一个股权私募基金高级研修班。班上有个同学是和君咨询公司的经理，姓黄，谢老师跟黄经理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新活动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盈利模式，对方很感兴趣。黄经理聊的一些东西也让谢老师印象很深刻。谢老师知道王伟是个思想活跃的人，对一些前沿知识很敏感，也很尊重“外脑”，就对黄经理说你能不能和我们总经理见个面。
　　不久，王伟到了北京，在谢湘林的安排下见了黄经理，与他同去的还有苏建华和易伟。
　　据说黄经理是个很能侃的人，但那次见面他却没怎么说话，主要是听王伟侃。
　　这是个有心人。他启发王伟侃娱乐行业，侃传媒行业，侃跨行业整合资源的思路。
　　那还是在七月份，奥运与体育成为当然的话题。黄经理很想知道，如果按照王伟所谓的跨行业整合资源的思路，应该怎样做中国的体育产业，比如说篮球。
　　王伟说，跨行业整合资源，说穿了，就是把营销、传播和娱乐融合在一起。以前有个“泛娱乐化”概念，曾广遭诟病，被等同于低俗、恶俗文化。这当然是我们要努力避免的和反对的。我认为，一个被主流情感、主流道德主导的公民社会，一定是健全的、多元的、快乐的社会，商业运作可以在弘扬主旋律、格调高雅、倡导积极向上精神的娱乐节目上大有作为，关键看这项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由什么样的人来做，以及在什么样的体制框架里来做。
　　具体来说，体育分竞技体育与全民健康体育活动。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功能上的区别。简单地说，前者走的是专业体育的路子，它就是为了在国际上打比赛、拿名次，其功能设计就是为了扬我国威，增加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为此，国家以行政拨款的方式，以各级体育局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各类体校、训练基地挑选、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至于政府在全民健康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则主要起一个倡导、推广的作用，通过学校、单位、社区来传导与完成。从定位上来说，前者是专业的、高端的、尖端的，后者是业余的、普及的、草根的，而且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某项体育运动的普及程度，与该项运动产生职业化运动员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换言之，国家哪个体育项目在国际比赛中表现突出，该项目在国内便有可能成为一种群众广泛爱好的体育项目。
　　要做体育产业，一般的个人或企业，很难介入竞技体育领域，但在全民健康体育活动中，却可以跑马圈地、攻城拔寨，谁先进入谁就能占先为王。
　　可以拿娱乐与体育做个比较。
　　谁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好莱坞，还有一个NBA，还有比NBA更牛的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和MLB（职业棒球大联盟），谁更厉害？谁都厉害，它们不仅是美国国民精神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做成了世界顶尖的产业链。
　　在中国，娱乐产业比体育产业大，因为国内离香港近，香港有娱乐传播公司推波助澜，国内便跟在人家后面搞那些娱乐八卦的东西。香港没有国际性的体育产业集团、国内也没有，一项运动如果没有强大的财力作为背后推手在后面支撑，光靠自发性，它上不了报纸、电台、网络和电视，它就只能是自娱自乐，影响力有限。在中国数得出的体育品牌也就“李宁”等少数几家，但它们都还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只是一些运动服装、鞋袜品牌，可以归纳到体育用品的类别里去，在整个体育产业链中，担当不了龙头的地位，它的属性注定了它只能处在体育产业链的中游和下游。
　　换一种方式来说，中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体育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强势介入，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你想一想，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三四倍，中国国民收入正在一年一年地递增，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他一定会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比如说精神产品的消费和自身的健康，也就是说，在中国存在一个完全没有被开发的、庞大的体育产业市场。
　　谁有这种眼光？
　　谁有这种胆识？
　　谁有这种财力、号召力、影响能力、策划能力和运作能力？
　　目前体育界的专业人士恐怕难以独撑此局。他们可能曾经是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可能占据着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很重要的位置，因而具有体育方面的话语权，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们可能是竞技体育方面的权威与专家，但是，体育产业不是一个行政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商业概念，他们的思维定势与此可能是不兼容、不匹配的，他们所处的部门与岗位，也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
　　你去看世界上的体育市场，NBA的总裁是律师出生的，ESPN体育频道是怎么搞出来的？是迪斯尼搞出来的。它们的老板都不是学体育的。还有，现在那么多足球俱乐部，包括篮球俱乐部，后台老板也不是踢足球的和打篮球的，一定是大财团的老板在推动。
　　在中国，你有钱也许可以弄个篮球俱乐部或足球俱乐部玩玩，但如果你想成为体育产业中的领军人物，你一定要有超强的整合资源的能力，因为你将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对上，你要有与体育管理的政府部门良好的沟通能力；对下，你要培养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要制订科学的市场规则与游戏规则，因为体育产业如果想超越体育用品的局限，必须先让体育具有娱乐的、健康的、草根的、大众的元素，必须运用传媒的、文化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要把它当作一个品牌来运作。
　　王伟认为，起码在运作执行方面他是有这个优势的，“因为我有做包括‘超级女声’在内的大型活动的历练，这种历练是我最可依仗的巨大财富。”王伟说，“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是可以被复制的，如果策划得好，体育产业完全可以做得比‘超级女声’更健康、更成功，因为体育锻炼是不分男女老幼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参与者。何况，我们可以借助‘超级女声’的成功经验，吸取它的经验教训。”
　　跟黄经理聊过天之后，王伟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大概是7月20日左右，王伟突然接到了黄经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国际投资集团，将介入全国篮球NBL联赛，他们正在寻找活动推广商，你能不能和他们见见面？
　　那个时候王伟正好在佳程酒店开会，就把这事跟苏建华说了，苏建华一听是那个曾经的全国篮球甲B联赛，马上直摇头，说搞不得，这家公司肯定是头脑发热，绝对做不起来的。王伟于是很敷衍地回复了人家，只说等有机会到了北京再看吧。
　　王伟第二次接黄经理的电话是在香港，他问王伟什么时候来北京？他已经跟那家公司介绍了王伟的情况，人家很有诚意地邀请他过去谈一谈。
　　王伟那个时候确实很忙，根本没法抽身，不得不再次敷衍人家，说过几天就会到北京来，一切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黄经理第三次给王伟打电话是8月1日，说你先上网查查吧，我说的那家公司名叫华熙国际投资集团，你先看看人家的阵势，人家真的很有诚意，你有没有兴趣，得给个准信。
　　网上的消息将“身家”23亿美元的NBA中国公司与华熙国际扯上了关系，说华熙国际已经和中国篮协签订了NBL商务推广协议，双方联手从明年开始打造NBL联赛。
　　消息还说，迪斯尼公司旗下的ESPN公司、李嘉诚基金会、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和联想控股这5家公司，共同出资253亿美元，以优先股权益购得NBA中国公司11%的股份。NBA中国公司资产预估为23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大鳄。
　　实际上，华熙国际才是五棵松体育馆（北京奥运会篮球比赛用馆）的开发商，它对中国篮球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很想在接手NBL联赛之后有一番大的作为。
　　王伟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
　　8月4日，王伟和苏建华从长沙飞抵北京。
　　真是好事多磨，习惯了打飞的的王伟以前坐飞机很少晚点，那次却整整晚了8个小时。他们应该是下午4点左右的航班，谁知道那天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有架飞机冲出了跑道，造成了很多航班延误。他们深夜12点起飞，凌晨两三点才到。
　　在等待起飞的那段时间里，王伟就和苏建华在机场贵宾室聊，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与华熙国际沟通？
　　体育产业是王伟和苏建华考虑了差不多两年的问题，待在天娱传媒还没有动出来的念头时，王伟就一直想做。让体育产业娱乐化，华熙国际能不能接受这一套？
　　两个人在机场制定了一套策略，就是先看华熙国际怎么样谈，他们的原则和出发点就是，如果华熙国际根本没想过要改变NBL的玩法，就必须狠狠地打击他们，因为按照中国体育现有的游戏规则，NBL是很难有出路和突破的，必须在体育总局和篮球协会的大力支持下，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它由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娱乐体育过渡。要用体育自身的娱乐价值来吸引群众广泛参与，这一块儿玩好了，反过来又会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
　　第二天上午，王伟、苏建华和华熙国际公司的人见面。他们用三分钟的时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令王伟和苏建华吃惊的是，华熙国际的理念与思路与他们非常吻合，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还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篮球不是不能玩，但篮球不能在象牙塔里玩。或者说，你可以让一小部分人在象牙塔里玩，同时让更多人的人在学校、工厂、社区、单位里玩，玩草根篮球，玩娱乐篮球。我们先把人气做起来，人气起来了，商业机会一定会接踵而至。
　　王伟其实是个挺简单、挺性情的人，在共进晚餐的时候，谈话很快从篮球谈到了新活动诞生的背景，包括王伟本人的经历和在天娱传媒感受到的困惑与无奈。
　　对王伟了解不深的人，往往认为他在外面喜欢装牛B，其实那不过是他天性乐观、富有热情和直肠子而已。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给华熙国际留下自己喜欢装牛B的印象，别人对我真诚，我也一定要非常真诚、实话实说。
　　王伟跟华熙国际交底，说我刚带三十来个人从天娱传媒出来，大家伙凑钱成立了一个注册资金才50万的公司，我们现在很穷，比不出来风险大多了，我们出来就是想干点事，很想摆脱这个很贫苦的状态，我们没钱了，但我们很想做事，做一些很大很大的事。
　　王伟说，本来我是可以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的，可以劈腿、脚踏两只船，但我不屑如此，因为我和苏老师和那些跟我一起出来的同事，真的就想做一些因为策划奇妙而没有竞争对手的大的事业。
　　合作的意向很快达成了。双方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由王伟组织一个策划团队，一个月内完成策划方案；第二步，策划方案被认可之后，最晚2009年6月启动，新活动传媒为唯一的执行方，双方具体的合作模式另订。
　　2008年9月14日王伟按时交稿。
　　华熙投资方面对王伟的策划方案非常满意，因为王伟的策划方案理解了其精髓——作为全国篮球甲B联赛NBL下一赛季起的推广公司，不仅将负责联赛的运营、包装和宣传，其最终的目标却并不是切入中国篮球联赛的现有体制中，而是通过打造一个新的品牌，并使其拥有最终独立发展的巨大空间。为此，他们把NBL分离成2个品牌，即NBL和B1。
　　B1由此横空出世。
　　什么是B1？
　　B1的口号是什么？
　　所有这一切，我们将会在下一节里进行分解。
　　至于两者的合作，简单一句话，不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而是甲方和乙方和另外的丙方共同组建B1联盟，这种强强联合，是一个由强大的资金实力、顶级篮球专家和强大的策划、执行团队搭建的平台，它将在几近空白的体育产业上踏上了一只脚，如果策划方案得以设施，体育产业链得以打造，蛋糕将被想做多大就做多大。
　　所谓企业家的事业心，不是赚那种看得见、算得出的钱，而是要赚那种没法预计会赚多少钱的钱，而这赚钱的过程，同时还是反哺社会的过程。
　　王伟信心满满地说，等到B1真正玩起来的那一天，这一承载着更多社会担当的品牌，将给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带来更多的健康、娱乐、财富与幸福。
　　这可不是忽悠。
　　王伟说。
　　他详细地为我阐释了B1怎么会具有这样一种功能，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理想主义、严密的商业逻辑和务实精神。
　　王伟让我相信，从策划与设计的角度来说，相比于“超级女声”，B1更像一个文化创意类型的工业产品。但是，我问王伟，能否向我的读者透露一二？王伟想了想说，B1又不只是一个文化创意类型的工业产品，它的社会公众性其实更加深邃。
　　我问王伟，能否向我的读者透露一二？
　　王伟说，对前者，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我们甚至不怕泄露商业秘密，我们有这个自信。对后者，我们只想多做，不想多说。道理很简单，反哺社会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做的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选择吗？
第五节　快意篮球赢在B1
    实际上，和华熙国际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王伟和苏建华兴奋了好几天，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觉得真要做大事了，觉得老天爷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让多年的梦想有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质感。
　　但是，当最初的兴奋劲儿过去、当梦想照进现实，王伟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内在的压力。
　　那时候，他还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样从技术层面切入进出，既科学又合理、既经济又有可操作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确实，在中国，体育娱乐还没有人能把它做好过，还没有人把它做得很成功过，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个出来吃螃蟹的人。但早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在国际上早就有了很多成功的先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无论是NBA还是棒球大联盟、还有汽车体育，都非常的成功。可是，那是在别人的国土领域里面，他们那些成功的经验，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是行不通的。那些早就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的老外就尝试过。大概十几年前，就有美国人带着钱来中国做篮球职业运动，照搬美国那一套来做，结果留下来的只有美钞、遗憾和破灭的梦想。
　　新活动当然不能走他们的老路。
　　但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其中必定有着合理的内核。这个内核被包裹在层层迷雾之中，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你会惊异地发现，原来它是如此简单，一些表面的光怪陆离不过是它的伪装。
　　但这个伪装却足够强大，足够迷惑人，将考验你的财力、智慧、精神力量和运气。
　　但是，一旦找到了这个合理的内核，一切将会变得简单。用王伟非常熟悉的电视术语来说，只要解决接地问题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王伟已经有了一个最得力的搭档苏建华，除了曾经做过十几二十年的体育记者、体育节目主持人，苏建华更加难得的是对体育的痴心不改和对生活的激情。
　　王伟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寻宝人队伍。
　　曾经被舞美师误会为王伟新活动传媒投资人的迈特是个英国人，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娱乐集团IMG的创意总监，年薪30万美元。他现在正式成为新活动核心团队的一员，他的加盟不仅能给新活动带来活动运营和电视节目制作的国际标准，同时也将对公司的海外合作带来商机。换句话说，王伟是他名副其实的老板。
　　上述对迈特的介绍太简单了，关于他的资讯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下：他是英国一个最牛B的真人秀节目的制片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因为中东迪拜王子的一个公益基金投资五百万英镑给他在中国做一个以“水”为主题的纪录片。迈特曾经担任创意总监职务的IMG公司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娱乐公司之一，做体育娱乐，它有很多的球赛，包括篮球和棒球，还有极限运动，还做音乐会的演出和节庆活动，每年的产值几十亿美金。
　　王伟是怎么跟迈特认识的呢？
　　其实是迈特先找的王伟。迈特通过王伟的朋友、花旗银行的某董事找到他，说想到湖南广电考察一下，了解一下中国的电视市场。今年五月份，王伟在长沙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双方相谈甚欢，彼此都觉得不错。尤其是王伟的团队，更是给迈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迈特跟王伟的第一次合作便跟B1的策划有关，王伟从华熙国际那儿领了任务之后，邀请迈特作为“外脑”加入了他们那个专家策划团队，在这过程中，迈特对王伟的团队和这个即将问世的B1有了一个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他已经看到了这个闪闪发光的金子般的市场，所以主动向王伟抛出橄榄枝，说自己很乐意加盟，他根本没谈任何条件，他说能加盟就很快乐。
　　王伟尊重迈特，迈特正是他要找的世界级顶级人才。迈特自降身价转投王伟，应该与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海啸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因为他看好王伟，看好B1的光明前景。
　　顺便提一下天娱传媒，就像王伟预测的那样，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到任不久，就对公司的经营业务进行了调整，中层以上干部随之大换血，正应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话。活动运营那一块儿，也就是海南天娱传媒那一摊子，不仅从佳天国际大厦写字楼撤回湖南广电，所有的人员还得一律重新面试，最后留了刘琛良、王平波、王谅等几个人。他们要想再做活动运营，恐怕难了。
　　从王伟的角度来看问题，等于是天娱传媒的新董事长和新总经理，替他把最近一个比较厉害的竞争对手给灭了。但王伟怎么也幸灾乐祸不起来，因为这个竞争对手曾经是自己亲手创立与培养的。又因为要全力以赴做B1，新活动传媒恐怕也将不会再花很大的精力顾及活动运营那一块儿业务，所以海南天娱是否存在、是否做大做强，已经完全不在他的视野之中，但当他听到上面那些消息的时候，内心里还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刚刚过去不久的风波让他失去了王平波、王谅两名虎将，同时却让他的团队更加纯粹，使他有了吸纳新鲜血液的更大可能。远在“超级女声”火暴的时候他就曾多次向王鹏建议，要建立世界级的经营管理“梦之队”，现在，身为新活动传媒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切皆有可能。
　　主动申请加盟的还有前湖南经视的制片人熊杰，他曾经是湖南经视一个着名的栏目——“绝对男人”的制片。关于“绝对男人”与“情歌王子”、“快乐男声”甚至“超级女声”的渊源关系，在这本书的前几章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之前，熊杰在北京电视台当编辑。他是自己带着几十万前来湖南经视做节目的，也是龙丹妮手下的一员虎将。后来去了金鹰卡通，做节目部主任。熊杰也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激情的人，对电视节目制作有一种独特的见解与娴熟的把握，他跟周镇很熟，有次周镇把大家叫在一起吃了个饭，大家很谈得拢，王伟便把他招到了麾下。
　　在苏建华看来，娱乐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文化，处在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阶段，为什么娱乐圈中总是绯闻八卦层出不穷？因为那些谈资在本质上跟东家长西家短、偷人扒灰没有区别，都是一种打发饭前茶后无聊时光的自娱自乐与意淫。但体育文明不一样，属于真正的城市文明，它是对人的体能与精神的双重训练，既接近原始的本性又是对原始本性的挑逗与超越，所以，体育娱乐是比一般娱乐要高级一些的东西，更加阳光，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也更加积极向上，同时它需要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持。
　　还有什么要强调的呢，那就是体育运动中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对整个社会的正面影响。这个“制度”和“文化”的精髓就是“FairPlay”，中国有个译法是“费尔泼赖”，其实就是“公平竞赛”！现代体育运动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美德”，如“重要的是参与”、“更快！更高！更强！”、“体育传递友谊与和平”等等，但“公平竞赛”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价值！为什么现代体育运动基本上都是诞生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开山鼻祖英国？这绝不是偶然的。社会民主的建立就是基于一种“社会公平”的文化和理想，而“公平竞赛”的精神则是“社会公平”的浓缩精华，并必然要借助现代体育运动的巨大影响力来反哺社会，进一步带动“社会公平”和“社会民主”的提升。
　　不管怎么样，新活动要开始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娱乐产业了。
　　首先，必须把这个产业的内核、最本质的东西挖掘和提炼出来。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卖点。
　　我为什么要看体育比赛？因为我喜欢。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是因为……
　　第一，它与我有关系。要么我本来就喜欢这项运动，要么这个队里有我喜欢的人，要么这场比赛的输赢结果能够满足我的某种期望与精神渴求，我是带着立场来看比赛的；我跟它有某种情感的纽带。
　　第二，它本身的竞技水平就很高，比赛的激烈程度就很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这场比赛是有激情的，双方都在拼，都想赢，而最终的结果是只有一个胜利者；它能让我紧张、兴奋、激动或者郁闷与愤怒，让我的激情也能得到一种尽情的宣泄。
　　第三，这项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与它有关的一切，包括运动员、教练员个人的资讯、身价，比赛的花絮等等一切，都是一种谈资，可以成为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中相互交流的资讯内容，因此参与其中的人能够获得持续的关注度。
　　我们能从中提炼出什么样的关键词？
　　感情的纽带？输赢结果？崇拜者与被崇拜者？激情与活力？财富与梦想？
　　如果一项产业能够承载这么多东西，你想不让它成功、想不让它火都难。
　　可是，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像东北乱炖似地倒在一口锅里。仅仅知道一道菜的主料、配料是什么，离烹饪大师的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
　　那么，应该从哪儿入手？
　　比如说篮球，要怎样玩才能玩出花样？怎么样玩才能让它吸引人？才能与一般的老百姓发生更密切的关联，让他从中得到最大的愉悦与满足呢？要知道，中国喜欢篮球运动的人还不少呢。
　　大家关心它的赛事，大家从网络、报纸、电视上获取与它有关的资讯，大家像追捧影视明星似地追逐篮球明星，大家像望子成为音乐家、画家、演艺明星、歌星一样，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上篮球场和篮球培训班。篮球，俨然成为中国人集体娱乐、集体追梦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从篮球进而羽毛球、网球、足球……
　　真正的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除了在奥运会上具有争夺冠军的实力以外，中国全体国民的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各类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参与者。
　　这将是社会和谐的标志，这将是国民幸福指数上升的标志。
　　刚接触的时候，华熙方面曾向王伟、苏建华澄清了他们和NBA中国公司的关系，所谓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成立的NBA中国公司其实在借华熙国际和五棵松体育馆上位。华熙拿出NBA中国公司准备在中国做一个篮球超级联赛的计划给王伟、苏建华看。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当一个笑话来讲。因为NBA中国公司甫一亮相就摆出一副很牛B、很强势的架势。他觉得我跟你们中国联赛合作应该以我为主，我是老大你应该听我的，因为我能给你们带来很多资源，是世界上最会忽悠的篮球推广商，你加入我保证你赚钱，但是你要赚钱你得先付出代价，你要先交钱，多少钱？也就5000万美元吧。
　　一个俱乐部交5000万美元的入场费，NBA就能在中国自然而然地玩将起来吗？
　　NBA中国公司想得太简单了，它太不了解中国了。
　　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体育市场？就是因为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运动之间有一个关卡还没有完全被打通。竞技体育成了一小部分人关起门来玩的东西，永远高高在上，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反正我是专业的，我是老大，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至于你们老百姓要玩也可以，你们就玩你们的呗。
　　NBA中国公司了解这个吗？
　　你要进入中国市场你必须研究中国的国情。除了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到随便哪个俱乐部一掷几亿人民币以外，国民对篮球的热爱也还没有到美国人的那种程度，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体育推广商，你不能高高在上，你必须降低你的姿态，市场经济就是要降低身段，这个市场还处在开发的早期，你必须降低身段，从练摊开始，卖点小商小品，蛤蟆镜、电子表、丝光袜什么的。美国NBA最开始也是这样呀，基本上也是从摆地摊开始做起的，最早的职业联赛也不叫联赛，就是打着好玩的，大家围在一个场地上打打比赛，双方happy一下，好像最早一个记录在案的比赛是一个教会组织的一场比赛，为了教会筹款，筹了很多钱，然后，这个教会高兴了，就给打球打得最好的那一个发奖金，多少？一块钱。比乔丹的身价低哪儿去了？比姚明的身价低哪儿去了？
　　且慢，答案慢慢地显现出来了。
　　B1是个纽带，连接高端与草根。不是从高端往下打，而是从底层往上冲。好戏就在高端与低端的交汇处，B1应该是个融会贯通的东西。
　　必须在B1联赛和观众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感情纽带，让观众觉得你这个队是代表我的，胜负跟我有关系，关系到我的情感和我的喜怒哀乐。
　　怎么样让一支球队、一场比赛跟我有关呢？因为我有立场，因为这个队属于我这个区、我这个县、我这个省；因为这个队里面有我喜欢的球星，而这个球星是我自己选出来的，我当然希望它赢。
　　怎么样才能选出我喜欢的球星？
　　如果用真人秀的方式会怎么样？
　　娱乐的元素从这里乘虚而入。
　　这就是王伟的跨行业资源整合。简单一句话，就是通过传媒的力量，用娱乐的方式，做体育产业。通过制订新的游戏规则，让篮球又简单又好玩。
　　在运作B1的过程中，美国NBA、“超级女声”以及湖南卫视的“奥运向前冲”，将会成为一些重要的参照，新活动传媒对于赶上并最终超越它们，充满自信。
　　把美国NBA作为参照是明智的，它标志着一种世界性的高度，它一年的产值有40多亿美元，它就像一个贮量丰富的金矿，任何一个对它进行有心挖掘的人，决不会空手而归。需要再次强调并切记的是，不能对它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否则，一定会水土不服。
　　把“超级女声”作为参照是明智的，恐怕没有人否认其作为电视节目的成功，它抓住当前年轻人崇尚自由、个性，好于表现的基本心理特征，设计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节目互动流程，瞬间引爆了消费者的躁动心灵。需要注意的是，这套模式在尊重群体参与，形成节目互动的同时失去了任何隐蔽性和神秘感，从而导致审美疲劳，失去吸引力，在别人的模仿和跟进过程中也无能为力，自身的优势在竞争消失殆尽。另外，就是必须防止低俗与恶俗的炒作。
　　把“奥运向前冲”作为参照是明智的，它的草根性、趣味性是如此突出，对每一个稍有表现欲望的人都是一种挑逗，可以说它最大程度地解决了群众参与性的问题。但是，这个带着国外真人秀“夺标”影子、莫名其妙火起来的电视节目，很难可持续发展。因为它太容易被人克隆，也同样存在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对于这一节目设计上的缺陷，可以用央视“赢在中国”进行弥补，这个节目的亮点是评委群体，他们是一群中国顶尖的创业家、实干家和成功者，对于该节目的目标群体来说，这群人无疑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目标群体认真品味的箴言。因此这类节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消费群体跟进，也会有自己的不断扩大的忠诚消费群体。此外，它要造星，用周冠军、月冠军的淘汰机制、激励机制，培养平民英雄。
　　把美国NBA、“超级女声”以及“奥运向前冲”作为参照物，虽然是明智之举，但新活动公司能否把一个高端的、两个低端的案例吃透，从中提炼出它们成功的元素，形成自有知识产权的一整套B1玩法，并且实实在在地在神州大地玩起来呢？
　　不能再卖关子了，到了我们给B1一个相对完整的概念的时候了。
　　什么是B1？
　　B1就是中国特色的NBA联赛，它充分吸取美国NBA联赛的精华与营养，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特点，按照科学发展观设计的一场可持续发展的篮球盛宴，就像美国NBA毫无争议是美国的文化符号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王伟加盟的B1联赛公司，有充分的信心把B1打造成中国的文化符号。
　　B1联赛公司是一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集文化创意、体育、娱乐为一体的活动运营与品牌推广公司，它由一个充满激情与探索精神的执行团队和对竞技篮球、大众篮球、娱乐篮球、财富篮球有着深邃而独到见解的专家团队共同打造，它将世界体育先进的经营理念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通过从商业模式上设立球员、球队、俱乐部与观众的感情纽带与联盟，打造一个全民健康娱乐的庞大平台。
　　主角当然是B1选手，它的市场定位是有篮球潜质的25岁以下的大学生，B1联赛公司将向其输入一种全新的篮球运动理念，作为一种新生代力量的代表，他们将以自己的精彩表现诠释篮球运动的健康、快乐、时尚、财富以及奋斗人生的价值，成为超越“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的“草根”英雄和“超级”明星。
　　B1联赛俱乐部将以城市为依托，它将获得所在的那座城市所有社会力量的父母般的、兄弟姐妹般的、爱人般的支持，这是俱乐部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来源与坚强后盾，它的命运与那座城市息息相关，与那座城市的父老乡亲的情感息息相关，它是城市的名片与文化符号，也是城市公民感情寄托与激情投放的载体。
　　B1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贵族玩乐与消遣的方式，它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工厂、学校，将回归城市社区、回归普通大众，带动城市大众篮球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成为一件利国利民的亲善之举。
　　曾经，“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超过20亿，有一天，当B1真的做成了中国的NBA、并一举成为中国真正的体育产业龙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与实有价值，能如王伟预期的那样，超过50亿、500亿，甚至更多更高吗？
　　我不怀疑。
　　你呢？
后记  片面之“瓷”
　　这本书的主要资讯，来源于我对旧天娱传媒前副总经理王伟和他团队的采访，我相信他们跟我说的都是真话和实话，既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夸大其词（记忆的误差除外），我承认我没有对他们所说的一切另找相关当事人进行起码的调查核实，因为在我看来，那样的工作不仅费时劳力，而且极有可能让我陷入公婆之争的泥潭，所以，你看到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面之词。
　　我做不到也不打算做到让所有的人满意，但我确实想让更多的读者与我一起探究与思考，因此，我不会只做王伟们的传声筒。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摒弃我与他们的朋友关系，按照我的社会阅历、人生感悟与不成体系的学识素养，对我收集到的材料进行了过滤与“心证”，所以，你看到的这本书，跟你看到过的类似题材的书会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章法也许并不严谨，但也不会出现干货不够拼命灌水的情况，还有，就是你可能会在一些拐弯处看到我不小心外露的不良情绪、过雷言辞与偏激思想。
　　这不是一本俯瞰“超级女声”及旧天娱传媒的书，我引用舞美师的博客、零散的媒体报道和其他学者书家的观点，一是为了描摹湖南广电的生态环境与气场，二是为了给自己和读者以不同的视角。我无意冒犯更无意伤害湖南广电和书中指名道姓的一些人，在我和王伟的谨慎考量中，我们甚至舍弃了一些敏感的、可能引起误解与分歧的素材与表述方式，但我们不能保证已经做得干净彻底。作为一种弥补，我特别愿意并真诚欢迎上述当事人就书中所涉内容批评指正，如果能提供人证物证则更好，我随时准备更正与道歉。当然，对已经面世的这一版本，我们并不躲避理当承担的相关名誉的、法律的责任——除了王伟和他的团队，我几乎不认识书中提及的其他任何人，我没有伤及无辜的行为动机与故意，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还原旧天娱传媒的本来面目，以使它具有被解剖的标本意义。
　　在收藏界有收藏瓷片一说，因为珍贵的整器越来越稀少，只能退而求其次。写有《片面之瓷》的白明先生说，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
　　《非常媒·戒》是片面之词也是片面之瓷，我不奢望它有足够的震撼力，我只能保证，王伟和他的团队，曾经是旧天娱传媒整体存在的一部分，他们的“叛逃”让“整器”出现了一个窗口，可以让更多的有心人，正视或窥探它的全貌。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与王伟的新活动传媒有关，与篮球B1有关。
　　这是王伟正在从事的事业，王伟要将新活动传媒打造成中国活动运营的第一品牌，他要借助传媒的力量，用娱乐的手段将中国的节庆活动、商业推广活动、公益慈善活动甚至体育活动搭建成新兴的强势传播媒体平台，他把这称之为“新活动、新媒体”。
　　王伟曾经用超常的好运气解释与奥运场馆五棵松篮球馆的投资者华熙国际投资集团的结缘与对篮球B1的介入，我不这么看。我承认华熙集团涉足中国体育产业是极具前瞻性的高明之举，但仅从合作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对等的。我更乐意看到的是，华熙集团雄厚的财力与王伟团队强大的执行力联姻之后，将产生怎样的核裂变。
　　由于这本书已于2008年12月初完稿，而篮球B1尚处在“现在进行时”，所以，我对篮球B1的了解与描述仅仅是个开头。不过，这反而让我和渴望更快乐、更健康的读者朋友一起满怀期待：好戏在后头。
　　在这本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王伟，向我提供写作素材和其他实际帮助的还有苏建华、谢湘林、李卫、周镇、金涛、邹高峰、易伟、王平波、王谅、李倩婷、陈佳等人，我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对于书中的引文，我尽可能注明了作者与出处，感谢他们。
　　对于一些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我难以知晓具体的作者，但他们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同样感谢他们，并恳请原创者跟我联系，以便下次再版时可以注明作者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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